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建安文学，人们就会想到“建安风骨”，但是同时也对“建安风骨”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分析它的形成原因与背景，对于理解“建安风骨”则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政治环境因素
1.东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
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建安风骨”正是产生于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分裂动荡的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充满着尖锐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皇权势力与宦官势力。从和帝开始，封建专制政权日趋腐败，外戚和宦官再次开始了争夺统治权力的激烈战争。东汉末年的外戚都是开国时期的大功臣，在皇帝和太后辞世之后，由年幼的皇帝继位，此时外戚们便试图夺取国家的政权，以达到独裁。
二是朝廷势力与豪强势力。嚣张跋扈的宦官们在朝廷的支持下，大都横行暴政，搜刮民脂民膏，从百姓手中掠夺大量的财物，使得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
地方豪强势力借此天下大乱的机会，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势力，以保卫家园的名义开始招兵买马，逐渐发展了强大的军队力量，与朝廷形成对衡之势。
三是豪强势力间的大豪强势力与普通豪强势力。豪强势力内部的关系也日益瓦解，大豪强势力想要吞并普通的豪强势力，各地方的普通豪强势力之间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交战。
四是士族势力与上述各方势力。士族势力作为在豪强势力与皇权势力之间兴起的新兴阶层，当时他们看到了汉室皇权无药可救，失望至极，联合朝廷中一些正直和受到排挤的官僚们，共同反对宦官专权，也得到了当时太学生们的支持。
五是封建统治势力与当时民众势力的斗争。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纵容之下，宦官势力猖獗，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桓帝、灵帝时期，统治者们甚至直接卖官鬻爵、荒淫无度，和宦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腐败的封建皇权下，广大人民食不果腹，生活艰辛。再加上水灾、旱灾、虫灾等天灾不断发生，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使得社会矛盾尖锐不堪，一触即发。
东汉的统治者们不光剥削压榨农民百姓，同时也对边境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掠夺，长年不断的战争，使得士兵大量死亡，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
2.军阀割据战争中的动荡形势
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汉末社会的动乱，打破了西汉以来王权一统天下的社会局面。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拥有兵力的地主军阀们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农民起义时期他们表面上拥戴皇室，所以没有受到打压。
当势力范围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时，他们便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兼并，合纵连横，兵戎不息，形成了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再现战国乱世的动荡形势。
建安之初就是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分崩离析的动荡不安的时代，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文人作家们大多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亲眼目睹凋零残破的现实，饱受战乱之苦和流亡的艰辛。
一方面他们同情人民，感情深沉忧郁，渴望天下的统一，残酷战乱局面尽早地结束。另一方面，在支离破碎的战乱社会中，他们并没有失去勇气，而是激起了统一天下的斗志。这种深深地忧思和进取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得作品显出苍凉激昂的格调，造就了慷慨昂扬、悲而不哀的诗风。
东汉末年动荡严酷的战乱生活，以及建安初期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百姓有的死在了屠刀之下，有的死于饥饿疾病，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文士们面对这种悲惨的社会现实，自然激起了他们创作的激情，这些都为其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为“建安风骨”的形成提供了源泉与土壤。
3. 三足鼎立后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
魏、蜀、吴三国形成鼎立的局面之后，统治者们都试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的社会生活。
三国都休养生息，储蓄力量，创造了一个相对建安初期较为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人民也不再遭受颠沛流离之苦，过上安定的生活。建安后期安定的社会局面为“建安风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环境的稳定为文士提供了富裕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由此得以丰富多彩，文士具有着便利的创作条件，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这个时期内他们创造出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建安风骨”，总体上来说有三类：
一是抒发建功立业之情。作品直接描绘了战争和社会生活场景，表达了想要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和东汉末年“建安风骨”刚刚形成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显得更加深刻。
二是进行灾难的反思。作品中有大量地从思妇、孤儿等角度来间接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以此来对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人生进行反思，题材涉及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愈加广泛。
三是对生命的无奈和对生命的咏叹。正是由于文士们刚刚经历过悲惨的混战，对于当时满目疮痍的场面还记忆犹新，所以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了生命易逝，人生苦短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如果说前期的战争给文士们提供了创作的素材，那么后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则是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条件，“建安风骨”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拓展与完善。
二、文人的审美群体性的创作需求
1.曹氏父子的影响
曹氏父子在建安时期的政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推动着建安文学的发展。这两方面都深深地影响着“建安风骨”之精神内涵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政策的推进作用。
两汉时期，文士们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和言辞都循规蹈矩。曹氏父子执掌国家政治权力之后，制定着一系列的文化政策，突破了两汉以来的僵化局面，直接影响着文人们的创作倾向。
曹氏父子极为轻视两汉以来的儒学传统，提出“唯才是举”的新用人标准，不再以忠孝仁义道德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而是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文士们可以率性而为，大大地解放了思想，文学上开始出现了抒情化的作品。
建安时期士人和帝王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与两汉时期不同的新特点，士人们的精神相对自由，与帝王的交流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
二是创作实践上的表率作用。
曹氏父子不光从政治地位和文化政策等外部条件去影响建安文学和“建安风骨”的发展，也以自身优秀的创作实践为建安文士们立下典范，成为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
2.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
“建安风骨”形成之初的“党锢之祸”虽然限制了文士们的自由言论，但是士人们的精神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又被激励了起来，曹操建立了政权之后，文化上开阔包容的胸襟，以及建安时期慷慨激昂的主旋律，使得东汉末年的文士精神再次得到了张扬。
曹操任人唯贤的文化政策，使得汉末士大夫及其后代聚集在了他的周围，以三曹和七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出现了。由于他们的活动多集中于邺城，即被称作邺下文人集团，这是“建安风骨”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3.尚悲的审美心理
在中国远古时代，先民们靠大自然所赐予的富饶土地而生存，形成了早期的农耕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现着中国独有的“乐感文化”。
在早期的神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女娲补天，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都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乐观精神。这种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先秦时期萌发的儒家文化，直至两汉儒家统治天下，一直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主流地位。
而到了建安时代，尚“悲”却成为文士们的审美心理，主要是由于战乱的社会环境给文士们带来的忧患情绪所造成的。
文士们这种尚悲的审美心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有两个方面：
一是交错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和人生无常的悲哀。建安时期社会的动乱以及军阀割据的局势，一方面激励着士人们建功立业和统一国家的宏伟愿景，另一方面也让士人们经历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苦难生活。
这对于士人们来说不仅仅是仕途生活的没落，更是对于其人格精神上的污蔑。身心倍受摧残的士人无力改变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生存问题，便选择了文学创作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无力掌控的人生都以一种悲凉情调表现在了文学作品之中，“建安风骨”也因此而以悲情为美。
二是注重内心精神悲凉感情格调的渲染。建安士人们在摆脱了三百多年以来的思想束缚之后，心灵突然被唤醒，意识到了人生的珍贵。社会的动乱又使得他们发现了自己细腻而又感伤的内心世界，他们热爱自己的人生，但是又无法摆脱人生的苦难，于是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注重对内心感受的悲凉格调的渲染。
文人们尚悲的审美心理深深地扎根于动乱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在创作中袒露着自己的悲凉情思，同时又在这悲情的感情世界中得到自我的满足和升华。所以说“建安风骨”是建安时期文人群体“尚悲”审美倾向的创作需要。
三、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推进
1.文学传统的影响
“建安风骨”的形成直接受到了之前文学传统的影响。建安文人吸收前代文学中优秀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得建安文学得以繁荣发展，“建安风骨”得以产生，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创作方法上。
《诗经》对于“建安风骨”的影响最大。建安文学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是这种继承又不是简单的因循守旧，而是借鉴其基本精神进行创新。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篇通过描写秦朝修建长城之事，来对当时繁重的徭役进行揭露和批判。诗中还采用了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即是书信对话形式，可以说此诗从形式到内容都直接地继承着汉乐府民歌的文学传统。
2. 五言诗的发展
在“建安风骨”形成的过程中，诗歌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其中五言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建安时期，五言诗迅速发展，成为建安文学作品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体裁。
“建安风骨”的形成自然受到了五言诗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五言诗和其他的诗歌形式一样，都源于民间，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在形式上都受到了民歌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诗经》以四言诗为主要句式，其中偶尔掺杂着一些五言句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辞》中出现了五言诗的雏形，这里面虽然有语气助词“兮”，但是仍然是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五言诗的独立形式。
在秦代也出现过不成熟的五言体，到了西汉时期，五言歌谣逐渐增多，也逐渐成熟。同时汉代辞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汉以华丽的辞藻、夸张手法为特点的大赋盛行，到了东汉内容充实、体制短小的抒情小赋得到了发展，成为主流。五言诗得益于汉代辞赋。
汉武帝时，设立乐府机构，大量收集、改编民歌，这些民歌大多是五言诗的形式，这便使得文人们开始进行模仿创作，为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之后五言诗的创作日趋成熟，汉代《古诗十九首》即是其典型。五言体自东汉末年开始成为普遍运用的诗体，并且在建安文人的手中把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
建安时期的诗歌，是在前代诗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之所以成为建安时期的主要形式，是与它自身所具有的优点密切相关的。在五言诗之前，诗歌以四言为主，四言诗句子短小，内容容量较小，节奏单一，诗人不容易抒发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
且在《诗经》之后，大部分的四言诗皆有摹仿的痕迹，很难超越而得到发展。五言诗相比于四言诗，句子较长，内容容量较大，音节丰富多样，不受限制，诗人的情感容易表达出来。建安时期动乱的社会现实，使得诗人们情绪激昂，感情喷薄欲出，而五言诗则是最合适的载体，因此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得到了十足的发展。
同时，建安文人们大力倡导运用五言诗去创作，在文学实践中作为领袖人物的曹氏父子大量的五言之作起到表率作用。以及他们所提倡的进步的文学观念，都影响着五言诗的创作。总之，“建安风骨”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五言诗发展又延续着“建安风骨”。
总结
动荡的时代，人们纵情任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试图冲破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思想文化观念发生断裂，儒家文化失去了独霸天下的地位，道家思想一跃成为显学，但是儒家思想仍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价值之中，引导着人们的生活与观念，从未缺席。
“建安风骨”之所以那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是文化裂变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之中，传统价值观念与叛逆精神之间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