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裘晟佳
始于“初心”，归于“故乡”。
8月4日，陪伴我们度过三个月美好时光的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第二季，迎来了收官之夜。
故乡，是第二季节目与观众告别前，分享的最后一个主题词。
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年老时想回却很可能回不去的地方。
在这期特殊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本季最后一位来自浙江的朗读者——著名作家余华。
其实，早在第一季，节目组便向余华发出了邀请。而到了这一季，《朗读者》制片人、总导演、主持人董卿亲自出马，再次发出诚挚的邀请。
于是，余华带着他与故乡海盐的有趣往事，出现在了《朗读者》的舞台上。
【斗智斗勇的“父子之战”】
余华，中国“先锋文学”代表作家，文字冷静里透着力度，就像是一把泛着银光的手术刀；他的多部文学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读者熟知与喜爱，曾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
以上这段文字，也许是大多数人对余华最普遍的了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朗读者》舞台上的海盐老乡余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
生于杭州，长于海盐。正如余华所说，他对故乡最初的印象，是五六岁时，窗口放眼望去广阔的田野。
父母都是医生，工作很忙，并没有太多时间管教余华，以及在他看来比自己更调皮捣蛋的哥哥。
“皮一下很开心”，用这句时髦的话来形容余华和父亲的关系，是再适合不过的。
小时候，余华闯祸后，为了逃避责罚，经常一个人躲到稻田里。等父亲来找了，他又故意以哭声为“信号弹”，引起父亲的注意。
当然，在这样的“持久战”中，余华也有失策的时候。有时，父亲因为太忙没空来找他，他便只能灰溜溜地回家。
当然，余华的“调皮模式”还有很多种，他一直以与父亲斗智斗勇的为乐。当还是小朋友的他，就有不小心“玩脱”的时候。
余华现场分享了父亲给自己看病的“悲惨经历”。
原来，他小时候除了躲到稻田里这一招，还有一个逃避父亲责罚的“惯用伎俩”——装病。
“我小时候是有演技的。”余华笑着说。
然而当时自作聪明的他并不知道，作为医生的父亲，其实一眼就能看穿他的谎言。
有一次，余华又假装肚子疼。父亲问他哪里疼，他回答哪都疼，结果就躺上了手术台。
等他反应过来父母是动真格了，便开始求饶“我现在不疼了，你们能不能让我下来。”
结果呢，余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阑尾切除手术。
他至今还记得，在自己被麻醉前，母亲还很遗憾地说了一句：“以后他长大了，不能当空军飞行员了。”
当时余华特别绝望，因为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飞行员。
【那些与医院有关的“生死记忆”】
“一九八七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一时间，大部分评论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此人姓余名华，浙江海盐人。……”著名作家莫言曾这样评价余华。
在节目中，余华也分享了小时候与医院有关的那些记忆。
十岁左右，余华的家离天平间很近，平时出门上厕所必须经过太平间门口。不仅如此，几乎每晚，他都会被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
“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
然而，这些常人听起来一时无法接受的情景，却没有给年幼的余华留下心理阴影。相反，他反而能以超越年龄的坦然和淡定，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
夏天天气很热，他还会在太平间里一个小房间里的水泥床上睡午觉。
“所以文学有它的魅力，就是你能够在与你不同时代、民族、文化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你自己的感受。”
多年之后，余华读到了海涅的一首诗，“里边的一句就是‘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
也正是这些在医院长大的经历，对余华日后的洞若观火、犀利冷静的文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医院的环境里到处转，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然后长大以后第一份工作又是牙医。从我做了作家以后，我才终于远离了鲜血。”
【一个牙医的“弃医从文”记】
提到“弃医从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大概与节目中董卿提到的那样，脑海中会第一时间浮现出很多大家的名字：鲁迅、郭沫若、欧·亨利、契诃夫……
而可以加入这个“队列”的余华，可以说是十分有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中毕业的余华经历了两次高考，都与大学失之交臂。于是，在父亲安排下，成为了一名镇卫生院（其实就是牙科医院）的牙医。
然而，余华的师父，以及他师父的师父都没有上过医学院，都是靠自己摸索成了老师父的。
于是，上班第一天，在看完师父拔了一次牙之后，余华就开始“实战操作”了。
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拔牙时，已经站上操作台的他，还曾偷偷走下来问师父该用哪把钳子拔牙，然后才正式开始了他的牙医生涯。
当董卿问余华拔过多少颗牙时，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一万颗。”
从18岁到23岁，他一干就是5年。当时，他所在的卫生院位于繁华路段，农闲时没什么人来拔牙，他就站在窗边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
有一天，他突然很悲凉地想，难道自己要在这看一辈子的风景吗？
他决心改变。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经常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在街道上游荡。他觉得这样很自由，这么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才有了。
余华研究了一下进文化馆的实际可操作性，他发现自己除了写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短时间掌握的技能。
于是，正如他在节目中所说的，他开始写作了。
当时，他觉得自己虽然认识的汉字不多（说到这里全场大笑），但写小说已经足够了。
那时没有半点写作基础的余华，找来《人民文学》研究写作方法，随后便开始给所有杂志寄自己写的小说。
余华在投稿这件事上，展现出了无比的韧性。
包括他父亲，都把退稿当成了家常便饭。这家退了，没关系继续寄到下一家。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到了1983年的冬天，余华接到了《北京文学》杂志一位负责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北京去改稿。
这次改稿回来后，整个小县城都轰动了，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文化馆工作的机会。
再后来，余华的经历，便应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走走。
1989年，余华调到了嘉兴文联。四年后，余华辞去工作，正式成为“北漂一族”。
【写作，就是回家】
余华对于北京最早的印象，是1987年上鲁迅文学院的时候。当时，他在朋友家第一次看到了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的电影《野草莓》，被深深地震撼。
看完电影，他徒步三十多公里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平静下来，我终于活到了27岁以后看到了第一部电影，以前看过都不是电影。”
再后来，便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以及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话剧等等。
如今，余华在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故乡江南小镇生活的时间。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与故乡的羁绊，三十多年来从未中断。
“我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在浙江写的，而我小说中的发生地也都是浙江的。这本《兄弟》中的‘刘镇’也肯定是浙江小镇的一种抽象。我生在杭州，长在海盐，离开了杭州住在北京，我一提笔，想到的还是在浙江时的一切。我还将继续写浙江，写江南。这种影响是抹不开的，打了烙印的。”早在十多年前，余华携新作《兄弟》在杭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便这样说道。
去年年底，余华还作为本报主办的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专家评委，在报社里与其他评委一起评选出了未来的“写作之星”。
而每年像这样到杭州、上海，余华必会回家看望父母。如今，年事已高的父母住在南门，这也是余华选择朗读《在细雨中呼喊》选段的原因，这是他写给故乡的小说。
余华说，“父母也好，故乡也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而对于你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7月底，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余华的全新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它是余华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推出的一部作品。收录了余华本人亲自编选的23篇杂文，主题丰富：谈文学、谈现实、谈写作、谈艺术、谈往事……
这几年，余华频繁受邀到全球各国进行演讲、出席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打开与世界文坛的交汇。新书就是他今年来文章与演讲的集结，他分享了许多过去个人创作经历的思考与感悟：《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