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裘晟佳
始于“初心”,归于“故乡”。
8月4日,陪伴我们度过三个月美好时光的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第二季,迎来了收官之夜。
故乡,是第二季节目与观众告别前,分享的最后一个主题词。
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年老时想回却很可能回不去的地方。
在这期特殊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本季最后一位来自浙江的朗读者——著名作家余华。
其实,早在第一季,节目组便向余华发出了邀请。而到了这一季,《朗读者》制片人、总导演、主持人董卿亲自出马,再次发出诚挚的邀请。
于是,余华带着他与故乡海盐的有趣往事,出现在了《朗读者》的舞台上。
【斗智斗勇的“父子之战”】
余华,中国“先锋文学”代表作家,文字冷静里透着力度,就像是一把泛着银光的手术刀;他的多部文学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读者熟知与喜爱,曾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
以上这段文字,也许是大多数人对余华最普遍的了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朗读者》舞台上的海盐老乡余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
生于杭州,长于海盐。正如余华所说,他对故乡最初的印象,是五六岁时,窗口放眼望去广阔的田野。
父母都是医生,工作很忙,并没有太多时间管教余华,以及在他看来比自己更调皮捣蛋的哥哥。
“皮一下很开心”,用这句时髦的话来形容余华和父亲的关系,是再适合不过的。
小时候,余华闯祸后,为了逃避责罚,经常一个人躲到稻田里。等父亲来找了,他又故意以哭声为“信号弹”,引起父亲的注意。
当然,在这样的“持久战”中,余华也有失策的时候。有时,父亲因为太忙没空来找他,他便只能灰溜溜地回家。
当然,余华的“调皮模式”还有很多种,他一直以与父亲斗智斗勇的为乐。当还是小朋友的他,就有不小心“玩脱”的时候。
余华现场分享了父亲给自己看病的“悲惨经历”。
原来,他小时候除了躲到稻田里这一招,还有一个逃避父亲责罚的“惯用伎俩”——装病。
“我小时候是有演技的。”余华笑着说。
然而当时自作聪明的他并不知道,作为医生的父亲,其实一眼就能看穿他的谎言。
有一次,余华又假装肚子疼。父亲问他哪里疼,他回答哪都疼,结果就躺上了手术台。
等他反应过来父母是动真格了,便开始求饶“我现在不疼了,你们能不能让我下来。”
结果呢,余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阑尾切除手术。
他至今还记得,在自己被麻醉前,母亲还很遗憾地说了一句:“以后他长大了,不能当空军飞行员了。”
当时余华特别绝望,因为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飞行员。
【那些与医院有关的“生死记忆”】
“一九八七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一时间,大部分评论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此人姓余名华,浙江海盐人。……”著名作家莫言曾这样评价余华。
在节目中,余华也分享了小时候与医院有关的那些记忆。
十岁左右,余华的家离天平间很近,平时出门上厕所必须经过太平间门口。不仅如此,几乎每晚,他都会被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
“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
然而,这些常人听起来一时无法接受的情景,却没有给年幼的余华留下心理阴影。相反,他反而能以超越年龄的坦然和淡定,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
夏天天气很热,他还会在太平间里一个小房间里的水泥床上睡午觉。
“所以文学有它的魅力,就是你能够在与你不同时代、民族、文化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你自己的感受。”
多年之后,余华读到了海涅的一首诗,“里边的一句就是‘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
也正是这些在医院长大的经历,对余华日后的洞若观火、犀利冷静的文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医院的环境里到处转,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然后长大以后第一份工作又是牙医。从我做了作家以后,我才终于远离了鲜血。”
【一个牙医的“弃医从文”记】
提到“弃医从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大概与节目中董卿提到的那样,脑海中会第一时间浮现出很多大家的名字:鲁迅、郭沫若、欧·亨利、契诃夫……
而可以加入这个“队列”的余华,可以说是十分有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中毕业的余华经历了两次高考,都与大学失之交臂。于是,在父亲安排下,成为了一名镇卫生院(其实就是牙科医院)的牙医。
然而,余华的师父,以及他师父的师父都没有上过医学院,都是靠自己摸索成了老师父的。
于是,上班第一天,在看完师父拔了一次牙之后,余华就开始“实战操作”了。
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拔牙时,已经站上操作台的他,还曾偷偷走下来问师父该用哪把钳子拔牙,然后才正式开始了他的牙医生涯。
当董卿问余华拔过多少颗牙时,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一万颗。”
从18岁到23岁,他一干就是5年。当时,他所在的卫生院位于繁华路段,农闲时没什么人来拔牙,他就站在窗边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
有一天,他突然很悲凉地想,难道自己要在这看一辈子的风景吗?
他决心改变。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经常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在街道上游荡。他觉得这样很自由,这么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才有了。
余华研究了一下进文化馆的实际可操作性,他发现自己除了写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短时间掌握的技能。
于是,正如他在节目中所说的,他开始写作了。
当时,他觉得自己虽然认识的汉字不多(说到这里全场大笑),但写小说已经足够了。
那时没有半点写作基础的余华,找来《人民文学》研究写作方法,随后便开始给所有杂志寄自己写的小说。
余华在投稿这件事上,展现出了无比的韧性。
包括他父亲,都把退稿当成了家常便饭。这家退了,没关系继续寄到下一家。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到了1983年的冬天,余华接到了《北京文学》杂志一位负责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北京去改稿。
这次改稿回来后,整个小县城都轰动了,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文化馆工作的机会。
再后来,余华的经历,便应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走走。
1989年,余华调到了嘉兴文联。四年后,余华辞去工作,正式成为“北漂一族”。
【写作,就是回家】
余华对于北京最早的印象,是1987年上鲁迅文学院的时候。当时,他在朋友家第一次看到了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的电影《野草莓》,被深深地震撼。
看完电影,他徒步三十多公里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平静下来,我终于活到了27岁以后看到了第一部电影,以前看过都不是电影。”
再后来,便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以及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话剧等等。
如今,余华在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故乡江南小镇生活的时间。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与故乡的羁绊,三十多年来从未中断。
“我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在浙江写的,而我小说中的发生地也都是浙江的。这本《兄弟》中的‘刘镇’也肯定是浙江小镇的一种抽象。我生在杭州,长在海盐,离开了杭州住在北京,我一提笔,想到的还是在浙江时的一切。我还将继续写浙江,写江南。这种影响是抹不开的,打了烙印的。”早在十多年前,余华携新作《兄弟》在杭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便这样说道。
去年年底,余华还作为本报主办的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专家评委,在报社里与其他评委一起评选出了未来的“写作之星”。
而每年像这样到杭州、上海,余华必会回家看望父母。如今,年事已高的父母住在南门,这也是余华选择朗读《在细雨中呼喊》选段的原因,这是他写给故乡的小说。
余华说,“父母也好,故乡也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而对于你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7月底,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余华的全新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它是余华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推出的一部作品。收录了余华本人亲自编选的23篇杂文,主题丰富:谈文学、谈现实、谈写作、谈艺术、谈往事……
这几年,余华频繁受邀到全球各国进行演讲、出席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打开与世界文坛的交汇。新书就是他今年来文章与演讲的集结,他分享了许多过去个人创作经历的思考与感悟:《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