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1934年10月4日出生于天津武清，晚号“自适居”。孙伯翔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资深评委。曾先后两次出席中国文联代表大会。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文史馆馆员。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3月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振拔俗流，究心北派
清代碑学对帖学传统的质疑批判，其全部基础无不是建立在笔法问题之上。无论是阮元、邓石如，还是康有为，他们对帖学批判的共同指向，即是帖学笔法，由于《阁帖》屡遭翻刻而失真，已失去笔法的真实性；而碑学则由于书丹原石并保持古法，因而笔法上要优于帖学笔法：
“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
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
阮元认为帖学产生以来，汉隶古法尽失，这导致帖学走向靡弱妍态。“元明书家多为《禊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所以他倡导：
“振拔俗流，究心北派，守欧虞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
北碑真源，始艮终乾
邓石如则从碑学内部抉发北碑笔法真源，提出“始艮终乾”、“中实”、“自备八方”，北碑笔法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元明以来的帖学笔法。包世臣认为，碑帖用笔实际表现为古法与今法的不同。他说：
“唐以前书，皆始艮终乾。南宋以后书皆始巽终坤——始艮终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笔中自备八方也，后人作书，皆仰笔尖锋，锋尖处，笔仰侧锋在画之阳，其阴不过副毫濡墨，以成画形，故至坤则锋至。佳者仅能完一面耳。惟笔定而锋转，则逸入平出，而画之八面无非毫力所达，乃后积画成字，聚字成篇。”
始艮终乾，原意是以八卦的方位标明行笔笔锋的线路，始艮终乾是回锋逆行的笔法，始巽终坤则是露锋直行的笔法。包世臣认为唐以前书八面出锋，笔笔中实，而南宋以后，笔法偏侧中怯，古法荡然无存。包世臣要恢复的即是始艮终乾的古法，这种古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的中锋笔法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绝非中锋所能涵盖，这便是包世臣参究北碑所提出的中截(中实)的笔法概念：
“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浑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而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现其中截，则从其见矣。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
师法古人，碑学中兴
围绕北碑与帖学技法的对比研究，包世臣系统阐释了北碑运笔点画法则，并从中寻找到与帖学笔法的对立处。他认为：
“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矣。”而包世臣对古法的倡导，也旨在以北碑笔法取代帖学笔法。
康有为在阮元、包世臣碑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碑学理论，他从书法认识论与本体论立场对碑学取代帖学作了价值阐释：
“至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古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
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旧之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撝叔变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胜，有见夫。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结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之会耶？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也。”
北碑巨匠，奇崛方雄
“偏工易就，尽善难求，专精小劣，博涉多优”。这16个字用在孙伯翔身上是再精当不过的了。孙伯翔先生专攻魏碑，数十年如一日的临习造像、摩崖，这种专攻劲头，惶论当代，就是与古代的大家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伯翔北碑书法给当代书法带来了长足的影响。他对于北碑书法的执著，使更多的书法爱好者重视碑学的沿脉。孙伯翔的出现，以及这几十年带来的影响，和一批书法同道的努力，改变了碑学的格局，也形成了一种当代独有的楷书书风。一个人影响了一个时代，一种书体形成了一种风格，北碑巨匠孙伯翔先生实至名归，当为我辈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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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翔先生临摹魏碑《张猛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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