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网
中国青年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杨月)流水的古装剧,铁打的《甄嬛传》。11月17日是国民“下饭神剧”《甄嬛传》开播十周年的日子,《甄嬛传》主演们集体发文庆祝《甄嬛传》开播十周年,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回忆杀”。不只《甄嬛传》,《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四世同堂》《编辑部的故事》《刮痧》《金婚》……这些堪称经典的剧目,都出自郑晓龙和他的团队。
郑晓龙。资料图
郑晓龙,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编剧,多部作品获“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郑晓龙的职业生涯始终充满着“不安分”,他总想在不断尝试中寻求艺术上的突破。因此,他的不少作品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都具有标签性意义。探索路上,“不安分”的“电视剧教父”也遇到新问题:电视剧《功勋》和近期争议不断的电影《图兰朵》同期进入观众视野,郑晓龙面对着口碑评价褒贬不一的局面。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郑晓龙。
古装剧也要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没有好的价值体系是不行的
很多90后、00后观众是因为《甄嬛传》认识郑晓龙的。该剧的播出,引发收视狂潮,甚至打开了海外市场。郑晓龙将原作者凌空虚构的故事“落地”到清雍正年间,通过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残酷现实,展示了后宫与前朝盘根错节、复杂多变的关联。甄嬛从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最终成长为一个善于权谋的深宫妇人。拍了那么多现代剧,拍一部古装剧《甄嬛传》也大获成功,让不少人说郑晓龙总是“踩在流行点上”。
《甄嬛传》剧照。资料图
“我没有故意踩什么流行的点,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关照现实,所以很容易就踩上了。”郑晓龙说,《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都是以现实主义态度做的,《求是》杂志第一期有一篇评论,提到甄嬛是对封建制度下婚姻的批判,这令郑晓龙非常开心,觉得说到了自己心里。
“我们不是讲古时候卿卿我我的爱情,之前一些古装剧把宫廷讲得美好快乐、皇上至情至性,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这个小说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人物关系,但如果没有好的价值体系,是不行的。我把剧情设置到雍正年代,就是希望增加对封建制度的批判。”郑晓龙说。
现在观众看到的《甄嬛传》,是郑晓龙和团队大刀阔斧改编之后的。安陵容在原著小说中是因为跟甄嬛的哥哥相爱,后来和甄嬛反目。但郑晓龙和团队将其改成了“安陵容的父亲安比槐因军粮的事儿被牵连了,找甄嬛但认为甄嬛不帮她,才投靠皇后,跟甄嬛反目”。
在郑晓龙看来,封建社会,皇帝选妃,选的都是官家女子,利用后宫平衡前朝,利用前朝平衡后宫,华妃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只是年羹尧跋扈,皇帝才开始防范她。而是一开始就防范,欢宜香就是明证。“皇帝不可能和妃子们产生真正感情,皇帝也不可能对一个女人真的长情,祖制就不允许,只是开枝散叶,雨露均沾,从而让封建世袭制度一代代接续,团队是带着典型的批判思路去拍的。”郑晓龙说。
“美国版《甄嬛传》的介绍词是: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弱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都很真实,但一些观众却认为是体现‘腹黑’,我觉得就是没看懂我们的用意。”郑晓龙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文艺对封建落后的要批判,《甄嬛传》积极的社会意义之一就表现在,甄嬛想得“一心人”,但得不到,虽然贵为太后,还是很落寞很无助。
《甄嬛传》海报。资料图
“《甄嬛传》主要是宫斗,在《芈月传》里宫斗少了,这里的宫斗不仅是为了争宠,更有家国情怀。战国时代,嫔妃基本都是各国的公主,联姻、和亲是基本的婚姻形态。各国通过这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嫔妃之间的争斗,反映的是各个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甄嬛传》之后,郑晓龙对《芈月传》有着新的深入思考,芈月反对世袭,重视军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古装剧也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创作精神,不是简单展现宫斗,唯有如此才能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郑晓龙说,《甄嬛传》的主题是批判,《芈月传》则努力想带给观众积极的励志。
文艺反映生活、影响生活,
创作者要有这种担当,也要有这种自觉和魄力
1982年,刚大学毕业的郑晓龙,来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原北京电视制片厂)。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从编辑一路升任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在这里工作了27年,曾完成过多部“自上而下”的作品,斩获诸多“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次讨论《渴望》的剧本,我们一堆人在饭店讨论了四五天,当时初步准备写主要发生在家里的一部剧,所以定为室内剧合适。同时有工厂办公场景,需要大量外景。第二个需要确定的就是,主角是谁。我们希望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就选择刘慧芳这样的主角,定位为年轻漂亮,又善良又贤惠,为家人努力,然后再有了王沪生、有了丢孩子的情节……但无论情节如何设计,都要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展开。”如今,回忆《渴望》的剧本初创,郑晓龙还会感慨创作环境对创作者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电视剧《渴望》海报。资料图
那时候,一批年轻创作者聚集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王朔、苏磊、朱小平、陈建功等青年作家,都和郑晓龙一起做过剧本。从小说改编或领导给题目,到走向独立创作,郑晓龙时常与身边活跃的文学青年在一起寻找选题和思路。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北京人在纽约》《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一大批现象级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先后破土而出。然而近年来,进入观众视野的这类电视剧不多反少,剧越来越多,很多观众却还是大呼“无剧可看”,原因何在?
在郑晓龙看来,“我们现在大量现实题材的剧,却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比如偶像剧、韩剧,是现实题材,但不是现实主义。一些偶像剧里生活都搞得那么美好,那不是现实主义,但确实很多年轻人喜欢。时尚、现代,还用一些浅显的有趣的方式,让年轻人容易‘看进去’,却不再深刻思索国家、社会、人生,这个现象决不可取。现实主义对生活细节、逻辑安排是合理的,我们拍《金婚》《永不放弃》等,都属于当年的爆款,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有《春草》《我是老板》,讲改革开放进程中小人物的命运。”
让郑晓龙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带着现实主义思考的剧集不仅收获了高收视、好口碑,还发挥了一些意外的作用。“《北京人在纽约》,起初大家觉得会不会太贬低外国了?但是确实‘洋插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美好,那一年我们的‘出国热’确实一定程度上降了温,这就是一部剧对现实的影响。”郑晓龙回忆,《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剧组获得了公安部表彰。《金婚》播出后,妇联告诉他当年离婚率甚至出现了一定下降。
“这就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直接的影响,更别说现实主义反映的人性美好、对人性黑暗的鞭笞,给大家带来的启发有多少了。我们的时代还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文艺反映生活、影响生活,创作者要有这种担当,也要有这种自觉和魄力。”郑晓龙说。
真实地反映时代,真正深入生活,
直面生活中的问题,才能做出真正成为高峰的作品
日前,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功勋》也在热播中。该剧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创作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系首部全景式展现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真实故事的电视剧。对于《功勋》这部新作,郑晓龙说“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整体看,应该算交上了一份及格的答卷”。
“搞传播的人,要懂接受心理学,懂观众的普遍接受态度,否则事倍功半。”郑晓龙回忆《功勋》的拍摄过程,摄制团队一致认为要先考虑到观众“接受什么样的”“不接受什么样的”:“空喊口号,搞伪激情,过度拔高,观众不接受,认为不真实。英雄,指的是他的事迹,而不是口号。”
电视剧《功勋》海报。资料图
在郑晓龙看来,当观众不能感受到人的美好的时候,就不接受,观众能感受到的时候,就很容易接受。“比如,朴实的人物,表达他们的朴实很重要。不要拍摄成‘带领群众怎么奉献、多么伟大’。他们就是默默无闻的,心里没想过自己多伟大。一心踏踏实实做工作,最后就可能出成绩。”郑晓龙举例说,《功勋》中,也有像张富清这样的人物,没有什么耀眼的成绩,但他的品格在那儿,多年来深藏功名,所以组织上把他树立成功勋楷模。“我们希望是吸引观众去看,而不是组织观众去看。”郑晓龙说。
怎么判断一部剧的优劣?郑晓龙说,自己一直坚持两条标准:“一是人设、语言,要符合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的真性情。很多作品不说人话,不按照正常人标准做事,很可笑。二是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电视剧一定要讲社会主流价值观。”
《功勋》剧照。资料图
具体到创作中,郑晓龙认为,不管是写历史中的人,还是写现在的人,文艺作品人物塑造都应该突出其“典型性”,反映现实中的人物、人性、人格,人的尊严、美好等,真实剖析他们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缺点、优点、性格、思想、价值观、欲望。
民族大事或创作忧思,郑晓龙皆能汇成一锅饱含人情味的高汤。这种人情味,源于他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坚持。他认为,每个人在戏里的个性,和对社会的认知,事先都要有源于生活的设计。
犀利的日常观察,往往令郑晓龙的作品成为在时代热销的精神食粮。拍摄《北京人在纽约》之前,郑晓龙曾去美国体验生活半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郑晓龙修改了原著中的一些情节:加了大卫这个人物,加了王启明和郭燕离婚的情节,大卫会说中国话,在中国做传教士,在台湾当过兵等。在郑晓龙看来“这是典型化”:“去了美国,当然得跟美国人发生点联系,而中国人讲究‘夺妻之恨、杀父之仇’,我把你生意给抢了,这样才有意思。”
谈及创作技巧,郑晓龙说自己还有一个坚持,就是语言要符合人物的真性情。比如《甄嬛传》中有许多到如今还流行着的话,皇后的“臣妾做不到啊”和华妃的“贱人就是矫情”,都成了被网友“玩坏了”的典型语言。
“在特定的那个氛围中,让你觉得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人物的形象,那这种语言就是成功的。语言的设计要看人物身份,不同身份有不同语言,要注意语言的文学性、生活性的统一,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的语言不同。什么时代讲什么时代的语言,古装剧带点文言,观众会比较容易理解那个时代,故意用白话,是另外一回事。”郑晓龙说。
谈及“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郑晓龙说自己总在想:什么是高峰?缺什么样的高峰?得奖的?挣钱的?他说“都不一定”。大浪淘沙,历史时空留下来的优秀的经典的明珠,就是高峰,经得住时间考验。在郑晓龙看来,中国走向伟大复兴,就应该出伟大的作品,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高峰,不是“说这个是高峰,它就是高峰”,而是要被时间考验、被人类共同考验的。
“《红楼梦》当初是禁书,现在是高峰。汉朝骈体文,当初辞藻华丽、用典准确,但是用于宫廷文学,只为皇上歌功颂德,历史就不可能给留下来。最后留下的,比如《窦娥冤》,比如明清的小说,留下来的是真实的反映。”郑晓龙说。
除了审美、娱乐,文学作品还有认识的价值。他又以《红楼梦》为例,认为《红楼梦》就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是俄国农奴社会的镜子。“最重要的就是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反映时代,形象大于思维,艺术家、创作者,要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问题,真实反映其优点缺点,不加虚饰地反映,才可能做出真正成为高峰的作品。”郑晓龙说。(杨维琼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