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下的器乐创作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于我国音乐发展的道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要着重来聊一聊这一时期的器乐创作特点。
从“中乐团”到“民乐团”
“中乐团”，也称“国乐团”，这一名称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指的是我国近代器乐发展为贴近“国际化”，借鉴了西洋管弦乐团的组成规格与模式，在原先传统江南丝竹“吹、拉、 弹、打”的基础上，融合了更多来自各个民族的乐器，从而扩大了演奏音域与编制。1935年于南京成立的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便可视为当时中乐团的雏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乐团”被更名为“民族管弦乐团”，简称“民乐团”，并加入了更多的民族乐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合影
两次重要讲话引导着音乐发展方向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音乐为人民服务、紧密贴合生活”的思想。随后，在1956年8月24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从这两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文艺音乐发展的重视与期望。其实，这两次讲话的内容都是在解释艺术方面“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方针，同时也强调了音乐作品需要接地气、有着以人为本的主题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常常以民歌、古曲作为创作素材，如对琵琶古曲《春江花月夜》或者传统吹打乐《将军令》进行改编。在这类作品中，作曲家往往有过西方作曲技法的学习经验。
他们秉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理念，用与时俱进的作曲手法，将传统古曲进行合理改编，从而创作出了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音乐作品，比如被我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马思聪于1953年至1954年间创作的《山林之歌》。
▲马思聪
这首作品便是以云南山区民歌为素材，溶入了作者对所经历山林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种种感受，是一部有着五个乐章的标题音乐。
除了改编古曲、民歌，强调奋斗与革命精神、贴近人民群众的劳动与生活也是当时器乐创作的主旋律，如彭修文创作的《抗日战争主题狂想》、马圣龙与顾冠仁于1959年共同创作的，以东海渔民劳动生活为题材而编创的民乐合奏《东海渔歌》等。
同时，国人也秉持着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着西方传统作曲手法与演奏方式。当时的音乐院校时常会邀请俄国的音乐家来中国授课，教授学生们西方的作曲技巧，也鼓励学生赴俄国留学。
▲民族管弦乐《春节序曲》
在这样的环境下，先后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如《春节序曲》、《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瑶族舞曲》、等器乐合奏，以及各类民族乐器独奏如二胡曲《秦腔随想曲》、《豫北叙事曲》，筝曲《战台风》，笛子曲《姑苏行》、《五梆子》，唢呐曲《百鸟朝凤》、《一枝花》，笙曲《凤凰展翅》等，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和《嘎达梅林》、交响乐《抗日战争主题狂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等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乐曲。这些作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取得突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广泛积极作用。
▲彭修文
中国民族交响乐团的奠基人
中国民族交响乐从无到有，经历了60年的探索创新。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这一位中国民族交响乐团的奠基人——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
1953年4月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北京的成立，是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彭修文先生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基础上，着重乐队编制和乐器改革，创建的新中国第一支新型的专业民族管弦乐队。
彭修文在吸收前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弓弦、弹拨、吹管、打击”四个声部组合而成的中国现代民族乐队编制的构想，使民族管弦乐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彭修文一生致力于我国民族管弦乐多声部写作及交响乐的研究和探索，创作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多达五百余首，其中的一大批久演不衰。
▲彭修文改编版《瑶族舞曲》
其代表作品主要有：《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气壮山河》、音乐传奇《秦香莲》、《月儿高》、《抗日战争歌曲主题狂想曲》、《丰收锣鼓》、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乱云飞》、交响诗《流水操》、《灵山梵呗》、《云中鹤》、交响诗《怀》、套曲 《十二月》、第一交响乐《金陵》等。这些作品都已成为中国民族管弦各个发展阶段的典范和标志。
▲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
总结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期间，虽然我国还主要停留在学习德彪西以前的西方传统作曲手法的阶段，但对比以往，这已经是我国音乐创作方面前进的一大步。我国的作曲家们着力坚守着人文传统和民族气质，力求探索出一条与世界接轨，又不失我们自己特色的音乐创作之路。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不懈追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人民幸福的伟大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