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他对屈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屈原研究（增订本）》主要收录了郭沫若的两部经典《屈原研究》和《<屈原赋>今译》，和零散发表的几篇讨论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
在《屈原研究（增订本）》中，《屈原研究》包含了对屈原的身世和作品、时代和思想的专门论述，全面展现了郭沫若对屈原的作品、思想的考证、理解和评价；《<屈原赋>今译》包含了对屈原作品的白话今译诗歌和题解，可以从通俗流畅、富于韵律美的现代诗歌译文中，去体会屈原作品。
在《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郭沫若细致论述了屈原的所有作品，通过分析作品表达的思想感情，结合历史事件背景，推测其创作的具体时间阶段，将屈原的作品划分为三个创作时期，分别是楚怀王执政前后、流放时期和投汨罗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种划分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屈原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在论述屈原的作品、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时，郭沫若反复强调，是时代玉成了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失意是时代的玉成，他的悲剧是时代的玉成，他的伟大亦是时代的玉成。
屈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由时代造成。他出身没落贵族家庭，不受楚王重用、遭到其他贵族排挤，无法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而挽救楚国的逐渐衰落；他能够关注民生疾苦，但只“认识到在上的力量，没认识到在下的力量”，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领导民众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抵抗秦国；他在根本上是一位诗人，不能在行动上力挽狂澜，只能在流放途中用诗歌表达满腔失意和对楚国逐渐破灭的不甘心。
屈原是时代造就的悲剧历史人物，这种悲剧的深刻性又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中所表达的对国破的悲愤和不甘心，正代表了楚人的悲愤和不甘心，得到了楚人的深切共鸣。他的毅然沉江，更把这种悲愤和不甘心推向了极致，令楚人把统一中国的理想融合到屈原的理想之中，使屈原成为楚人的一种精神象征，进而在后世成为一种爱国精神象征。如同郭沫若所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因而，郭沫若这样评价屈原，“时代对于他真是特别厚待，他既禀赋有充分的诗人气质，而使他处到了国将破、家将亡的境遇，玉成了他成为一个空前而且恐怕绝后的伟大诗人”。
屈原熟悉民众生活状态，了解民生疾苦。他创作的楚辞在当时是一类新颖的文学体裁，打破了四言固定格律的体裁，去掉“些”、“兮”等语气词后有五言、六言、七言或长短句，形式灵活；辞中多用“兮”等相当于现代的“阿、呀”的白话，不同于《雅》《颂》等严肃的庙堂文学，与常见“兮”字的《国风》相近，更贴近民间口头文学。同时，楚辞的篇幅也大大加长了。
对于屈原的楚辞，郭沫若这样评价，“感情的真挚、构思的奇特、气魄的雄浑、词藻的丰富、韵调的铿锵、形式的自由，使他在中国诗史和世界诗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芒”。
楚辞的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屈原赋>今译》中，每一组楚辞译文之后，郭沫若都附了题解。在《九章》的题解中，郭沫若提到，译文同样是艺术品，翻译时可以“统摄原意，另铸新辞”。他也是这样做的。
郭沫若翻译的楚辞可以说是一种创作，原作是诗，译文同样是诗。他并非逐字逐句机械地像注释一样将古文译成今文，而是尽量把译文创作为符合“信达雅”标准的艺术品。郭沫若的楚辞今译，通俗、流畅、自然、富于诗歌的韵律美感，阅读起来是一种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