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分别是欧洲和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希腊马名人传》以细致描绘希腊罗马时期的上层社会名人与英雄而著称于世，《史记》以刻画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授元年三千多年历史中的各阶层人物而驰名中外。
《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作为中西传记文学史上的传统传记著作，为中西传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作范例。普鲁塔克曾游学雅典，跟随阿摩尼学习多门课程。他还兼修诗学、演讲、美术、音乐和自然科学。随着游学结束，他还去到了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普鲁塔克为撰写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前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无独有偶的是，远在中国的汉代文学家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也非常注意对文献典籍的翻阅和考证，并且还亲自考察历史发生地，为《史记》的现世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不得不说，二人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值得比较。就两部作品对传记人物的选择以及史料的处理展开研究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史记》的史料的真实与虚构进行新的探索。
对传记人物的选择
《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对传记人物的选择颇有研究意义。普鲁塔克一共写了 50 位传主，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帝王、将领、哲学家以及政治家。而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大约写了两百个主要人物，士农工商、医卜星历全部容纳进来，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普鲁塔克与司马迁出于怎样的写作目的，在挑选传主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
首先，从阶层来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传主大都是奴隶主贵族或社会地位很高并享有极高的名声的人物。反观《史记》就显得十分亲切。《史记》从开国皇帝写到领兵打仗的将军宰辅，从高风亮节的诗人到混迹于市井之间的倡优手艺人，包罗万象，几乎哪一个阶层都涉及到，并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其次，无论《希腊罗马名人传》还是《史记》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并不充足，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缺乏。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出现的女性大都是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没有自己选择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这种情况在《史记》中也未能幸免。
从传主的最后结局来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作者只是依照实际情况来记述，而《史记》或许受司马迁个人情绪所影响，大多数人物的逝世都带有悲剧意味。韩兆琦先生说过，《史记》中大部分传主都有着被杀或自杀的结局。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传主的死亡似乎并不带有特殊的意义，他很平静、自然地描述传主逝世时的场景。
第四，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充斥着对道德的伸张和哲理性的议论。同时，有学者认为普鲁塔克对传主的一些负面的行为加以“遮掩”，主要展示传主积极和正面的品德。于普鲁塔克一以贯之的道德目标不同，司马迁对传主性格的善良与邪恶等方面都充分地涉足，并没有刻意去遮掩或混淆历史人物身上的优缺点。
结合以上几点，从传记人物的身份来说，普鲁塔克与司马迁选择此类传主，其根本原因在于符合自己的著述目的和目标。《希腊罗马名人传》最初创作的几篇传记是献给普鲁塔克的朋友兼罗马帝国大臣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显然不宜选择平民或者有违罗马统治阶级意志的阶层人物。最合适的莫过于有着希腊罗马时期的皇帝和军事将领、改革家等身份的传主。
而司马迁的《史记》并不是为了送与谁或者凭此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他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从这一写作动机为出发点，司马迁才能够秉持客观，对所选的传主能够客观评述。
对传记材料的处理
从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传记事实的来源十分复杂。从历史事实到传记事实的拣选过程体现了传记家对传记材料的把握。就史料而言，《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这两部著作基本上都有理有据。
《希腊罗马名人传》取材相当广泛，不仅涉及古代希腊罗马的藏书典籍，还深谙众位悲剧家们的代表作，对荷马史诗更是知之甚详。除此之外还需注意，普鲁塔克在青年时期曾到雅典游学，常常在传记中他还谈及自己到过的地方。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史料，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普鲁塔克非常重视立传前的史料积累工作。搜集充分的文献典籍和传闻轶事，才能更好地展开传记的写作。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文献、诗词、戏剧、律法乃至前人的一些传记作品。这些史料为普鲁塔克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线索，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学及史学价值。
《史记》的史料来源同样非常广博。司马迁素来被称之为“学贯文史星历”的通才，他游历祖国的山川湖海和历史遗迹，搜集了许多流传下来的故事轶闻。到实地去考察是司马迁重要的收集史料的手段和方法，也是这种追根究底的方法，恰恰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成为“国民的历史”。
总之，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在对待传记的史料问题都有着“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不惜去到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中去考察，便游“四海名山大川”去证实史实。
但是从创作目的的角度出发，二者虽同样重视历史资料的考察，但不免会在传记中表现出不同的描述趋势。
司马迁牢牢把握住纪实的要旨，谨慎考证，仔细辨别史料的真伪，尽量做到客观记述。所以，刘向、杨雄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众多学者研究发现，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一些史料仅仅只是传闻，但普鲁塔克考虑到与传主的品行相符，便记录到了传记当中。《史记》中这种现象反而非常少见，但对于极少数人物的描写显得空洞，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意识。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描写屈原就有些主观臆断的嫌疑。
史料的真实与虚构
史料是传记写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传记事实的重要来源。在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中，史料被看作是历史事实，但究其根本，历史事实到底是谁的，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历史学家的还存在分歧，并无定论。关于历史事实，主要有三种观点可供参考。
巴勒克拉夫是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我们所阅读的历史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并不是完全是事实。卡尔·贝克与之表达了类似观点，但根本上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但是优势在于充分地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的再创造考虑在内。
与之相反，部分学者却认为历史学家能动创造和积极反映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先客观存在，历史学家们才能够有描写和再创造的对象。
除开这两种观点，还有一个辩证的观点，即以耶日·托波尔斯基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的关系是辩证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事实的程度有关。
以辩证的观点看历史事实，其优势在于充分地认识到主体（历史学家）对客观事实的认知有着阶段性。如果将辩证的方法延伸到传记作家身上，传记作家的每一次搜集史料的过程就是一次重新认识传记主人公的过程。这也是莫洛亚等传记文学家强调传记家一定要尽可能搜集所有历史资料的原因。只有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够认识到隐藏在材料背后的传主及其个性。
《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收集和引用的历史事实是庞杂的，但对于传记主人公言行的描写，则关系到传记家的创作能力。两位作者惟妙惟肖地还原了当时传记主人公的说话场景。他们借鉴的历史事实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传主说过的话未必全部都是可信的且一字不差的。这些皆是传记家依照历史事实来推演或猜想出来的假说。
因此，关于“历史到底是谁的”这一问题，给当代传记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学术范畴。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将其还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既然带有主观性，就意味着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有差别，达不到真正的真实。
这一点也从侧面印证了普鲁塔克与司马迁广泛收集史料的必要性。只有在不断收集史料的前提下，传记家才能够无限接近真实的传主，即传主真实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