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装饰，这是最能寄托理想文化和情感诉求的表达要素，在中西方古代胸衣上也构成了不同内涵的文化印记。
色彩缤纷与崇尚白色
中国古代胸衣最初多数是面料的本色，几乎不会用其它颜色，讲究其实用性和舒适性，但随着染色技术的进步，内衣色彩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到宋、元、明清时期，不但制作胸衣的面料齐备多样，连胸衣的色彩也变得异彩纷呈。五代南唐李煜《谢新恩》就有:“双鬟不整云憔瘁，泪沾红抹胸”之句，可见，抹胸在五代时期已经有了红色。《朱子语类》卷九十一曰:“今衣服……且随着略加整顿，犹愈于不为，如小衫令各从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绯、绿者，小衫亦绯、绿;服白，则小衫亦白。”这说明宋代的胸衣是五彩齐全，而且有了搭配的意识。元、明时期文献记载，官服中贴身内衣依然重视白色。元为“白绢中单”，明为“素白”、“白罗”中单。但这个时期民间的胸衣可谓多姿多彩，有记载的色彩就有“葱绿”、“土黄”、“鲜红”、“青”等，各色齐备。明代大诗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形象地道出:“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与内，五色粲然，使一衣胜似一衣……”的胸衣择色之道。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胸衣的色彩搭配方式可总结为两种形式:一是浓烈夸张的对比色调，一是含蓄温婉的调和色调。浓烈夸张的色彩讲求对比中求和谐，统一中求变化，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古代胸衣，常以多种色彩的组合来形成对比与差异，在间隔镶嵌、叠加等不同色彩处理中营造出浓烈、欢快纷繁的色彩效应。浓烈激情的胸衣色彩以色相对比、明度对比为常见形式。色相对比是巧妙地运用反差较大的颜色构成浓烈反差，如红与绿、蓝与黄、黄与红、蓝与红、紫与浅绿等，在明度上善于使用明暗反差较大的色彩，以形成强烈分明的画面效果。还有，就是在内衣的主要色彩确定之后，用其对比色将外轮廓或图形边缘包围勾勒，来烘托主要的色彩，使之浓烈而清新、鲜明而富有体积感。或是利用图形来强调色彩的对比效果,将强烈对比的不同色彩根据图形的需要安插在同一个平面之中，产生丰富的对比效应，达到丰富的的装饰效果，并常用黑白等中性色来间隔调和，以缓和强刺激的对比力度。
另外种完全相反的含蓄温和风格则是以差别较弱及无彩色系，经过不同的面积方位的安排，产生调和、统一的色彩情调，显得温情而含蓄、古朴而典雅。在颜色的使用上常用的形式有使用与底色相近的一种色彩,或者是选择仅仅在明度上有略微差别的几种颜色，通过图形的安排，构成单色的韵律美感。当然，巧妙把握色彩，学会调和运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古代胸衣中常将黑白两种无彩色系的色彩作为内衣的背景色，将图形变化多姿的色彩置于其中或者使用黑、白做边缘处理，起到缓和色彩对比的独特效应，或者将黑白色有组织安排地置于两个对比强烈的两个颜色之间，以达到调和的目的。内衣在装饰上使用金银，一般用作系带的材料与图形的边缘勾勒，起到强化色彩对比或调和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服用者追求富贵奢华的心理。
变化多端的胸衣色彩，有不同的色彩寓意和功利内涵，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审美理念及文化风俗。在用色习惯上跟中国古代传统色彩观念是相通的，即与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念和五行学说密切相连,又与自然界天体运行和四时的变化不可分割，形成了具有神秘主义的意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带给人以不同的联想。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基本观念是天圆地方，天地上下又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方，分属于木、火、金、水、土五德，各代表青、赤、白、黑、黄五色，历代都视这五色为正色。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五色成为天意和天德的象征，因而这种象征也表现在服饰颜色上，胸衣也不例外。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派的“五德终始”理论，认为宇宙间万物的兴衰更替，皆为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终而复始，循环不已，那么以五行相配的五色也就相应地转换，分别成为各个朝代的崇尚之色，表达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如黑中透红象征光明产生于黑暗，黄色象征天地交孕的成熟;红色是天地婚配的表征。
当然，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礼”制度也对胸衣的色彩有所影响。以某种颜色附于某种服饰而代表获得了某种地位和身份，来此区别尊卑、表示等第，具有鲜明的特定性。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中国历史服饰》记载:秦汉巾帧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唐贞观四年和上元元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的规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黄色亦有禁例。表现在兜肚上，青蓝、本白、赫褐为百姓所选;粉红、粉绿、粉蓝为宫女、妓女所用;金色、黄色、明蓝为皇室所选，尤其是金色、黄色为皇家内衣专用色，民间是禁用此色系的。这也是中国审美文化现象“尚中”的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在中国服饰文化的色彩中，便表现为崇黄，以黄色为正色，尚黄源于对土地祟拜，并受到五行学说“中央土”这一观念的深刻影响,并附和了古代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尊心理，黄色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在服饰色彩中，遂成为地位独尊的颜色，所以崇黄的审美特征，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观念。老人以黑色较多，年轻或者中年妇女使用各种不同的颜色，小孩用红色的，取其辟邪和不易夭折之意，而且新娘也会选用大红色的胸衣，表达吉祥喜庆的作用。这里，人类的精神观念通过具体的色彩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具体的色彩表现，其深层意蕴则是对自然宇宙法则和上天意志的模仿和显示，这在内衣中表现得极为典型。它将自然现象和人类的伦理观念、政治制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外化特征。
西方紧身胸衣的色彩与中国有很多很大的差别。因为更加强调形制构造和塑形效果，在色彩上略微单一。一位法国作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到:“在女性的秘密衣衫中，色彩绝对是现代品位的一种体现，毫无疑问，它来源于我们精神世界的痛苦与折磨，来源于感觉中最混沌的那一层面，来源于永不磨灭的欲望，而正是这种欲望支撑着我们去忍受痛苦与折磨—一然后将生命中最狂热而不安分的特点展示出来。”紧身胸衣有着神秘莫测的魔力，这种魔力部分源自于视觉和触觉上的吸引力。
大约在1800至1870年之间，紧身胸衣几乎都是白色的，因为西方人的审美观念中，认为白色象征纯洁，而白色胸衣把人们的视觉点都集中在紧身胸衣的造型上，而不是耀眼夺目的颜色。所以，紧身胸衣的整体风格还是质朴简洁，注重实用性。根据《巴黎人的生活》杂志上的文章:“贤良的女人穿白色的内衣，而决不去考虑其他的颜色。”甚至，白色缎带内衣被誉为“内衣中的女皇”，穿着者被形容“物如其主，高雅迷人，冰清玉洁而无矫揉造作之嫌。”而穿者自己也认为这种胸衣柔顺而富有弹性，光彩照人，柔软贴身，毫无紧绷的感觉。除了里面穿的白色胸衣外，女人们也偶尔在外衣上部饰以彩色体甲。当然，也有些例外，像大卫·威尔基的画《苏格兰的卧室》（1824）中所描绘的两位年轻的盛装女士，一位穿着浅蓝色的，另一位则穿着红色的紧身胸衣。黑色是最为性感和挑逗的一种颜色，因为黑色锦缎内衣是“令普通人望而却步的”，也是“自甘堕落的家庭主妇的心中所想”，尤其是在与蓝色的吊带袜相搭配的时候。到十九世纪后期，用五颜六色的丝绸和锦缎制成的紧身胸衣开始流行，一些评论家将其视为精神颓废和自甘堕落的典型表现。这在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身上体现明显，她们穿着的胸衣上面装饰有有孔雀的羽毛。还有一种将茶色与玫瑰色混合而成的一种锻制胸衣，很显然，这是专门为那些在道德上对自己放松要求的女人们准备的:“养眼醒目，适宜观赏”。
不难发现，西方胸衣的颜色多以白色为主调，这与西方的宗教审美观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方文化的主客二分模式,在认识论上把现象与本体截然分割对立，这为宗教及神学思想中的现世与来世的分割提供了理论根据。西方宗教发展得也早，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很强烈。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逐渐成为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宗教。在中世纪，基督教与许多国家的政权紧密结合，形成所谓政教合一的体制。可以说在西方，宗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宗教对人们的影响。这必然体现在胸衣色彩的选择上，白色成为纯洁神圣的代名词，宗教思想赋予其以新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情感，人们往往自然选择白色这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颜色来制作胸衣，从而达到对神的敬仰和向往。
纹样多元与立体单一
中国古代胸衣作为一种极为私密的服装形制是情与艺的完美结合。因为，女性所有不能在在外衣上表达的情感都可以通过胸衣来传达，它成为女性对人生价值、传统理念、艺术姿态、生活情趣等情感宣泄的最好载体。女性通过多姿的色彩编排、富于想象力的图案创意、精美的制作技艺来抒发对美的追求，对情意的表达及对身体表现的企望，反映出中国古代女性的审美理念及文化风情。
具体到胸衣的装饰表现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中所表现的内在审美情感和文化。一是纹样布局巧妙，由于中国古代胸衣形制特点，决定了胸衣的尺寸较小，图案纹样必须充分考虑到形态、面积在内衣上布局。古代女性在胸衣艺术的创造过程中，经过漫长岁月的传承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合理具有高度审美意义的典章程式，概括起来有居中式、满地式、镶缘式三种主要形式。居中式的图形处于在内衣的中心部位，常描绘具有主题性的一个单独纹样，比如一个人物故事情节、一组花卉纹样等;满地式是指图形纹样在整个内衣面积上大铺大展，底纹几乎被图形完全遮住，满地式构图的图形饱满，气势庞大，给人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镶缘式的构图重在突出内衣的边缘处理，比如下摆和胸际，常以二方连续的纹样进行装饰。事实上，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往往是三种布局方式的结合使用。因为中国在民间传统上非常重视服饰边缘的处理，在内衣方面也不例外，特别对于居中式的构图,最后一般都会在边缘做绣花装饰。像清代的兜肚在工艺上传承“以镶为美”的装饰理念，在兜肚胸襟处或者四周外沿边缘，用布条、花边、绣片、丝带等装饰材料来包缠、镶滚。镶饰边缘极为讲究，尺寸上有宽窄之分，数量上有繁简之分，面积上有大小之分，形态上有曲直之分，色彩上有调和与对比之分，所有细节的装饰无不显示手工精美的奇巧与内涵的深邃。
三是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女性将山水、花鸟、云气、吉祥物、神仙、神话故事、戏曲人物、生活人物等各类素材与元素展示在小小的方寸之间，主张着天、地、人同源同根，平等和谐的文化观念，在身体上展露以形写神的美学思想。纹样题材包含花草、动物、字符、人物等，而且这些纹样图形经过借代、隐喻、比拟、谐音等不同手法的组合搭配，赋予图纹以深刻的象征性，大体可以概括为祈福纳吉、爱情婚姻、生命繁衍、辟邪等类型。
花草图案是古代内衣中最常利用的图形，莲花、牡丹、荷花、宝相花、兰花、玉兰、海棠、菊花、松、竹、梅等很多常见的植物都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传递着各种心愿。例如，以石榴、莲藕代多子，这种表达祈子的心愿巧妙地借用传统文化的吉祥性、比拟式来吐露，含蓄而富有想象力。祈子的比拟，源于古代婚姻礼法的制约。封建礼法中男子休妻的婚姻制度，其中“无子去”排在第二位，女性自然祈求早生、多生贵子并求日后子孙满堂。据《履园丛治》载:“榴开百子”，胸衣上的石榴比拟主要祈求多生男孩。莲花与藕则有“花中君子者也”之说，莲与藕是同时生长的植物，加上莲与连又是同音同声，被引申为“连生贵子”。此外，还有以桃代寿;以牡丹代富贵;以梅、兰、竹、菊比拟君子德行;以荷花比拟品行清廉等等多种美好的象征寓意。
用于胸衣的动物图案主要有龙、凤、麒麟等主观臆造幻化的神异形象，也有狮子、虎、蝙蝠、鹿、鹤、鸡、鸳鸯、鱼、蟾蜍等世间禽兽。龙凤是各种神异动物中最常见的一种，是中国的图腾形象，是古代帝王与帝后的化身。在中国古代胸衣中，凤纹在胸衣图腾中被寄寓为祥瑞之禽，用来表现女性的化身，结构上以“团凤”为主，在四周配以云彩或花草作装饰，象征女性的美貌温柔及其华美多姿。麒麟形象被视为人间太平盛世的吉祥物和降幅送子的使者。一些被赋予特殊含义的世间禽兽也常被用来做内衣纹样的题材。比如，喜鹳纹样用来表达喜兆;用鱼纹代表“年年有余”:用鸳鸯寓意忠贞的爱情;以羊隐喻孝;以蝙蝠谐音“福”；鹿谐音“禄”﹔鸡谐音“吉”﹔用变形的老虎、金狮形象作为驱邪避恶、祈保平安及喜庆活动的符号。在应用时，常将动物和植物的图形结合在一起来表现，比如常青的松柏与千年的龟鹤、延年的灵芝组合象征长寿;以五只蝙蝠和“寿”字组成图案，成为“五蝠捧寿图”﹔以蝴蝶和吉祥花卉组成图案，蝴蝶色彩艳丽，飞舞于万花之中，象征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
在古代内衣中常常会用到一些特殊的字符来表现人们的意愿。福禄寿财是胸衣装饰中极为广泛的寄情敬拜内容。中国兜肚中对“福”的寄寓体现在“福”字符与“蝠”(通“福”的谐音)形纹样两个方面。“福”字符一般放置在兜肚的正中位置，含有“福在胸间”的装饰意味，以蝙蝠纹样的处理一般在胸际或兜肚下方及两侧，也有将小面积的蝙蝠纹样安放在兜肚中央位置。以蝙蝠纹样来作为对“福”的寄情时，蝙蝠纹样经常被倒置处理，源自“福到(倒)”的历史典故。另外也有的用“四字纹”进行装饰，这是古代女子在兜肚上用来宣扬德行贞操，表达生活态度最直接的装饰手法，直率而刻意。如“心如松贞”、“洁身如玉”、“一心一德”、“玉洁冰清”等，胸衣上的字符成为女性操守信条，体现着中国女性在传统礼教社会中对宗法伦理的信仰与恪守原则的品德,“存天理,去人欲”，既要守住不能因欲念而失身的道德底线，又要遵守妇道所信奉的“妻从夫”、“三从四德”一系列封建礼法信条。胸衣上所表现的女性德行贞操内容，一般针对成年女性与出嫁的女子而言，因为在中国古代婚姻中，有“七去”(或称“七出”)的条规:“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性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所以有知性与地位的女性在孝顺父母，相夫教子，抑制生活中的越轨现象，为人处事，品性举止等方面均不敢僭越。这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典型表现。胸衣上“四字纹”也涉及到婚恋价值、人生姿态、日常纪事等一系列内容。像“好鸟枝头”字符，表述着主人公对现实或未来婚嫁品位的追求，强调门当户对，名门闺秀必须依攀有品位、有权贵的异性门户。“花内神仙”是主人公对自身貌美的赞叹与超凡脱世能量的颂扬。“以任我心”寄寓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乐天逍遥而任其自然，听凭心情而无拘无束的生存态度。“心广体壮”所反映的也是人生的乐观态度,追求生活的平实、和谐与安康、修心养性而以康健为第一祈求。“月”字符则借玉兔(月神)的柔和、娴静、典雅、勤劳来隐喻“母性”、“女性”、“女神”，正如《礼记》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月作为女性的象征与和谐的化身，它象征意蕴长期积淀而成的审美原型和审美理想。
在中国古代胸衣中，也常把人物形象作为纹样的素材，可以很细致的表现人物的职业与装束、生活及故事情节。传统人物形象常包括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神仙传奇人物及风俗人物形象。比如描绘刘海钓金蟾的故事情节，刘海手执穿有金线的绳索，钓逗寓意财富的三条腿金蟾，这里，刘海成为赐福和降财的神明;又如表现“牛郎织女”的内容，画面由牛郎与牛、织女、喜鹊、月、田园精致和云组成，体现了神话的完整情节。以一个小孩端坐荷叶的形象配以莲花、莲蓬、桂花、笙(一种乐器)组成图案，“莲”音同“连”，“笙”音同“生”，“桂”音同“贵”，莲蓬寓意莲子，比喻多生贵子，寄予了人们对美好形态的渴望与向往。
因为中国古代胸衣不能轻易示人，私密而隐讳的性质，其装饰对女性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用目的，就是成为一个借之取悦不同性爱理念、情思内容的情欲诉求平台。如明清时代的兜肚纹样中以不同的表现手法来描绘“断桥”(许仙与白娘娘的浪漫爱情)、“鹊桥会”(牛郎织女的传奇故事)等浪漫爱情故事或传奇来表述对情的追求，突破传统的婚恋伦理守法，涌起追求真挚情爱的人文精神。明代中后期的兜肚开始形象直观地以直率的性爱动态来装饰，成为一种性教育工具来启迪新婚夫妇。这些都形象地折射了中华文化中道德礼仪、婚姻结构、服饰效能、社会表情等丰富的审美文化。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胸衣中的纹饰把象征观念与视觉审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反映出中华民族图形文化的深厚积淀和传统的审美意识形态。古代胸衣中所使用的纹样装饰主要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历史传承下来的经典佳作,这些图纹都是人们在与天地万物的交汇中，在千万年生活历程中的感悟。这些图纹的形成，是一种集体对天地万物无意识的渗透与影响，是人们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也受中华民族自身心理的制约，是一种民族心理的体现。
西方紧身胸衣的装饰多运用立体表现形式，如丝带的穿插、蝴蝶结的装饰、蕾丝的边缘处理等。仅以丝带装饰为例，一般有撑条的紧身内衣可以是闭合的，也可以是敞开的，可以带装饰，也可以不带装饰，可以内穿，也可以外穿。闭合式紧身内衣在背部中间用会用丝带系牢，敞开式则在前部用丝带系牢，然后在丝带的上面覆盖一小块V形布料，用以修饰和点缀。镂空出也可以附上丝带装饰。史料记载，1597年，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皇的佣人小矮人托马森收到两件新式紧身内衣，其中一件是外穿的紧身胸衣，或者说是一件用天鹅绒缝制的长袖紧身内衣，镶有银色丝带，用V形白色缎子装饰;另一件是法国式紧身胸衣，用织锦缎制成，内衬粗麻布并附有鲸骨支撑。十六世纪时期，曾有一位斯塔基绅士的女儿说:“亲爱的，我要拥有一件鲸骨紧身胸衣，它的两端系有丝带，我要有一件有金丝刺绣的女士胸衣……”斯塔基小姐所向往的胸衣为了使穿者始终保持着挺拔的姿态，紧身胸衣前部的中央会加有木头、金属或者其它一些坚硬的材料，然后用丝带系紧加以固定。准确地说，丝带装饰效果并不明显，实用价值却非常之高，它需要丝带不仅好看还要结实耐用，因为这与紧身胸衣的穿着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穿紧身胸衣时，是用丝带从下部开始穿进内衣的小孔中，然后一个孔一个孔地穿到最上面，逐渐收紧，系好的丝带呈锯齿状的立体效果。
当然刺绣工艺也成为紧身胸衣的装饰手段，人们会在紧身胸衣上面绣上象征爱情的图像或文字。一件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属于十七世纪蒙特彭西耶地区奥尔良公爵的夫人阿内·玛丽·路易斯的铁制胸衣上绣有王冠形状的图案作为点缀。十七世纪其它的胸衣，无论是内衬金属、触角、还是象牙的，都绘有丘比特的图案，或被剑射中的心，或是一颗燃烧的心，同时还嵌有诸如“爱在你我心间”、“剑让你我相连”等等之类的话语。奢侈之极的还会在此基础上镶嵌花边和蝴蝶结。这些装饰表达的内涵都是关于男女之爱的主题。我们从很多关于紧身胸衣的文字描述和绘画作品中，也能看到，人们更为注重紧身胸衣的立体造型和工艺制作，及其技术革新的发展对紧身胸衣形制的改良等现实作用。装饰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所要表现的主题，这与中国古代胸衣装饰上的狂热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种重造型轻装饰的现象与西方社会对紧身胸衣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西方从最初就注重人体美的表现，紧身胸衣的发明和流行更印证了这一观点。不可否认的是，女性通过这种胸衣塑造出极具性感特征的外形，是人类性意识解放的一种深刻表现。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分析紧身胸衣的服饰美学心理时发现，紧身胸衣之所以如此流行，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其性感作用。尤其在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之后，当紧身胸衣的形态成为性感符号时，承受肉体的折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束缚”只是表面的形式，其精神内涵是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通过身体的极致塑造满足人的视觉需求，达到感官刺激以得到心理满足。所以，这种胸衣是为人服务的，是出形而下为形而上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紧身胸衣体现的是人精神的内在需求和自我意识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