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历史文艺中的“才子佳人”的框套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即，某个穷苦的才子偶然之间邂逅相逢了某位美若天仙的富贵家女子，两个青年人一见钟情，但是，穷苦的才子却颇遭富贵家老爷夫人的鄙视。
中国传统文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框套模式，曾引发过两次极端反弹运动，一次是1930年代的由中国左翼作家们所发动的“普罗文艺”新文学运动，一次就是1960年代以降在新中国时代出现的“工农兵文艺”运动。这两次政治文艺运动，特别是中国文革时代时兴的在文学艺术中必须“突出工农兵正面人物，工农兵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工农兵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所谓“三突出”文艺创作表演原则，曾经导致了中国文艺的极度荒蛮不良后果。
我们今人并不能说发生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史中的两次极端“工农兵文艺”的情况的初衷就不好，因为两场人为发动的“工农兵文艺”运动是对中国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文艺旧模式的一种历史性的“反动”，其新文学运动发动者的初衷是试图想让文艺舞台上的普通人民大众艺术形象能够多起来。但是，如果在解决问题之前没有严谨和深入的研究问题程序，那么，无论你通过什么样的政治手段去发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未必就会出现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结果。
解决问题，需要先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而研究问题的重要法门之一，就是追根溯源挖出病灶和病根！问题的根源寻找到了，也就有了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了。中国历史文艺中的“才子佳人”的框套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即，某个穷苦的才子偶然之间邂逅相逢了某位美若天仙的富贵家女子，两个青年人一见钟情，但是，穷苦的才子却颇遭富贵家老爷夫人的鄙视。
后来，这个富贵家的小姐就以身相许，甚至与这个穷苦才子私奔了，于是乎，小姐家那势利的父母就断绝了与小姐和其夫婿的一切来往，再后来，这位才子得以高中做了高官，这下，那位功利的父亲就后悔自己当初了。这个“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的“才子佳人”的中国文艺框套模式是中国许多正处于“十年寒窗无人问”之中的文人们的共同理想，特别是那些苦寒青年读书人的共同理想，其故事模本的源流，就直接来自于发生于汉景帝年间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真实故事。
汉景帝时代，成都才子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也就是他出资买了个官爵，入京成为了汉景帝的武骑仪仗队成员，颇不得意，他便投靠到了汉景帝弟弟的梁王刘武门下充当文艺食客；梁王死后，一无所成的司马相如只好回归成都，他因“家贫，无以自业”颇为穷困潦倒，他的朋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便邀请他前往小住。由于临邛是西汉时代的冶铁重要基地，此地富人甚多，其中，尤其以卓王孙经营的冶铁业规模最大。
作为地主的富商卓王孙和程郑设宴款待来宾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本不想赴约，无奈经不起县令王吉亲临相邀，去了，他就闷头喝酒，席间，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弹琴，司马相如的琴声打动了卓王孙家中那订婚却先死了未婚夫的女儿卓文君；当司马相如见到了美若天仙的卓文君时，是一见钟情，于是，他日后就经常弹琴以挑逗卓文君的芳心，再加之司马相如又买通了卓文君的侍者以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这下，多才多艺和美丽的卓文君就随同司马相如私奔到成都了。
卓王孙闻讯之后大怒，不与女儿一分嫁妆资助，这下，就让本来就是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养不活卓文君了；贤惠多智的卓文君见司马相如家道十分贫穷，就出主意与司马相如一起回临邛“当垆卖酒”，也就是他们夫妻俩在临邛大街上开了个小酒店，司马相如穿着得如同店小二一般的打杂跑堂，卓文君就当街买卖酒食当起了商贾悍妇，这下，就搞得卓王孙下不了台了，眼不见心不烦，再经过卓文君亲友的劝谏，卓王孙就只好忍痛分巨额财产于女儿和这个他瞧不起的女婿，让他们两口子自回成都市去当富翁了。
前129年的汉武帝元光六年，司马相如被汉武帝任命为主帅开西南夷的两千石高官的中郎将，接受了王命的司马相如驷马高车而荣归故里。被汉武帝新任为开西南夷主帅的高官中郎将的司马相如荣归故里时，曾经引发蜀地轰动，一路上，他都得到了蜀地各级地方官民的隆重迎接，司马相如路过临邛时，临邛官民也出迎，场面十分热烈隆重，见到这场面，过去以往一向鄙视司马相如的卓王孙不由感叹地说：“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
这个故事，因为是真人真事，再加之司马迁对此故事的描绘是十分曲折和有趣，有一种文学中的跌宕起伏过程和大团圆的结局，因此，这个故事就特别使得那些可能至今还身陷困境和希望自己也能够获得美妙爱情及荣华富贵的才子们的颇为感动和向往，早在西汉当世和西汉以降，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凤求凰故事，就已经流传甚广了。
唐朝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乐部三》根据《史记·司马相如传》张揖云中所收录的前朝诗歌说：“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皇，有艳淑女在此房，何缘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我栖，得讬字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这首诗歌，就是后世著名的据说是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故事的民间诗歌《凤求凰》。这里需说明一下，历史上，这首《凤求凰》诗歌，其版本甚多，虽大体相同，却也是各有差异。
《西京杂记》卷二、卷三中也记载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据说是西汉刘歆与东晋的葛洪所辑著的《西京杂记》中的这个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明显表达出了作者对司马相如后来可能与卓文君分居情况的不满，同时也对卓文君进行了极度的赞美和同情。正因为《史记》、《汉书》均对司马相如晚年的婚姻情况记载不明，这样，《西京杂记》的作者才认为司马相如在晚年抛弃了患难夫妻的卓文君而另娶茂陵女为妻。
如此，这就给当年的那个“才子佳人”又增加了一段后续的“陈世美”故事的尾巴了，从而使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这段“才子佳人”故事更加曲折和凄婉，这，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白头吟”故事。相传，司马相如晚年逐渐对患难妻子卓文君产生了厌倦，他就给卓文君写了一封书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的信件邮寄了回去。这意思，是说自己情况起变化了，他想休老妻而将自己新娶年轻夫人扶正。卓文君是何等才女，她接到夫君司马相如的来信之后，什么都明白了。
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后续故事和诗句，应该大都是后世多事文人们的附会之作，其甚至就像“报卓文君书”中所说：“五味虽甘，宁先稻黍......锦水有鸳，汉宫有木，诵子嘉吟，而回予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其词句，虽然广泛流传于世，却也都是无明确出处的。甚至，民间多事之徒还生造出了一段据说是卓文君写作的凄婉的《白头吟》。
笔者亲自去过卓文君故乡中据说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年“当垆卖酒”遗址的四川邛崃市“文君井”公园参观，以上这首凄婉的《白头吟》就被制作成精美的匾额悬挂此间，以纪念才女卓文君。但是，史书却也明确记载说，这首在民间流传甚广，但从无明确出处的六朝《白头吟》，应是汉王朝以降流传于街头巷尾之中的民间歌谣。
结语
笔者查阅了许多史料后发现，这首《白头吟》词句各异，各目也甚多，史料却多说此词乃六朝乐府诗。明确将《白头吟》说成是卓文君诗歌的，仅见于明朝曹学住的《蜀中广记·诗话记第一》中的“卓文君白头吟”之说。不过，通过《宋书》也可知，关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这对“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至少在西汉以降和南北朝时代就已经广泛流传社会了，且成为了日后重大影响中国爱情文学的楷模文本。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才子佳人，陈世美”框套模式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