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浙江话剧团出品的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勾起了笔者探访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之心。
淅沥春雨中，撑一把透明伞，在“滴答滴答”的缠绵雨声里，带着虔诚之心走到杭州市大学路场官弄63号。笔者眼前这座1936年建成的青砖黑瓦小院落，是郁达夫亲自设计的。这幢结合中西建筑风格、质朴雅致的砖木小楼，如今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衬托下，显得有点矮小。步入大门，只见侧旁有5间平房，走过天井，坐北朝南3间正屋，正屋的中央，是一座郁达夫半身铜像，雕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刻着：“我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令笔者肃然起敬；这座见证了郁达夫从一名进步作家成为爱国主义战士重要转变的“风雨茅庐”，顿时也显得高大起来。
作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郁达夫短暂的一生自有让后人评说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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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刻划人物性格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这在于他为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开创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先河，同时创作了大量散文和诗歌。郁达夫的一生伴随着动荡的时局、波折的命运、感性的思维，造就了他的放荡不羁，也塑成了他的天真、执拗和任性。诸多外因与内因的合力，形成了郁达夫独特的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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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关于艺术的技巧》一文中说：“既然人物的行动（作品的情节）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那么，人物性格是不是典型的，也就要取决于这些行动的有没有典型性。作者支使人物行动的时候，就要尽量剔除那些虽然生动、有趣，但并不能表现典型性格的情节。”对此，导演抓住了“天真”这个字眼，将郁达夫的政治选择、文学追求以及人生经历几条线有序地交织起来，组成了舞台上充满戏剧张力的一代文豪、革命烈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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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真”，是不受礼俗拘束的品性；是心地单纯、性情真诚，没有做作与虚伪；真正的天真不是容易被虚假的表象迷惑、不成熟的代名词，而是经历风雨后依然保持本我的品德。
《郁达夫·天真之笔》从三个层面，来展开对郁达夫“天真”的诠释。首先，从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在日本，他为初恋情人隆子写的小诗《赠隆儿》在《新爱知新闻》的副刊上发表，隆子钦慕的眼神与敬佩的表达，无疑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后以《沉沦》为代表的作品书写，成就了他的创作风格；回国后，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联合创办文学季刊《创造》，以及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沉沦》的面世，奠定了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与鲁迅亦师亦友、互相欣赏的友谊，也影响着他人生观的确立：“我以为，文学发展切不可遵从什么导向，自由之精神，才是新文学的唯一出路。”从中可看出，自由、自我是他崇尚的生活态度与创作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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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他的情感生活处理。剧中与他有感情纠葛的三位女性，即初恋的日本少女隆子、结发妻子孙荃以及高调结合的王映霞。纯美的爱情遭遇现实的挟逼——母亲要他回国，异地恋情无疾而终，这代表着纯洁的爱；受母亲之命迎娶的孙荃，没有感情基础，这代表着世俗的爱；对王映霞的一见钟情，成为民国文坛一段佳话，这代表着理想的爱，但冲破重重阻力的浓情结合，终敌不过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倾尽财力筑成的爱巢——“风雨茅庐”，也挽不回走下坡路的婚姻。三种爱均以失败告终，为此，他时不时以放荡形骸、离家出走来逃避现实的困境。但他又不失为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他为长子取名“龙儿”，以纪念对隆子的感情；他与王映霞结合，却也不忍心向孙荃提出离婚。感情虽难以自控，但在道德的十字架上，他有清醒的认知与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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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性情作家到抗日志士。他的处女作《沉沦》在当时惊世骇俗，致使他一度被称为“色情狂”“落伍者”“颓废派”；他自己也说：他那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组爱国社团，却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于是，他用手中握着的一支笔，去开拓中国文学的疆土，去唤醒国人麻木的心灵。特别是移居南洋后，他一方面以纸笔为武器，以报刊做战场，一如既往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另一方面隐姓埋名，利用商人的身份多次营救爱国志士。他做到了“想他所想的，做他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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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天真之笔》让我们看到，郁达夫的一生是一曲天真的发展——毫不掩饰的个性无不反映在他的工作、事业和婚姻上，朴拙而真实，粗劣却鲜明。
显化于境的和谐策略
纵观全剧，如何在生命之路上创造出更多的爱、快乐和作品，这是郁达夫有意无意追求的核心。
在剧中，郁达夫自述生平：作为家中末子的他，三岁时父亲病亡，要养家糊口的母亲疏于对他的照顾，两位兄长又在书塾念书且年龄悬殊，与他难有心灵交流。真正疼爱他的是佣人翠花，她不仅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也给了他“最真切的温暖”。孤独的童年生活造成他后来去省城杭州求学时，成了同学中“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份子”，他只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书本上，开始写作并匿名向报社投稿，发表于《全浙公报》上的第一次投稿成功，使他“快活得想大叫起来”。在体验这些酸甜苦辣之余，也使郁达夫参悟到了生命中无常的规律——对富裕人生以及灵性显化的追逐。
一是物质的显化。家庭的贫困，养成了郁达夫从不肯服输的性格。尽管上天给了他一个低起点，他却偏要用手中的笔，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去开创一个崭新的人生。他的天真而顽固、他的任性而倔强、他的张扬而不羁，源于他基本的快乐来自于证明自己。而据王映霞回忆，那时她家每月的花费在200元（大洋）以上，“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风雨茅庐”虽耗尽了他们的家财，但也开辟了一个心灵的归属地。这些说明他们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物质上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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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内在的显化。郁达夫信奉直觉，遵从内在的声音；他的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性，有本人生活的影子；他付出了爱，并渴望得到更多的爱。童年缺爱的郁达夫既有情又无情，在无情的同时，他又会像飞蛾扑火一样渴望被爱，比如在追求王映霞时，但这份渴望被爱的感情又像烈焰一样将自己吞噬。他的一生都在渴望爱与被爱的泥淖中挣扎，故而他的快乐也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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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同步的显化。郁达夫遵循道法自然，活在喜悦中，与宇宙的法则合一。表面上，他无为而为，行若无事；事实上，他懂得运用宇宙法则来做事，在灵性与物质世界中切换自如，彰显出一种圆满富足的能量。比如他来到新加坡后，一方面以手中之笔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一方面以商人赵先生的身份开办工厂，还娶了最后一房妻子。
郁达夫在爱、快乐、创作之间建构起一种和谐关系，并保持一定的平衡，这可以说是道性合一的体验，从而提升自身生命的品质，即透过内在的和谐，创造外在的富有。
时代风云中的赤子之心
社会活动家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一文中说郁达夫“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他自己说：“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这都说明郁达夫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强战士。
首先，在《郁达夫·天真之笔》的开头，即19秋天，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请尾崎行雄做演讲，演讲时，这位赫赫有名的宪政之神堂而皇之地把中国叫做“清国”，这种轻慢的口吻使在座留日学生很气愤，特别是郁达夫，他有理有据地据理力争，并请尾崎行雄纠正称呼，凛然正气令尾崎行雄一时语塞，只得当众道歉。当尾崎行雄离去前问及其姓名，郁达夫毫不畏惧地说：“学生，郁达夫。”表明他捍卫祖国尊严的铮铮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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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32年初，日本人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郁达夫和鲁迅等人第一时间站出来鼓动抗日，都上了日本人的刺杀名单。事态刚平静一些，他碰上了英租界戒严设了路障，让老百姓绕路而行。郁达夫仗着会英语，就上前与之理论——在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没有限制中国人走路的权利——为此被抓进了巡捕房。表明他不畏强权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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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郁达夫亲手设计的“风雨茅庐”，建成后却未居住太久，就独自赴闽就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随着日军的侵华，郁达夫开始为宣传抗日四处奔走；眼见日军进犯的势头越来越猛，他认为提早占领海外文艺阵地，对加强抗日宣传十分重要，所以他欣然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在1938年底，携儿带女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客轮；他还写下了“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这样壮怀激烈的诗句，表明他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四，在新加坡，郁达夫无意间被日军发现能讲一口流利日语，于是逼迫他为其做翻译工作。郁达夫见机行事，一边开办工厂，一边借日军翻译职务之便，为在东南亚活动的共产党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的保护和帮助。无独有偶，他的大哥郁曼陀，在上海沦陷后，利用法官的身份和租界法权，多次营救爱国人士，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于1939年11月被日军暗杀。1945年9月17日，在郁达夫生命的最后，导演别出心裁安排了“双烈相会”情节，令这对多年未见的兄弟冰释前嫌之余，又展露了富阳郁门的英雄风骨，令观众在扼腕兴叹中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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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郁达夫·天真之笔》简洁的舞美设计也为该剧增添了诗性色彩：一条曲折行进的长路把舞台作切割，路的一头伸出台际到观众席旁，另一头蜿蜒到舞台深处与天幕平台重叠，空间的分割为歌队和几个主演的个性化表演提供了多个表演区域，平台时而是送别的海边，时而是朋友喜相逢的门口，台阶高处更是远眺故乡的佳地。几张普通的竹帘在灯光配合下，不时闪现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又有几分“风雨茅庐”的模样，令人回味。该剧运用叙述体风格，对这位爱国者波谲云诡的一生作全景式再现，使诗意灵魂与丰沛情感完美结合。而身着一袭洁白宽松服饰的歌队，则随着剧情的行进而客观冷静地作旁白，既与剧中角色的生动表演区分开来，也为观众了解故事的发展脉络作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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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富有戏剧性的短暂一生画上了句号，也为观众留下无尽畅想空间。，该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作品还在进一步打磨提高中，他的英雄事迹，如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焕发着人性的光彩，照耀着我们的前路，令观众深思，从而获取审美的升华。
（图片由浙江话剧团提供）
责编：杨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