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家长，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当代的安全与机会标准，保护孩子的安全，确保他们获得适当的机会，为此，我们不得不时时处处进行大量的干预。如果有幸跻身中产阶级，我们就有时间和金钱做这些事。
让孩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获得成功，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因此，在孩子的童年，我们抱着“不能犯错”的心态陪伴他们，尽可能多地控制各种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生活，但还是担心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就不会成功。好消息是，我们非常乐意为他们服务。“在场”已经成了我们努力的核心部分，也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父母的核心成就感。
这意味着，在过去，当孩子白天出门时，父母会跟他们说再见，然后相信孩子一路遇到的成年人的能力，相信老师会教得很好，相信校长可以有效管理学校，相信裁判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而今天，对管理孩子生活的制度和权威人物，我们可不敢太过放心。于是，我们为自己创造了各种角色，既充当孩子的私人教练，也扮演类似高级经纪人在好莱坞明星生活中的角色：观察者、打理者，往往还是中间人。
在孩子与其他成年人的所有交往中，我们作为第三方深度介入，有时还表现得咄咄逼人。我们从不缺席，要么亲自出场，要么通过手机远程参与；我们阴魂不散，充当孩子的眼睛、耳朵，帮他们预测问题，为他们提供文件、材料，在他们需要提问或回答问题时进行干预。我们不信任制度和权威，也不相信孩子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简而言之，我们不相信任何人。
为他们击球
现在，当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我们会紧紧地盯着。如果小乔尼抢了小简的玩具，我们就赶紧为简出头；如果小乔尼遭到小简父母的白眼，我们就急忙代小乔尼道歉，或者挺身护着他。我们监督小学的课间休息，确保每个孩子友好相处，没人受到排挤。我们如此全情投入，以至于当孩子玩具被抢、遭到耻笑或者没有玩到轮胎秋千时，好像比他们还伤心。
今天的爷爷奶奶觉得我们过分保护孩子，有些行为堪称荒诞。有一天，我正好听到多恩·戴维斯（Donne Davis）在城市的全美公共广播电台上那么说，所以联系上了她。戴维斯为旧金山湾区的祖母们创办了名叫“嘎嘎姐妹”（GaGa Sisterhood）的社交网络。
她告诉我：“妈妈们似乎介入太深了，她们为孩子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孩子自己想办法。孩子之间发生的事情演变成了妈妈之间的一场场好戏。我们当祖母的有话想说，可如果说多了，自己的孩子可能就会限制我们接近孙辈。”
她说得对。我自己家里就有发生这种代际政变的苗头，尽管我做梦也没想过限制她接近孩子，因为我还要靠我妈帮我看孩子呢！
瞧，祖母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长大的。作为父母，他们并不十分警觉。实际上，在备孕期间，她们抽烟喝酒；在上班或者“寻找自我”时，她们会把我们丢在家里；她们还创下了破纪录的离婚、再婚率。很多生于20世纪60或70年代的人，小时候的生活自理程度，如果放在今天，可能会被视为父母的疏忽。也许一定程度上，我们对孩子的过度养育正是对我们的父母自由放任措施的反应，因此也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抚养孩子的建议。
不过，我赞同戴维斯的看法。我们与其他家长争论，抢夺孩子的角色，介入孩子的生活，出面把事情摆平，那孩子就没有机会自己学会做事情了。 她的这些说法我特别赞成。
，波·布朗森（Po Bronson）和阿什利·梅里曼（Ashley Merryman）开创性的著作《教养大震撼》（NurtureShock ） 就像一个宣言，指出当今时代养育孩子的策略适得其反，认为孩子不学习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是父母总试图帮助他们的“意外后果”。
我们是门房式爸妈
我们不只帮孩子扫清了沿途障碍，还积极主动地采取预防措施，甘当孩子的眼睛、耳朵及大脑。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否属于590万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儿之一，我们都会帮他们注意。我们会在过马路时注意十字路口的车辆，新生训练时注意老师，赛季开始时注意教练。
当孩子们无聊地站在那儿，或者沉浸在游戏、智能手机中，或者，如果我们运气好，他们竟然在看书时，我们就会赶紧集中注意力。在孩子返校的前一晚，我们把硕大的身躯挤到孩子小小的课桌边，让孩子注意“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以便他们在五年级时取得成功。好像想进大学的是我们。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好的宿营回忆。无论是去哪里，也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吃的东西可能都很糟糕，但经历却是顶呱呱的。
这其中的部分价值在于我们得靠自己，虽然不是真的一个人，但不在所谓的舒适区，也不在青少年指导者细心或不那么细心的目光范围内。我好奇如今的宿营体验是否会受到父母过分介入的影响，所以做了一番考察。
每年夏天，数以万计的青少年会参加“青年基督徒”（Young Life Christian）夏令营。“青年基督徒”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个外联事业部，85%的营员来自非基督徒家庭。如果孩子们真正投入到活动中，就有机会学习和成长，并获得极大的乐趣。同任何需要沉浸其中的经历一样，如果手机把你和家人绑在一起，那你就很难沉浸其中。
所以“青年基督徒”夏令营明确规定，营员在参加为期一周的宿营活动时，禁止携带手机。当满载新营员的大巴车快开进营地时，辅导员会宣布上交手机，一周后，在回家途中返还。
“青年基督徒”主管宿营的副总裁史蒂夫·汤普森（Steve Thompson）说，父母会违反这项规则的要求和精神。“我们事先明确宣布了政策，可有些家长给孩子带两部手机，要求交出手机时，孩子可以上交一部，然后用藏起来的第二部手机偷偷和家长通话。”
汤普森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对基本制度和权威人士缺少信任，无论是对教育系统、政府部门还是宗教机构。显然，即使送孩子去一个根植于宗教道德和价值观的营地，父母也仍然觉得，为了满足与孩子不断联系这个“大目标”，谎言是可以接受的。
表面上，寄宿学校是一处父母不在场的地方，但情况并无不同。家长会打电话给宿舍工作人员，让他们为生病的孩子做汤；期末考试时，因为怕孩子吃不饱，还会让他们为孩子做比萨；学校放暑假时，他们会飞到学校帮孩子收拾东西。如今，有些有钱的父母选择在学校附近买房或租房，因为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什么。
泰·廷利（Ty Tingley）曾任马萨诸塞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和明尼苏达州布莱克学校的校长，现在是全球大道学府的主管。
他告诉我：“埃克塞特学校有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象，父母让孩子注册为寄宿生，可6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些家长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当‘好父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复杂，对此，我给他们的回应是：‘独立生活经历是寄宿学校的一大特点，孩子会通过自己洗衣服培养起独立性。’
说到洗衣服，我亲眼看到有父母来大学校园帮孩子洗衣服。这不是谣言，也不是斯坦福大学独有的现象，各地校园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多年来，西点军校为美国培养了最有前途的一些年轻人。这所学校位于纽约北部哈得西岸，距纽约大概90分钟车程，它的使命是“教育、培养和激励学员，让每名毕业生都有资格成为领袖人物，致力于责任、荣誉与民族价值，作为美军军官，为取得职业卓越与服务国家做好准备”。
他们的目标是让年轻人做好服务国家的准备，而且，美国刚一成立，就直接把这些年轻人置于了受伤的境地，所以我想了解，他们认为在大学生和年轻人的生活中，父母的角色有什么改变。
利昂·罗伯特（Leon Robert）上校曾在阿富汗服役，之后担任西点军校化学和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遵照协议行事，明确表示他谈的是他个人看到的轶事，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立场。“从西点军校毕业时，学生被授予美国陆军少尉军衔，”罗伯特上校告诉我，“绝大多数男女毕业生都很优秀，行为符合规范。
但是，有些人的父母介入过度，比如开车送他们执行首次任务。这个数字在缓缓上升。”我吃惊不已，努力想象这种情形。他接着说：“你不需要你妈和你一起出现在布拉格堡前门，不需要她帮你找公寓。你都二十多岁了，应该自己和房东去打交道，那是成年人行动能力的一部分。
我们的毕业生是性格成熟的领导者，做好了领导美国儿女的准备，他们拥有各种应有的工具，可以成功完成军队派下的各项任务。然而，有一小部分父母不会或不能‘放手’，继续在成年孩子的头顶盘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