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下我国高校招生入学的主要方式，高考已经展示了考试制度所能发挥的巨大的指挥棒效应。而作为大规模统一考试的起源，科举制度在封建时代同样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产生了显著的指挥棒效应，从诞生之日起，贯穿了科举时代的始终。由此，通过科举的指挥棒效应，在门第凭借轻易入仕之路受阻和科举取士的利害性提升的背景下，无论寒门或世族都积极投入科举考试中，科举制度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和显著性得到体现。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寒门官员，打破了门阀世族对官场的垄断。
一、选拔形式更替：消解延续数百年的门阀政治影响
1.科举制度的出现
在科举制度创立前，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由于制度功能遭到异化，两种制度造成并助长了门阀世族政治团体，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维系。由此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运用强大的考试制度指挥棒效应，逐步消解了门阀政治影响，解决了困扰历代统治者数百年的政治难题。首先唐代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分为生徒和乡贡两类，允许自学成才、报名并通过州县考试应举的乡贡参加科举。其次，采用考试作为人才评判的标准。唐代科举考试分为进士、明经等诸科，以考生的才学作为评价标准，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2.科举制度的变化性
科举制度的出现，发挥了指挥棒效应的变化性，使出身贫寒的下层民众和庶族地主得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引导确有实干的人才参与到封建政权的组成结构中。而考试制度的设立，将人才选拔的权力由地方收回中央，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凭出身门第、个人喜好进行人才选拔的现象，使门阀世族再难轻而易举地凭借世家背景入仕。与此同时，唐王朝还不断通过抬升科举入仕者的地位、给予特权的方式，增强科举考试的利害性，为科举制度赋予了指挥棒效应的隐性强制性，吸引门阀世族的子弟同样参与到科举考试中。这一方面体现在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员比重逐步增加。唐太宗的29位宰相中，只有3位是科举出身；唐高宗时期的41位宰相，科举出身者上升到13人；到了武则天称帝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占总数的一半，并在唐玄宗时期上升到三分之二。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正逐步成为唐代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世家子弟若想延续家族辉煌，只能和士子一同投入到科举竞争中，科举考试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得以彰显。另一方面，进士登第后可以跨马游街、曲江游宴，给予士子极大的社会声望；而登第后即可免除徭役的制度，则赋予士子实在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家族的延续和传承。科举考试指挥棒效应的显著性和强制性得到保障。
二、考试内容更迭∶影响千年文人风气
“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为了科场中式、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人士子不得不向科举考试内容靠拢，重科举之所重，轻科举之所轻，随着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不同文风和体裁间来回切换。于是在科举指挥棒效应的作用下，科场内容的风向会轻易地影响并作用于文坛风向。科举考试的内容偏向可谓是文坛的风向标、晴雨表，其影响力贯穿千年不衰。
1. 唐代“诗赋取士”：唐代诗文盛行一时
唐代进士科设立之初只考察策问。策问答题有一定的规章套路，有迹可循。于是有人收集登科进士的策问文章编辑成册，命名为“策学”，供考生参考作文。一时间人人争相效仿，进士科策问“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考生作答只是“旧文”，无法切实选拔真才。这也侧面反映出科举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和显著性。
永隆二年，唐王朝对科举的考试内容加以改革，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并在神龙元年形成了帖经、杂文、策问的3场考试形式。所谓的杂文，起初指箴、铭、论、表之类的政府公文，开元年间加入对一诗或一赋的考察，并最终在天宝年间完全考核诗赋，成为唐代“诗赋取士”的源头。另一方面，唐代科举采用每场定去留的考核形式，因而首场考试的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唐代前期三场考试的顺序是帖经、杂文、策问。中唐以后，随着社会上诗歌风气盛行，以及诗赋的音韵格律有一定的评价标准，考试顺序最终变更为杂文、帖经、策问，并一直延续到唐末。帖经考察经文的背诵和默写；由于有“策学”的出现，考生大多模仿旧文，策问选拔鉴别的功用大幅下降；因而以诗赋为主的杂文考试，本就是在3场考试中最能展现考生真实才学的。将杂文提至首场，更是大大提升了诗赋在科举中的重要性，为诗赋赋予了高利害性。
由此唐代科举“诗赋取士”的风气正式形成。在“诗赋取士”的指挥棒效应指引下，唐代社会形成了重视诗赋的文学风气，并激励了一大批文人投入到诗歌创作中，这是唐诗空前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科举也成为唐诗创作的重要素材。据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四万多首诗歌中，有2500首的内容与科举相关；创作者超过600人，占作者总数的38%。可见科举“诗赋取士”对唐诗繁荣的正向作用。
2. 宋代“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儒家文化地位再难撼动
宋初科举制度承袭唐制，考试内容“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此举虽有利于诗赋繁荣，但士人在科举指挥棒效应的导向下，“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他”。对此，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重大改革：废除了诗赋、帖经和墨义，首场考察本经（《诗》、《书》、《易》、《周礼》、《礼记》之一），次场考兼经（《论语》、《孟子》）大义，三场考论，四场考时务策。王安石主导的科举改革在考试内容上扭转了自中唐以来注重“诗赋取士”的风气，极大地提升了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内容占比和重要性，使科举逐步向经义取士而转变。
但王安石改革却忽略了科举指挥棒效应对士子的强大作用，衍生出新的问题。因为本经只需选择一经考察，于是为了集中精力，士子除了学习自己所考的一经外，对于其他经书、诸子百家和历史书籍，“无复有读之者”。由于创作诗赋时常要使用典故，因而士子必须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皆要有所涉猎。经义取士后，考试范围被限定在一经和兼经中，客观上使读书人应举需要的知识储备减少、知识面变窄。正是在科举指挥棒效应广广泛性、显著性和强制性的持续作用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干的地位再难撼动。
3. 明清时期：八股文主导士人文化活动
明清两代期，科举考试成为“国家抡才大典”，大小官员的选拔必须经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其选才功能得到空前重视。伴随着科举考试利害性和强制性大幅增强，其指挥棒效应的广泛性、显著性和强制性也越发显著。明清科举采用3场考试形式，其中最重要的首场是对八股文的考察。于是在科举指挥棒效应的作用下，八股文成为了明清两代读书人文化活动的主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学校和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属品，其教育内容大幅偏向于八股文。明清两代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空前紧密，“科举学校”，学校成为了应举人才的储备基地。
三、科举变革和停废：迫于无奈消解科举指挥棒效应
以八股文这一侧重于智力测验的考试文体选拔治国官员，是对科举内容、形式屡次变化的纠正，也是对防弊难度提升的一种妥协。在明清两代波澜不惊、平稳运行了500余年后，面对西方坚船利炮入侵、内忧外患毕至的艰难处境，科举制度也面临重大变革。1901年，清廷下令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为考察包括学校、财赋、兵制在内的各国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指挥棒效应并没有因为八股文的废止有所减弱或是消失。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科举产生重大变革的一年之内，就有10余种内容不一的新式书籍出现，并受到广大士子的追捧。这一现象也侧面证明了八股文只是明清科举考试的载体，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指挥棒效应。
即使废除了八股文，科举取士的指挥棒效应凭借其自身具有的高竞争性和高利害性，也仍然强大如初。但也正因其强大的指挥棒效应，科举最后不得不被废止。明清500余年间，学校一直作为科举的附属品，其存在价值就是“储才以应科目”。科举与传统学校牢牢绑定，除教授科举应考内容外，学校并未很好地发挥应有的教学职能。在近代西方入侵、清政府需要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的情况下，传统的官学和书院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四、小结
科举作为隋唐以降封建王朝文官选拔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上是一种文学考试，主要考察文学才能。科举制度指挥棒效应具有的广泛性、显著性、强制性和变化性，透过历代的考试内容更迭，在对当时文人风气的影响和推动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科举则成为家族能否兴盛和延续的重要因素，若想延续家族辉煌则必须参加科举，发挥了指挥棒效应的强制性：“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于是无论是世族还是寒门，都倒向掌握人才选拔权力的中央政府，使延续数百年难以遏制的门阀政治影响，在历代借由科举制度的指挥棒效应逐步消减，并最终在唐末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