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所系，由来关乎天下之治。在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异族建立起的统一王朝，学官群体的存在更是关系到中华文脉的传承。学官，也称教官，是在官办学校主管学务的官员和负责讲学的教师。
元前期江南学官诗人群体是蒙元王朝统治下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既是从宋末遗民中分化出的隐逸群体，又是元朝庞大统治集团中的边缘仕宦群体。
一、江南学官诗人群体情况
江南学官的设置是元王朝接纳南士，以图至治的重要统治策略之一。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江南地区曾一度被视为孤远之地，管理混乱，民生凋敝。
民族矛盾的持续未解和民心不安的深深忧虑，使得忽必烈逐渐意识到必须采取汉化政策稳定江南统治。
为招揽人才、笼络人心，元世祖下诏，江南地区学官的设置，自此而始。江南学舍，对国亡家毁，漂泊无依的江南儒士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寄身安心之所。于是，许多宋末遗民在新朝新政的驱使之下，迫于生存的压力，融入了元王朝的仕宦群体。
江南学官群体在职俸上的微薄和升转上的艰难，集中体现出元蒙统治下江南儒师的生存窘境。首先职俸微薄。学官职俸首先来源于学校学田的部分收入。
江南地方学校以租佃形式经营学田，所得收入用以维持学校日常开支，不仅要用于修建庙宇、祭祀支出、生员饮食，还要支付学官俸禄。但学校田产被地方豪强霸占或被地方政府侵夺的现象十分普遍，元人吴师道《池州修学记》等都有记载。
学官职俸另有来源于政府的俸禄，但据当时的规定来看，在俸禄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大多数学官的职俸也仅供维持基本生计，而直学、教谕的俸禄恐怕难以糊口。其次升转艰难。学官不仅位卑权轻，且晋升极为困难。
学官入流指官员进入流官系统，即成为九品以上的官员。如果通过正常的升转途径，即从直学到教谕、学录，再到学正、山长，再升州、府学教授，最后升至路学教授，人也垂垂老矣，到了致仕之年。
这一历史记载是学官仕进艰难的惊人一瞥。江南地方官吏往往贪赃徇私，保举急于仕进而并无才学的富家子弟，造成学官泛滥，员多阙少的混乱局面。这种败坏的风气使得普通儒师的升转之路更是难上加难。
二、江南学官群体成员
元前期传统文学的重心在江南，而以江浙、江西为中心，随着元廷尊儒重学政策的实施，被招揽为学官的文士也多出于此。而地处南北之交的安徽地区，受益于最早恢复的北方官学，学校教育逐渐复兴，也聚集了一批学官。
元前期江南学官形成江浙、江西、皖南三大群体。江浙学官以钱塘为中心结社集会、吟诗酬唱，共抒故国之思，形成声气相投的文人群。对此群体的探究以戴表元、仇远、白珽、顾逢等人诗存较多者为重点，余者如屠约、刘应龟、姜霖等，诗存无几、资料阙如，暂不一一列述。
元前期江西学官以庐陵文士刘将孙、赵文为首，形成一个以诗文联通江西各地儒官的密切群体。其中刘将孙、赵文的仕宦情况较为特殊，尤其是刘将孙，入元后的任职之地均在福建，任所出于江南之外的情况在江西学官群体中出现甚少。
皖南之地，区域较小，却也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教学的儒官，但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生平记载及诗文留存甚少，同样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道的。
元前期江南学官群体除以上三大主要群体外，还包括湖南以及籍贯不甚明确的江南人士。比如《全元诗》中有过记载的张、丁易东等等人物。
三、江南学官诗人群体的交游
江南学官诗人群体是从宋末遗民群体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时代群体，他们既与宋亡后纯粹的隐逸群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又因其出任元朝学官而与出仕者有着必然的交往。结合该群体的仕隐心态，其交游对象也有所偏指，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点。
（一）江西学官诗人群体的交游
以赵文、刘将孙、刘壎、王奕等人组成的江西学官诗人群体，入元后并无大型的交游唱和活动，但该群体内部交游频繁，个体成员均交游广泛，这是该群体在交游方面呈现出的最大特点。
他们与入元隐居者交游。比如刘将孙等与汪元量。汪元量在南归后隐居西湖，将孙尝为之作《湖山隐处记》，对汪元量的隐逸超脱之心甚为知解。
此外，将孙亦有《汪水云复索西湖一曲棹歌，如诸公例十首走笔成此》组诗，诗以西湖景致抒发今非昔比的怅叹，而于“复索”二字可知其与汪元量时有唱和。
他们亦与入元出仕者交游。赵文与刘将孙可谓忘年之交，二人亦师亦友，感情深厚。据前之所引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一文可知，将孙受其父刘辰翁的影响，与赵文交往密切，唱和频繁。
他们还与方外之士交游。赵文与朱复古就是一个例子。赵文不仅在琴音的审美主张上与朱复古一致，在琴声的艺术境界上也堪称朱复古的知音。
他在词中描摹朱氏的琴声清越如寒泉溅雪，悲壮如易水悲歌，缥缈如杨花空转，清健如鸿鹘翔天，幽咽如老妇夜泣，声声变幻妙绝，皆在听者的敏锐感受之中，不懂琴音，焉能如是！
赵文对道家清静之境的解悟亦受朱复古的影响。二人之间的交游还延续到了晚辈上，赵文与朱复古的弟子尹起莘亦有所交游。与方外之士交游而创作的文章，可见江南学官诗人群体交游之广泛。
（二）江浙学官诗人群体的交游
江浙学官群体在交游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大型唱和活动汇聚一堂，交游酬唱。本节以典型的文人唱和活动为中心线索，以仇远为例，梳理江浙学官群体交游活动，并探讨其交游特点。
乐府补题唱和是仇远参与的交游活动之一。仇远与其他南宋遗民参与乐府补题唱和活动，并以《齐天乐·蝉》影射杨琏真迦的无耻暴行，以蝉寄寓深沉的家国之思。在互相唱和的众人中，仇远与张炎、周密的交游最为密切。
杨氏池堂宴集也是活动之一。戴表元写有《杨氏池堂宴集序》，此次唱和得古近体诗各若干篇，结集今未见，故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描述。在这次宴会上，仇远和与会众人多有交往。月泉吟社诗赛。
至元二十三年（1286）冬十月十五日，吴渭、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人举办的月泉吟社征诗活动，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历时三个月，征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其规模之宏大蔚为宋亡后遗民活动之大观。仇远亦参与了此次遗民盛会，成为诗赛中的第四十四名，并与诗社中人有所交游。
武林胜集集咏。至元二十四年（1287）冬，居住于杭州的北方诗人鲜于枢与仇远、白珽、邓文原、张楧、有在、俞伯奇等人，以“飞入园林总是春”分韵赋诗咏雪，由白珽行书作序，众人同题集咏并书诗其后，此次武林（杭州别称）胜集之序文、诗作与墨迹俱存，可谓一次诗书雅集。
《山村图》集咏。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时任御史的高克恭在泉月精舍为仇远作《山村图》画卷，此画“元气淋漓，天真烂漫”（仇远《题高房山写山村图卷序》），吸引当时众多名士为之题诗作跋。赵孟、方回、马臻、戴表元、周密、张翥、萧立之等均有诗作或题跋，后之题图者有如宋濂、李东阳、文征明、释来复等人。仇远与当时众多士人具有交游。
他们同样也与方外之士交游。仇远与方外之士多有交游，如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仇远作《书与士瞻上人十首。
（三）学官诗人的统一特点
以赵文为代表的江西学官诗人群体和以仇远为代表的江浙学官诗人群体的交游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学官群体内部交游频繁，如江西学官代表赵文与刘将孙、刘壎、王奕、罗志仁等人往来密切，这也是江西学官群体的交游主要集中于江西区域的表现之一。
而江浙学官代表仇远与白珽、戴表元、屠约等人唱和频繁，他们在宋亡后所参与的诗歌酬唱活动多属遗民活动范畴，如《乐府补题》唱和、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等。
其次，江西、江浙学官群体均是由宋入元之人，他们所结交者多是故宋遗老，如刘辰翁、周密、张炎等人，因而这两大群体与入元后隐居之士多有交游，比如江西、江浙学官多与汪元量有所交游，又与超然隐逸的方外之士相与从游。
最后，江西、江浙学官群体虽则与不少出仕者相交游，但这些仕至高位的官员如赵孟、李倜、鲜于枢、高克恭等多为书画名家，学官群体与之交游主要是艺文方面的交流，而并无攀附以求仕进的功利意图。
至于皖南学官诗人群体，则限于人数较少，生平资料阙如，且诗存甚少，大多数学官诗人仅存数首诗。该群体中唯绩溪儒士汪梦斗存诗百余首，均为宋亡后北游南归所作。此人气骨铮铮，奉诏北上后誓不接受元廷官职，归乡后以徽州路学教授一职授书育人，而后辞归。
与其从游者多为隐逸道士或故宋之友，并无元朝新贵，因此从现存诗作推断，汪梦斗所结交者多偏于入元后的隐居群体，这与江西、江浙学官群体交游的总体特点相一致，即倾向于群体内部和隐逸者的交游。
结语
从宋末遗民中分化出的仕元南人群体处于仕与隐之间，他们虽领受元朝的微官薄禄，但无意于在新朝追求荣名显爵，而是始终保持着故宋遗民的心态，经常与隐逸之士诗酒酬唱，互倾故国之思。他们之间充斥着不少交游活动，或许这也是这些学官诗人群体用以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方式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