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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经过了一个世纪之久，可是，中国的现代化成绩还是很难令人满意的。至少比起日本来，中国的脚步是太迟缓了。问题是，为何中国的现代化成绩是这样的不理想？当然，我们可以从战争、政治、贫穷等原因加以说明。但是，这些原因还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原因还是文化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为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乃由于中国的本土运动中具有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削弱、抵消了现代化的力量。现在，我们应该深一层检讨的是中国的本土运动何以会产生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两股势力。据我的观察，这最主要的，是由于下面四个原因：一是民族的崇古心理；二是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三是普遍认知的不足；四是旧势力的反抗。这四个因素，有时是独立的，但大多的时候是相结互倚的。为了清晰起见，我们有加以分述的必要。
一
民族的崇古心理
任何一个在农业性文化中成长的民族，都是比较保守，比较安于现状，比较崇古的。而中国民族的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浓。自孔子标举上古的理想文化之后，尧舜之世即成为中国的“黄金时期”，尧舜之治即成为中国的“理想的型模”，在儒家、道家的思想模态下，传统不只被怀慕，并且被圣化了，影响所及，一般人的心目中，上古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所应努力的不在创新，而在遵循传统、维护传统与回复传统。中国人的心态，借用雷斯曼（D. Riseman）的术语，都是“传统导向”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发展出一套“变的理念”或“历史的进化观”。王安石之失败在于他的“祖宗不足法”的反抗传统的措施，大儒顾亭林读到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大为叹服，但他最大的恭维话是“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可见“三代的古典型模”已成为文人士子的梦寐以求的境界，窦巴利（de Bary） 举出新儒家的三大特征：基本主义（fundamentalism） 、复古主义（restorationism） 与历史心态（historical mindness） 实是中国民族共有之特征。尼维逊（D. S. Nivision） 就指出中国的儒者，无不把眼睛往古看，企图在上古的道德遗训中获得规范现代行为制度的准绳，并且回归到经典所陈述的上古的世界去。中国人，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尊古、尚古的民族。用培根的话说，中国人是完完全全受Knowledge of antiquity and the antiquity of knowledge（古知识及知识之古者）所支配的。他们对一切新的事物都缺少尝试的心意，至于对一切违反传统的事物更是抱持怀疑与拒斥的冲动。罗素指出，西方人的思变之切与中国人的耽于现状是中国与英语世界间最强烈的对照，实是极深刻的观察。关于这一点，严复是看得最透彻的。他在《原强》中说：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追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之极则。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工作是必然会遭到阻力的，因为现代化工作在基本上需要一种创新改革、“未来时间取向”的心态与行为，而这些正是中国民族崇古心理之反面。著名的心理学者麦克兰德（D. C. McClelland）曾说现代化意含一种变迁，亦即与传统的宗教、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的分道扬镳。他在对土耳其与伊朗两国现代化的研究中指出，要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必须有一种“他人导向”的心态，此则适为“传统导向”的心态之对。中国人难以走出传统，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不能计日成功的。
二
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
中国的现代化害于两种心理。一种是民族的“优越意结”与“中国中心的困局”所造成的自卫反抗；另一种是“自卑意结”与“盲目的崇新主义”所造成的虚无感。前者表现出来的是对西方文化有意识与潜意识的抗斥；后者表现出来的是对中国文化有意识与潜意识的排拒。兹事体大，特为申述。
1.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结
中国之现代化，如前面所说，是被迫出来的，因此，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就不很正常，中国之现代化完全是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之祸，而欲“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师夷之长技”是中国现代化的手段，“以制夷”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的深处有一种“不得不”的痛苦，他们最初接触的西方文化只是洋枪与船舰，从而，他们很自然地把“洋枪与船舰”看作了西方文化。所以，对西方文化（指洋枪与船舰）始终是认为“必须学”但“不值得学”的。“必须学”是为了保种全族，“不值得学”是因为它的价值是低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一直没有认清楚，中国之“中”的世界观以及“天朝”的文化观完全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前面我已指出，二千多年来，中国有“万国衣冠拜冕琉”的盛况，享受了“天朝的荣光”，由于环绕于“天朝”的都是蛮、夷、戎、狄，他们都仰赖于中国文化的滋润，从而，很自然地也极有理由地，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优越意结”及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并且不知不觉地凝结了一种如赖伐生（J. R. Levenson）所指出的“我的，所以必是真的”（Mine and True）的思想模态。但是，这种思想模态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变成了障碍，因为，有了这种心理与观念就不能正面地去理解西方文化，也就因此而不能吸收西方的文化。我们都知道怀抱“白种人的责任”的思想是阻止西方了解东方的绊脚石。而这就是一种白种人的“优越意结”与“西方中心的文化主义”的表现。可是，我们却很少了解中国人的“优越意结”与“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也同样的会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这种“优越意结”与“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就变成了一种“中国中心的困局”：面对着汹涌而入的西方文化，总带着半分轻蔑与半分钦佩，任何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都不免遭到“欲迎还拒”的待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自卫机构”的反抗：明明是无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不一定喜欢，但因为它是中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拥抱；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心理上很喜欢，但因为它是外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我们特别应指出的是，不管是前者的拥抱与后者的拒斥，都不必是有意识的行为，也不必是绝对性的行为，同时更不必是任何个人的偏失，而是中国文化特殊条件下所塑造的心态。
我们今天常抨击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张之洞当时能公开承认西学在“用”方面有其价值，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了，至少他已经相当程度地摆脱了“中国中心的困局”，要知道当时的大臣陋儒还有“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机器为公愤者”（郭嵩焘语）。张之洞之可憾在于认知之不足，在于对“文化”之不得真解，但这在当时实是无可奈何之事。可是，自张之洞以后，一百年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非但在“认知”方面没有突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而且在心态方面越发走上褊狭之路。也即是“中国中心的困局”越来越浓，其中有一些人看到或风闻西方文化本身暴露了弱点，即欣欣于色，以为这便是中国文化的希望，这种心理实是鸦片战争以还对西方“欲迎还拒”心理的反射，完全是一种情绪反应，而非理性的思考。还有一种人，至今仍是不知今世为何世，今日为何日，他们看问题不从世界结构来观察中国，而从中国结构来观察世界，因此，他们只在一“自设”的天地里过活，而不知不觉地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形成了中国反现代化运动的主流。
2.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卑意结
由于中国对外的节节失败，步步沦陷，几乎使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无一不发生彻底的形变。在中国文化全面的失落的形势之下，孔庙已尽失昔日的光辉，中国人一面倒地匍匐在“西方之神”的脚下。从而，民族的“思想模态”如赖伐生所说，由“我的，所以必是真的”，变成了“西方的，所以必是真的”（West and True）。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是整个“价值取向”的彻底改变，所谓“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价值取向转变下产生的。社会学者薛尔斯（E. Shils）在研究一般“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时指出，那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模仿西方的型模，对自己的文化都感到无趣，从而一般地都缺少“心智上的自信”和“心智上的自尊”, 这一现象在中国尤其明显。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在西方的船炮的威胁下失魂落魄，而看到现实政治社会的腐败黑暗，遂产生一种偏激与情绪的反应，以为中国的政治绝对专制，中国的社会绝对黑暗，中国的文化一无价值。这一心态最后终于演变而走向“反圣像主义”、反传统主义、反民族化的道路。亦即开始对中国的历史全盘地否认。只要是旧的、中国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反对”，一概加以“打倒”。反之，对西方文化则想全盘地加以拥抱。亦即只要是西方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接受，一概加以歌颂。19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北京讲学，他在中国待了一年的光景，19写了一本《中国之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的书。在书中他曾批评中国文化的一些坏传统（如孝的观念的过分强调、缺少公众精神等），但他也毫不保留地赞扬中国文化（如中国的和平性格等），他甚至说，倘若有人说中国没有文化，那么足以暴露他对文化为何物之无识，而他对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不加选择地反对传统颇不以为然。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所持的奴态，他尤表遗憾。的确，这一百年来，有一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由传统的“优越意结”转变为“自卑意结”。在一种“自卑意结”的心态下所构成的全面反逆传统的行为虽不必一定是反中国现代化工作的，但至少是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新陈代谢，是中国传统在合理的保守下的更新。中国的现代化工作决不能建立在虚无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根本无一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是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的。德贝吾（J. C. DeBeus）说：“自然，反逆传统并非全是坏事。有时，反逆旧日的事物，往往是生命健康的记号，而且，要产生艺术上新的派别或形式，反逆传统是不能避免的事。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反逆传统即是真理。现代有许多人以为，否认一切传统，不承认任何事物，即等于创造新事物。这类想法是错误的，大家这样想，就会走上虚无主义之路”。一向对传统抱持批判态度的殷海光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有极深刻的见解，他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许多‘新青年’厌恶旧的。有条件的厌旧是可以的，无条件的厌旧则不可，对于旧的事物保持一个合理的保守的态度，可以构成进步求新的动力”, “批评旧的价值和道德伦范是可以的，但是，批评这些东西，并不必等于一概不要。一概不要则归于无何有，完全无何有则生命飘荡，而启导性的批评可能导致价值世界的进新。”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没有理想的成绩，与中国知识分子基于“优越意结”的拥抱传统及基于“自卑意结的”反逆传统的不健全的心态是有重要关系的。
三
普遍认知的不足
中国现代化工作之所以遭到曲折挫伤，与中国领导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知的不足”是有根本的关系的，关于这一层，主要可分为三点说明。
1. 中西文化本质的认知之不足
鸦片战争以还，中国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之下，中国社会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解组”的趋势，中国文化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失落”的现象，于是乎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本土文化的自我检讨，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争的活动。这乃是社会文化中一很自然的现象，这一情形在汉代佛学输入中国时也曾发生过。只是，当时佛学对儒学的冲击的深度较浅，幅度较狭，而基本上则由于佛学与儒学的“文化取向”在差异性上较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为小，所以，当时知识界的辩论并不曾产生太大的波澜。可是，这一次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由于“文化取向”基本上的差别，而在深度与幅度上都是惊天动地的，几乎无人可以自外于这一运动所激起的波澜。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跳进了中西文化大辩论的旋涡中。不论是基于一种保种或卫护本土文化的心意，还是基于一种探索中西文化本质的心智要求，纷纷提出个人的见解，而主要的则环绕在中西文化的特质之差异、中西文化的优劣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等题目上做文章。在这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地发挥了做“文章”的长才，可是，在学术的认知方面却显得十分贫瘠。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普遍而有影响力的看法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精神的，西方文化的特质是物质的，这一种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衍续，而二者又最易拍合，相互为用。一百年来，这种“体、用”、“精神、物质”的二分法的思想模态无形中支配了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在这一二分法的思想模态的基础上，又很自然地发展出种种廉价的折中主义、一相情愿的调和主义与无所不可的和事佬主义。我们须知，把中西文化看做是“体、用”、“精神、物质”的对立固然是对文化特质的无识，而随心所欲地把中西文化的优点揉捏为一“理想的文化”则更是文字的游戏与观念的魔术，这一派思想中，有的只是“做文章”，可以不论，但有的却是有心智之真诚的，他们真正希望并且认为下面的算学公式是真的：
中国文化之长处+西方文化之优点=理想的文化
这一种想法是可欲的，但却是不合经验的。在根本上，抱持这一观点的人，在性质上是情绪的，因此所发的言论常真诚感人；在认同的对象上，可能自觉地是理想文化或世界文化，但不自觉地却是“乌托邦文化”。他们的最大错误在把文化的繁复性与有机性否定了，通过个人的形而上的思考，不自觉地将一切理想的文化质素都纳入到一个自设的“公式”中去。他们从不去思考，他们的“公式”是不是可以运作的，或是不是可以产生功能的。他们的努力，虽不必是反现代化的，但至少是非现代化的。
2. 社会发展的阶段的认知之不足
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来对于中西文化的论辩，十之八九是离谱的，其基本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认识中国百年来的社会的变迁的本质。中国这一百年来社会之形变，在基调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业上的，中国的经济在根本上是一“自足的系统”，而相缘于此一“自足系统”的则是一非经济性的文化，不论儒、道、释的哲理以及依之型构的社会（家庭）制度、伦理道德与风俗习惯，都是与农业性不能分开的。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在一个农业性的社会结构里是够繁复，够具广含性，并且确是相当优越的，它不只可以成功地适应于中国的社会里，还可以同样成功地适应于中国当时的“天下”结构里，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天下”结构也是以农业为基调的。从这里，我们就不会惊讶何以许多传统的中国的价值，能为中国的“藩邦”所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显出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越性。这一套价值包括了对自然的美艺的欣赏，对神祇的祈福，对贫穷的安足，多子多孙、大家庭、敬老孝亲、崇古、保守……从一个农业社会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好的，至少是没有什么大弊病的，而根本上，这一套价值系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可以运作的，可以产生预定的功能的。可是，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以后，整个的情势发生变化了。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并不是西方的枪炮兵船，而是西方的工业技能。侵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近代的与现代的）在基调上是工业的。这个工业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解组与崩溃。
中国社会自从清朝末年即开始进入一社会形变的过程中，亦即中国已一步步地从传统社会走出，而趋向于一个以工业为基底的现代社会。这种变迁的动机与原因，有经济性的，也有非经济性的，可能是为了救亡图存，雪耻图强；也可能是为了增加人类生活的价值与国家的尊严。不管如何，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不再全是一“自足的系统”了，都市化开始了，市场化形成了，农村逐渐崩解了，借用罗斯托（W.W. Rostow）的术语，中国已由一“传统社会”，通过经济“起飞的前期”而进入“起飞”阶段，并向“推向成熟”时期前进。中国目前虽不能算是一工业化社会。但中国绝不再是农业社会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农业社会中去了。这是一个大关键，中西文化的一切论辩必须把握住这一关键，否则都将不免于隔靴搔痒之讥。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本文中所指的是指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文化）原是契合于工业社会的性格的，那是一套相关的意识、态度、行为系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如对自然的征服、对贫穷的反抗、竞争、崇新、世俗化、核心家庭……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这一套价值系统一定较之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为优为高（反之亦然），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在任何一个工业性的社会结构里，所需要的、所能运作的或产生功能的则必不是传统社会那一套价值系统。因此，今天我们如再龂龂于争论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实在是不相干的。遗憾的是，许多人到今天还在为中西社会价值之孰高孰低而辩论，他们忘了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工作，必须从认知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开始。
3. “现代”与“现代化”的认知之不足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理性运动，而理性的第一步即是对“现代”与“现代化”之理解。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者）还不知“现代”与“现代化”为何物。因此，这一理性运动在起步上就有了困难，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条远航的船，如果目标朦胧，目的地没有弄清，而能够完成任务的。
“现代”与“现代化”有其特殊的意义与内涵。中国人人有意识地用“现代化”一词是不太久前的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知识分子所用的是“西化”而不是“现代化”。从“西化”一词之扬弃到“现代化”一词的采用，其间颇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主要的可以二点加以说明。第一，由于“西化”一词本身含义之分歧与所指之不足，乃不得不加以扬弃，何以说呢？因为“西化”也者意指同化于西方文化之谓，可是，西方文化是一泛称，到底是指所有的西方文化抑或是哪一支特殊的西方文化？同时，从时间的观点看，也颇滋歧义，西方文化指古典的、中古的抑或近代以后的西方文化？再者，到底哪一些要素才算是西方文化的内涵？这些都是可以产生重大的争论的，而另一更基本的问题是，西方文化本身仍在创新变易的过程中，也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么，纵使“西化”这一词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也是不足的。中国文化的未来决不是、也不应定于西方文化的某一形态，而应该、也必是一个以世界文化为鹄的无穷无息的创新。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西化。这一种自“西化”转为“现代化”运动决不是字面的玩弄，而是具有严肃的实质意义的。现在少数清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有这样的认识与努力，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流。第二，还有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扬弃“西化”而采用“现代化”，则并不像前一种人那样的基于理性与认知的要求，而是基于一种情绪的心理反应。他们之反对“西化”，主要的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历史性的，另一种是种族性的。就历史性的原因说，中国这一百年来，可说一直吃尽西方人的大亏，中国的“光荣的孤立”是被西方人用枪炮击碎的，中国的“天朝的意象”是被西方人的兵舰打破的，中国这一个世纪诚如罗斯托所说是一“屈辱的世纪”。基于这一深久的历史的背景，中国人从心底厌恨西方，而反对“西化”毋宁是一极自然的事。再就种族性的原因说，人类学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都多多少少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色彩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都非常浓厚，而中国民族也一样不能全免，严格说来，“中国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还不及“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浓。许多新兴的国家，近一二十年以来，基于种族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自卫机构”的反射，已开始公开反对、扬弃“西化”，而改采“现代化”，而中国近年来透过中国种族中心与文化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自卫机构，下意识与潜意识地更是不能容忍“西化”，而如获得救似地抓起了“现代化”这个招牌。当他们坐汽车、住洋楼的时候，再不为被讥于“西化”而不安，而可以理直气壮地为“现代化”而自豪。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人基于历史性的与种族性的原因而反对“西化”，赞成“现代化”，虽然是情绪的反应，但却不是可诅咒的。其实这种情绪又岂是你我所能全免呢？问题是，这一类型的思想，却自觉与不自觉地阻却了中国现代化的前进，何以说呢？因为“现代化”是以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普遍参与等为内涵的，而这些却又恰恰是近代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的特质，“现代型模”固不等于“西方型模”，但二者是非常近似，而几乎重合的（参前）。因此，反对“西化”，其实质意义，“几乎”是反对“现代化”。我们一方面要想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又反对“西化”，这就不啻要你所不要的，赞成你所反对的，其情形之尴尬是不难想象的，这就无怪乎中国像许多新兴的国家一样，因拥抱“现代化”所产生的“满怀希望的革命”，而变为因反对“西化”所产生的“满怀挫伤的革命”。这种因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与“现代化”认知之不足，所引起的反中国现代化的逆流，实在不是可恨，而是十分可悲的。
四
旧势力的反抗
中国现代化运动，在基本上，是一批判传统、改革现状、创造新文化的运动。这样的一种运动，几乎注定就是要遭到旧势力的反抗的。何以说呢？因为这样的运动，撇开除了上述的民族崇古心理、知识分子不健全心态以及普遍认知之不足等原因不谈外，它必然地会对旧的势力构成一挑战，更具体地说，它必然地会使某些权力、财富、声威等阶级价值的现有既得者遭到被否定、冷落、剥夺的命运。因此，他们基于本身利害的关系，一定会结合在某种虚伪的口号或权力人物之下，构成一或明或暗的反现代化的力量。康梁维新运动之所以流产，主要的便是由于旧党的反扑。因为康梁的改革运动，如废除八股，即会使成千成万的儒生根本地遭到打击，他们的“十年寒窗苦”将要白受，他们存在的价值将要大大打折扣，以此，他们乃自然地投奔到慈禧的脚下，而慈禧也必加以障护，因为慈禧与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当享有流行的阶级价值的晚清知识分子，获得皇室权力的支援时，则现代化运动的推动者，所面临的已不是一场思想的论战，而是十足的实力的角力。那么，失败的命运（至少暂时的），几乎是很难避免的。而最后终逼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得以扫荡旧势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推进一大步。所以，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所以未能顺利展开，推究起来，也着着实实是由于一批社会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既得权益者的把持与反抗。他们惧怕改革，因为他们怕失去所有；他们反对创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没有在新时代生活的资本。有人口口声声维护传统文化，实则不过是维护本身的权益。这种人你要他接受现代化的观念，并非绝不可能，但你要他放弃现有的权益，则万不可能。所以，有许多争论中西文化问题的人，表面上是争学术之是非，实际上是争身家之利害，这样的人物，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脚步向前的绊脚石。这种人，说穿了是一种“匮乏心理”的作祟，在一个机会贫乏的社会里，他们惯于把守既得权益。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最令人向往的便是机会有无穷扩充之希望与可能。
——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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