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唐代韩愈强调“道统”之说似已开其端。宋代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二程(程颜、程颐)，集成于南宋的朱熹.他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称之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称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即所谓天理。这个天理是永恒存在、永远不变的。理学成为新儒学。不论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都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所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理学，在宋代有时还被人视为异端，到元代才确立了其在社会上的儒学正宗的地位。长期以来，理学观念已深人人心，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统治时期，理学在北方传播较少。元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江汉先生赵复被俘.杨惟中、姚枢等把他从俘虏中挑出，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从程朱所著诸经传注中选取遗书8 000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书，对孔孟之道及程朱礼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许衡、郝经、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而崇奉理学。
后来，姚枢辞官退居辉州(今河南辉县市)，在这里潜心研读并刻印书籍。他与许衡、窦默交往甚深，他的居处成了他们讲习学问的场所.许衡就是在那里见到了程朱之书。“谓其徒日:‘向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许衡后来成为继赵复、姚枢之后理学在北方的主要传播者.
姚枢、窦默、郝经、许衡等都慨然以行道自任。忽必烈后来征召他们，他们都乐意为元廷服务。忽必烈召见时，窦默大谈三纲五常·忽必烈大喜，“一日凡三召与语”.命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他也是在北方传布理学的最早的学者之一。当时还有一个儒士名叫刘因，他更着意于士的“贵重”。他不肯应召出仕，认为“不如此则道不尊”。许衡应召·刘因问道:“你一召即起，岂不太急了吗?”许衡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行.”在许衡一派儒士看来，必须积极地出来影响元朝统治者，才可以使儒家的道继续流行。否则，在蒙古游牧贵族旧俗的支配下，中原封建文明就会面临断绝的危机. 许衡等适时行道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行道与推行汉法直接地、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许衡论述“以道事君”时所强调的:“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今日之事，非此奚宜?”其含义也就是与另一个著名的儒士郝经所言“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是同样的道理.
儒家的道怎样才能流行?许衡一派认为在于“学”。首先是“帝王之学”，这是朱熹等都十分重视的.窦默说:“帝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作为翰林侍讲学士，他经常向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等。许衡、王询曾向忽必烈讲授《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许衡还向忽必烈阐述孔子“为君难”的观点，论述为君必须做到修德、用贤、爱民，这是治本.其次是“设学养士”。这也是朱熹等人的主张。姚枢一再向忽必烈论述“立学校以育才”的重要性.许衡在他的著名的《时务五事》奏疏中明确提出:“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至元八年(1271)，许衡任国子祭酒(国子学的主管官)，开始教育蒙古贵族子弟.同时，在路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
在学校教育方面，许衡的作用最大.他不仅首创元代的国子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他注意使生员真正通晓所学内容并讲究践行。他坚持以朱熹的《小学》作为学习儒学的人门书，也就是先学朱熹辑定的儒家关于立教几明伦、敬身、稽古的语录以及嘉言善行，而后学四书，而后学五经。许衡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元代影响很大.由于许衡等人的努力，程朱理学在北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在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陆九渊的直接继承者.元朝灭亡南宋前后，南方的朱学人物以昊橙、许谦等为代表，陆学人物以陈苑、郑玉等为代表。到全国统一时，南北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在元代的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又不完全一致.许衡、郝经、窦默等人是积极用世，身显廊庙，在理学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则是高蹈不仕，闭门冥索;陆学人物更是屏迹山野，不改陆学“自识本心”的宗旨。 在这些理学家当中，又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而许衡、刘因又是“元之所以籍以立国者也”.许衡，字仲平，人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左承，身名显赫。他对理学的普及与推行，对维护元代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死后谧“文正”，从祀孔庙。刘因，字梦吉，容城(在今河北徐水)人。其父祖为金朝人，自视为金的遗民后代，“遗世独往”，以授徒终生，不肯仕元。在理学上，坐禅冥索。昊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祟仁)人。由南宋人元，曾应召为国子司业等师儒教监，但旋进旋退，以授徒、著述终生。吴澄是饶鲁的门生，饶曾受学于朱熹。吴澄直承朱熹的理学统续，但他并不严守朱学门户，而是杂人陆学“明心”的方法.元代的理学，基本上没有离开宋代已经形成的理学原则，但由于元代不同的社会情况，便形成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理学特色。
第一，元代的理学，已由南宋时的朱、，渐趋于朱、陆“和会”。师承朱学的吴澄是这样，标宗朱学的许衡也是这样。他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即人心就是天理，如同陆学所说天理就在心中。元代的陆学人物，也吸取朱学的一些内容。如由宋人元的陆学人物郑玉，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就是吸取了朱熹的观点。元代的朱、陆学者，大多是互相兼取、和会的。
第二，元代部分理学家，在政治上主张用世，践履于时，在理学上也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如许衡认为道不是“高远难行之事”，它应当是“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都是道和义.他进而提出了有名的“治生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他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不尽一致的。许衡重视界生日用·提出“治生最为先务”这一思想，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第三，刘因对经学提出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是元代理学中具有特色的思想，对后来的李卓吾和章学诚的史学观点有着重要的启示。元代的理学，由南而北，遍及全国，牢固地树立了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延佑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非斯言也，罢而a之。”谓孔子是“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被追祟为“大成至圣文宜王”。理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程朱理学的这种正统地位的确立，无疑使劳动人民受到了一种严重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但在元代的历史环境中，它又是汉族封建文化得以保存的一个特殊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