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指出：“夸张一点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或在国境或在国外，随时随地，接连不断地进行着某种战争的战乱史。而《诗经》以后文学史中所留下的这些军旅战争的诗歌，正是这种战乱的反映。”
唐王朝，虽是以军事立国的封建帝制的强国，然边犯战争依然是此起彼伏，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北部的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汉政权的冲突异常激烈，这为唐代边塞诗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此外，盛唐边塞诗兴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民族性格和时代心理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决定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到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
到了盛唐时期，其诗人的精神境界、审美品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了不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在王维的边塞诗中可以管中窥豹。
儒学自建立之初，就立于百家学说之上，成为统治阶级奉行的“正统”思想，而儒家所奉行的积极用事精神更是为历代士子所推崇，这种精神在诗圣杜甫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一向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理想，而在以庄禅思想为主的王维的诗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用事精神的彰显。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早期的边塞诗里，如《从军行》《燕支行》《老将行》等，他在政治上受挫后，其哀怨诗如《济上四贤咏》《陇头吟》等，也通过愤世不平的情绪而传达出他的用事渴望。
在唐代边塞诗中，没有谁像王维一样热衷于此。他大量使事用典，而表现超人的神勇威猛，借以表达诗人建立功名的理想。如在《燕支行》中，诗人以淋漓尽致之笔。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刻画出“老将”的艺术形象，理想化成一个既才且雄的“汉家天将”，一开始，诗歌描绘了将军出征时“万乘推毂，千官饯送”的盛大场面。一出场就给人以气概非凡的印象。接着，描写将军为国而忘家的崇高品德和杀敌报仇的决心。以后，作者以夸张的手法，具体、生动地叙写了将军率领部下行军、战斗、获胜等情景。
结语中，又点出将军善于练兵、用兵，智勇双全．老将曾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辉煌过去，就连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帅，也只能作其偏将；而李广虽屡建奇功，可和他比起来，也微不足道，但是这样英勇善战的大将，也逃脱不掉“路傍时卖古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的悲剧命运，然而当“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节使三河募少年，诏书五道出将军”时，他不计恩怨，壮心复起，仍又请缨报国，使人物形象更加光辉耀彩。
高度繁荣的盛唐文化，使世人高度自信，大漠猎火和边关战争的时势，助长和强化了盛唐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豪侠节义的人格和人性，使汉民族的刚烈气质和侠义血性得以超强度的张扬，形成了“男儿本自重横行”的盛唐文士的审美人格。
因为时代的强盛，时代的审美心理，便趋向了崇尚武侠的价值取向，任侠风气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初盛唐一些权贵子弟与士族中人，往往通过任侠活动，诸如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侠等，以博取声名，为晋身之阶。
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之平唐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冶其中。时人谓此风流薮泽。”像李白《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荣。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孟浩然《凉州词》“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等等，无不表现出崇尚武侠的英雄气概。
盛唐那不可叫避的战争事实，那极具魅力的沙场征战，使唐代诗人几乎无一人没有边塞游侠的经历，没有一人没有边塞诗创造。王维加入到崇武尚侠的时代大合唱之中，顺应了时代的意志，也影响着时代的风尚。
唐代是中华民族最为骄傲的时代，它的一统天下，显示出一种向外开放、融汇中外而奋发有为的旺盛生命力，整个社会从高门大户到寒门庶族，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都弥漫着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尤其是玄宗时代，将盛唐文化推向高峰。时代与文化的氛围给予诗人以极大的影响，王维身上及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游侠精神，正是时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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