刚看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内心如同被什么划过了一样，久久地沉浸在“八十年代”的氛围里，那是一个让我充满了向往和崇敬的年代，当时的每一个精神细节都深深地触动温暖着我，让我沉潜也让我明亮 。
我看到了自己曾期盼过的一切，它们在八十年代生动而真挚的发生过，那是一个无法复制和重复的激情年代，映照着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热诚、浪漫、理想主义、文化、启蒙、使命感、友情、迟到的青春……成了回顾那个年代最好的关键词。而作者则通过对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的访谈，以个人化叙述的视角来展现那个年代。在回忆中反思着那个年代的文化动因和历史意义，也折射出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追求。
经过了多年的国外“漂泊”生活后，现在的北岛更加的冷凝和沉稳，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充满了他的个人体验和反思。北岛谈到了当年大家对文学的虔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西单民主墙，与“星星画会”、“四月影会”等艺术团体的交往，这些贯穿在了《今天》创刊前的思想“潜伏期”、《今天》的创刊、停办和复刊这条主线之中。而《今天》或者说是“朦胧诗”所展现出来的八十年代成为了诗歌的黄金年代，人们对诗的热爱和激情达到了一个顶峰，但那样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时代语境：政治上的相对开放，商业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而在今天的现实参照下那时的“辉煌”则具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意义。但那一切都在八九年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知识分子的困顿与失落在都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后以一种喜剧的方式转变了，这也就引出了陈丹青的访谈主题：个体在时代面前的自我书写。他在访谈中依旧不改其愤世嫉俗的风格，眼光犀利而独到。陈丹青1982年就出国了，因此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和反思就有着其独特的异域视角，他提供的是一个当年作为“先锋”、“代表”式的人物出国后的迷惘与觉解，在一个崭新的空间里的失落与探寻。而他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集体转型的批判也反映出了他站在不同空间里的思考纬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脉络在商业主义的大潮下突然的中断，他们集体抛弃不久前的价值观，而这种所谓的自我调节、自我蜕变的处世态度在中国又何曾只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国民性格中的“特色”吗？所以，中国不会出现哈维尔那样一路坚持信仰，稳定燃烧自己的知识分子，政治制度上的弊端和社会环境的喧嚣只会让许多试图坚持的人沉没在人性的洪流里，上演着宿命的轮回。我想这也是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心理坐标而凸现珍贵的地方所在吧。他们的浪漫与追求；他们的坚持与热情；他们对文化的热切与自我心灵的重视都成了今天这个世俗物欲年代的巨大讽刺，隐喻在了时间和历史的河流里。
刚看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内心如同被什么划过了一样，久久地沉浸在“八十年代”的氛围里，那是一个让我充满了向往和崇敬的年代，当时的每一个精神细节都深深地触动温暖着我，让我沉潜也让我明亮 。
我看到了自己曾期盼过的一切，它们在八十年代生动而真挚的发生过，那是一个无法复制和重复的激情年代，映照着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热诚、浪漫、理想主义、文化、启蒙、使命感、友情、迟到的青春……成了回顾那个年代最好的关键词。而作者则通过对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的访谈，以个人化叙述的视角来展现那个年代。在回忆中反思着那个年代的文化动因和历史意义，也折射出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追求。
经过了多年的国外“漂泊”生活后，现在的北岛更加的冷凝和沉稳，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充满了他的个人体验和反思。北岛谈到了当年大家对文学的虔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西单民主墙，与“星星画会”、“四月影会”等艺术团体的交往，这些贯穿在了《今天》创刊前的思想“潜伏期”、《今天》的创刊、停办和复刊这条主线之中。而《今天》或者说是“朦胧诗”所展现出来的八十年代成为了诗歌的黄金年代，人们对诗的热爱和激情达到了一个顶峰，但那样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时代语境：政治上的相对开放，商业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而在今天的现实参照下那时的“辉煌”则具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意义。但那一切都在八九年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知识分子的困顿与失落在都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后以一种喜剧的方式转变了，这也就引出了陈丹青的访谈主题：个体在时代面前的自我书写。他在访谈中依旧不改其愤世嫉俗的风格，眼光犀利而独到。陈丹青1982年就出国了，因此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和反思就有着其独特的异域视角，他提供的是一个当年作为“先锋”、“代表”式的人物出国后的迷惘与觉解，在一个崭新的空间里的失落与探寻。而他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集体转型的批判也反映出了他站在不同空间里的思考纬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脉络在商业主义的大潮下突然的中断，他们集体抛弃不久前的价值观，而这种所谓的自我调节、自我蜕变的处世态度在中国又何曾只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国民性格中的“特色”吗？所以，中国不会出现哈维尔那样一路坚持信仰，稳定燃烧自己的知识分子，政治制度上的弊端和社会环境的喧嚣只会让许多试图坚持的人沉没在人性的洪流里，上演着宿命的轮回。我想这也是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心理坐标而凸现珍贵的地方所在吧。他们的浪漫与追求；他们的坚持与热情；他们对文化的热切与自我心灵的重视都成了今天这个世俗物欲年代的巨大讽刺，隐喻在了时间和历史的河流里。
对陈平原的访谈则呈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从容稳健和学养沛然，他的叙述描绘出了一幅八十年代清晰的学术地图，他从当年的、《大学生》、《未名湖》等大学生刊物说到“文化热”，再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酝酿、阐发和
讨论为切入点概括出了当年的文化和思想景观。他的态度也在对八十年代学术界的反思和九十年代后的几次文化事件中流露无遗，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怀念当年的文化氛围和思想的生气淋漓时总结出学术界上的激情有余而学力不足的问题，用胡适的一句话说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当年的人文学者都想影响社会，有“借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习惯（也许是当时人们普遍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的使然吧），以及学问与思想间的社会现实张力都是值得我们在回忆八十年代时好好反思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神标杆和审视者与改造社会的实质承担者之间的距离应当如何把持，在今天这个“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时代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素有狂傲之名的甘阳谈起八十年代也毫不含糊，洋洋洒洒的一大篇里不乏精彩和锐利之处，不管是从早年的西方哲学转到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是03年时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甘阳都是一个善于在思想界里制造风浪的人物。从当时他创办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到与之交往的那些学者：徐友渔、苏国勋、周国平、刘小枫……中不难看出，甘阳属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中浪尖上的人物，而他的回顾中很多涉及了当时的“哲学热”中的思想变递，从卡西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福柯，还有人道主义的兴起，他主持翻译的那套丛书《文化：中国和世界》成了当时引进和推广西学的最好的平台，与金观涛夫妇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汤一介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三套丛书，为无数渴望知识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评论家李陀则从“友情与争论”这个触角延伸出八十年代的人情世象——不装傻、不虚伪、不回避，对相关问题的表述也沉静而冷疑，其中他提到了当年影响巨大的电视片《河殇》，反思它是在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反对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刘索拉是通过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个体面对时代的心理变化和调整来诠释时代变迁所给人们带来的欣喜与阵痛，改变与颠覆，在态度中适应，在行动中坚持。而崔健则依旧生猛、激愤，那个唱《一无所有》的他依旧在呐喊，只是在这个流行快餐蔓延的今天，又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倾听呢？阿城还是那个一如既往昼伏夜作的他，岁月的年轮让他多了几分睿智和透彻，在他的回顾里，是温情更是种不变的情怀。田壮壮在电影里表达了他的自我迷惘与追问，思考与领悟，而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们，无不都是都通过自己的小说、诗歌、电影、绘画、摄影等艺术载体来表达自己独特的个人体验的，而之所以能在那个年代里产生那么多意义深远的艺术作品，是因为它们凝结着作者深深地探求与真诚，把创作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体验生命的方式，而不像今天到处都充斥着矫情和卖弄之作，那些苍白并且无力的作品让人更加怀念八十年代，怀念那些用激情和真实写下的岁月痕迹。
哈维尔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无能者的力量》中提出一个口号：活在真实中。但愿这句话能让看到它的人重新审视些什么，拒绝些什么，捡起遗落在生活中的本质与真实。不知道若干年后，我是否也会变成一个功利而媚俗的人，沉陷在人性的悖论里，但至少当我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会记得自己曾有过的期盼和热忱，记得自己曾为“八十年代”流下过的眼泪，记得那些感动过我的人和事，记得那样一个一去不返的年代。他们，它们—
—在风里永恒了“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