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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与大家进行一次廉政党课学习交流，题目是“以廉洁家风涵养清风正气”，本次廉政党课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家风的由来与传承。二是家风的新时代内涵和要求。三是家风的正反典型故事。四是新时代弘扬优良家风的实践要求。
家风的由来。家风是什么?家风是一种集体认同，是经过家庭长期培养、长辈们反复实践、言传身教、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家风体现一个家庭的精神风尚和道德水准，还能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作风。“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作品中，潘岳在《家风诗》中自述家族风尚，原文为“绾发绾发，发亦鬒止；曰祗曰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他强调“家风不可忽视，家训不可小觑，人品十分重要，习惯决定人生”。
家风的传承。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风和家教，在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始终有优良家风传世，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到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岳母刺字激励儿子精忠报国，到朱子家训教育子孙“恒念物力维艰”，清代林则徐也告诫儿子“子孙若如我，留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智。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以《颜氏家训》、《曾国藩家训》为代表的一整套孝亲、和邻、尊师、修身乃至为政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既是个人成长、家庭生存的精神足迹，也是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更是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之一。
家风的认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秉承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优良传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价值典范和行为标杆。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建设、家风建设，特别是把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抓手。因此，我希望党员干部需要以身作则，廉洁齐家，蕴涵家风，注重家教，形成优良的家风家教，清正和谐的家庭是廉洁奉公、作风过硬的优秀干部的港湾。
家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新时代家风也在推陈出新，融入更多的当代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响应时代的主旋律。“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一个国家良好的风气，靠千千万万家庭的淳朴民风来聚拢。家风与党风、政风、社风是紧密联系的，家风正则党风正，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社风淳。
家风沐党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传统家文化的基本道德价值取向，也是家风建设与党风建设的融合互通的基本点。良好的家风是党风建设的推进剂，家风建设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组成部分，家风与党风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xxxxx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0月，“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首次写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同年12月，xxxxx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3月，xxx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以xxx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建设，通过树立良好家风来带动党风向上向善。家风连着党风，特别对党员干部而言，家风并不属于私人领域，而是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家风正，可以促进党风好转；家风不正，必将影响党风进一步恶化，因此，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树立知礼仪、懂廉耻、重美德、讲规矩的良好家风，带动和影响其他家庭，起到示范表率作用。
家风清政风。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风不仅是家庭伦理，也是为政之德，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因此，家风也是政风，党员干部不仅要敢于担当，更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注重家风家教。朱德曾要求儿子朱琦必须从铁路工人学起，一天，朱琦回家，与妻子说：“今天我见到父亲了。”朱琦的爱人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管好身边人、家里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必修课，需要每个党员干部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没有好的家规家风，既难以清白做人，也无法专心做事。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是家风的旗帜，要用党员的标准管束自己，自觉摆正党性与亲情、家风与政风的关系，以身作则，克己奉公，严于律己，廉洁从政，弘扬好家风，带出好政风，用良好的家风夯实建设晴朗政治生态的基础，汇聚出中华民族强大的正能量。
家风淳社风。近年来，尽管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家风建设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出现了一种断层的现象。这种家风断层现象的严重后果就是：对于一些手握公权力之人来说，他们缺失了“勤政为民”的情操和宗旨；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们缺失了“为人处世”的基本规则与操守。对此，xxx明确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以此来唤起人们对于家风的记忆与温暖。“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我们必须传承好家风，培育好社风，用好家风涵养民风、社风，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守礼的良好氛围。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生发并凝聚成强大的正能量，一个个小家庭的底色正了，社会这个大家庭自然天朗气清、安定祥和。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应该率先而行，做道德榜样和良好家风的树立者、传承者、守护者，培育良好社风，共倡时代新风。
（一）习氏家风“勤俭持家、从严教子”
正身率下，治家严苛。习仲勋同志时刻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因齐心的单位离家较远，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习仲勋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顾孩子们一些，还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齐心回忆说：“他把此视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的时候，仲勋是开心极了”。尽管非常疼爱孩子，但习仲勋对孩子从不娇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xxx的生活非常俭朴。孩子们平常穿的衣服，都是小的捡大的旧衣服穿。“我比较惨的就是上面有四个姐姐，只有一个哥哥。所以大部分穿姐姐的衣服”，谈起此事，xxx直率的说，“花衣服、花鞋子，我绝对不干，但是也不得不穿”。母亲齐心也还记得，“xxx因同学笑话而不愿意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哄他说‘染染穿一样’。”在xxx的眼中，“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吃饭时，父亲常把他们掉在桌上的饭粒、馍渣捡起来吃，最后还要用馍把菜碟里的汤水蘸净。有一次，姐姐桥桥不小心碰翻了汤碗，习仲勋俯身将洒在桌上的汤汁吸吮干净。对于浪费行为，习仲勋会严厉批评。在父亲习仲勋言传身教下形成的俭朴品质，对xxx影响很大。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xxx多次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谆谆教导，涵养气节。习仲勋和齐心很早参加革命，家里有着浓郁的革命氛围，上学时，xxx是住校，逢年过节才回家。“回家以后，先是一溜，子女站在墙根上，接受父亲的训话。他自己怎么参加革命，你们今后一定也要革命，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有的时候很想去玩一玩，很不耐烦，但是也不敢不听，这些东西也就潜移默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xxx动情的回忆着。习仲勋还经常教育孩子要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对子女们包括女婿，他的要求就是：要忠诚于党，不要怪组织，不要靠老子，路要自己走。在xxx眼里，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xxx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要“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中，年轻时候的xxx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在2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面对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信念动摇等问题，他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把好“总开关”，不能得“软骨病”，要铸就坚守信念的钢筋铁骨和铜墙铁壁。他还反复告诫全党，要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不留名利，孝诚为国。“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是习仲勋对儿子xxx的期许。在最后的日子里，习仲勋还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1962年，习仲勋受冤屈，母亲齐心带着习远平在河南一个农场劳动，xxx也下放陕北插队。一家人天南海北，骨肉分离，齐心挂念在陕北吃苦的儿子，便亲手给xxx缝制了一个针线包，上面绣了三个红色的字：娘的心！那些年，种地、拉煤、打坝、挑粪等等，xxx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7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和陕北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他说：“我爷爷也是农民，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这种朴素的情感一直根植在xxx心里。从大队支书到总书记，xxx始终牵挂着老百姓。无论是在兰州养老餐厅给老人端菜送饭，还是到河北阜平在农民炕头上盘腿而坐，那种与民相亲、与民同乐的情感由内而发、纯朴自然。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总书记，记得家里，就跟亲戚串门、邻居唠嗑一样，没有一点架子，特别亲切”。
习仲勋的治家之道，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实现了律己与育人的良性互动，做到了对家人涤荡心灵和家庭幸福和谐，其“不近人情”的家风不仅是为人之道，亦是为官之道。正是优良家风熏陶，xxx始终把党和人民的权力用来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他那一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引。
（二）溺爱子女，贪官痛哭“害子”
东窗事发，错爱害子。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庭审中痛哭流涕的说：“养不教、父之过，对他（刘德成）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把所有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可谓舐犊情深。法院判决书显示，在刘铁男涉及的3558万余元财物中，通过儿子刘德成收受的达到3400余万元。而儿子的贪婪，则直接源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事实上，刘铁男受贿的部分事实与其子刘德成关系甚大，甚至警方也是以刘德成为突破口，从而揭开了整个贪腐大案。“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父母对子女的爱，超出了一定的界限便是溺爱。“从老子办事、儿子收钱”到“父女齐上阵”，一桩桩腐败案件的背后，无不折射出领导干部对子女管教的缺位和家风的不正。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落马，则为那些溺爱子女、家教不严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捷径思维，做人上人。根据报道，刘铁男案是一起典型的家族腐败案件，对子女的教育更是成为反面教育的典型，正如刘铁男自己所讲：“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我们来一下他们父子的自述。
刘德成记得：“小的时候我爸每次在路上都会跟我说，做人要学会走捷径。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刘铁男的教诲在儿子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长大后的刘德成，脑海中全是父亲灌输的扭曲的金钱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也是他后来为何会利用父亲职务的影响力来大肆收取金钱的原因所在。
总希望有人“带带儿子”“多帮帮儿子”的刘铁男，给了绕其身边老板们突破口，浙江一民营企业董事长邱某是向其“进贡”最多的一位。为扩大pta项目产能，邱某请刘铁男在审批上予以关照，刘铁男表示得按程序走。邱某问：“听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刘铁男不失警觉：“你问这个干吗?”邱某说：“如果他回国了自己做生意，我们合作，我可以带带他。”刘铁男当时没表态，邱某回酒店不久，刘铁男就打来电话：“你说的事倒也可以考虑……”。在“你情我愿”“你知我知”的自我麻痹中，刘铁男与老板们一拍即合。，邱某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在杭州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并以虚假化纤贸易方式为刘德成获利825万余元……。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疯狂的贪腐就会一泻千里。“如今觉得当时我们父子都错了，抛开以权谋私不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错了，奋斗的原动力就错了，这也是我们父子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被关进冰冷的铁窗后，刘德成悔恨地说。
家风不正，一损俱损。像刘铁男这样的落马官员，没有认识到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因为看中了刘铁男的权势，没有人会给刘德成送钱送车送物；而如果刘铁男头脑清醒，就应该好好教育儿子，在发现儿子开豪车时及时阻止。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任由儿子胡作非为，在违法乱纪的道路上一路狂飙，把自己也拉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对子女过度的溺爱，终会害人害己。
古人云：“父母之于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被舐犊之情迷惑了双眼。真正疼爱子女，就应该涵养好家风，从小培育孩子正直的品质和出众的能力，让孩子经历摸爬滚打、砥砺成才。
xxxxx曾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和政风，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要为社会做表率。”因此，弘扬优良家风，要深刻学习领会xxxxx关于弘扬优良家风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弘扬家庭美德的新内涵、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应着重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的清廉家风。
（一）要担当家风建设的“示范者”
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构建团结和睦、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建立共同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引导家庭成员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声誉帐、家庭账，使自己成为廉洁文明家风建设的示范者。同时，制定清廉家训，经常性开展家庭助廉警示教育，统一家庭成员思想和行为，使他们成为好家风的真心拥护者。
（二）要担当传统家风的“传承者”
传统文化中的家规家训，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历代先贤的家教故事，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也为党员干部家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营养”。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家风，严守廉洁家训，继承良好家规，传递廉洁基因，以持之以恒的定力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不断涵养浩然正气，自觉远离贪欲之念，用自身修养和言传身教影响家属，共同建设廉洁家风。
（三）要担当核心价值的“培育者”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在家庭里自觉的营造廉洁自律、忠诚担当、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不断培育现代好家风。要齐家风、立家规，让家人知晓原则是什么，底线在哪里，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严格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自我约束，倡导当好“廉内助”、常敲“枕边钟”、劲吹“廉洁风”、做好家庭“监督员”、净化“生活圈”，让纯朴家风与优良党风同频共振。
今天的家风廉政党课即将结束，我真诚希望通过共勉交流能够使大家有所收获，让好家风、好作风、好党风的阳光雨露，沐浴润泽党员干部修身立业之心志，涵养追求卓越的坚定信念。
谢谢大家！
推荐廉洁行医医德医风心得体会简短二
同志们：
在“治污减霾”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之际，按照区监察局开展宣传教育月活动安排，今天由我跟同志们一起探讨反腐倡廉建设的有关问题，期望通过这次授课，能对分局各项工作，尤其是“治污减霾”工作有所促进。
党的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作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反腐倡廉定位在亡党亡国的生命线，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充分显示党执政为民的决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环保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凸显、资金的增加，一些重要部门、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地带。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举措、新要求，环保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结合实际，立足岗位，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扎实有效地抓好工作落实。
一、腐败现象产生根源及其后果
“腐败”一词的本意是指生物的腐烂，后来被引入思想道德和政治领域，特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社会公认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并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形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联合国定义称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找出若干种原因。如社会历史原因、政治文化原因，也有当事者个人的原因。
1.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本能需求，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物性要求。这种生物性要求反映在人类行为的动机上，就是“欲望”。人在“欲望”非常想得到满足而没有得到满足时，其“欲望”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产生一些“出格”的行为。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
2.私有制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因素。腐败现象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进入阶级社会后，物质财富的私有化，成为产生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当一个人能用手中权力交换到物质又不被束缚的时候，就会无限的放大这种权力。这样，腐败也就产生了。除非他受到道德的、法律的、或宗教的力量约束才可能放弃这种谋利行为。因此，如果当权者没有道德修养，法律又对他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裁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无形的商品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取更大的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行为。
另一方面“官贵民贱”的封建剥削思想意识对人们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升官”和“发财”成了封建社会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刚刚认识字的儿童也知道读书好便可以“学而优则仕”，有了仕的地位便可发财，便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至于封建社会中，当官后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是普遍常见的社会习俗。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这些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观念，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可以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官本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家长制、裙带风……
3.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说，通过法制和管理的手段，把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乃至行为，限制和约束到保证不妨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范围内，就能够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成为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法制立足于惩腐，管理立足于防腐，如果从开始就把管理抓好，使他们都能廉洁从政。也就不会存在这种腐败多发的势头了。那样要比等到他们腐败后制裁他们要好的多。如果想要依靠法制替代管理的办法治理腐败是不可能达到目地的。一个管理好的人不管法制如何他都不会去腐败。而一个没有管理的人一旦有机会他就有腐败的可能。
(二)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如果要从不同社会发展历史、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及领域中，列举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那是很难列举完全，也是很难说清楚的。权威人士对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是按以下几个方面来划分的：
1.根据腐败者的行为和目的来划分。腐败可分为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等。
2.根据人们对腐败行为的价值评价来划分。分成三类，即：白色腐败、灰色腐败、黑色腐败，人们对他们的谴责如同它们的色彩所表示的那样由弱至强。(1)白色腐败。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士)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2)灰色腐败。指对之惩罚虽为上层阶层所拥护，却不受到其它社会成员支持的腐败行为;(3)黑色腐败。指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物)所一致谴责的腐败行为。
3.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来划分。一是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制度腐败和整体腐败。
4.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划分。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可将腐败分为：官僚主义、违反党纪、政纪和违反法律但不构成犯罪、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5.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来划分。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不同可将腐败分为权力腐败、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
6.根据世界各国腐败的存在状况来划分。可将腐败分为高度腐败、中度腐败和低度腐败。高度腐败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美洲等地区。中度腐败的国家主要是指印度、土耳其、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低度腐败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取得共识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着比较有效的体制和举措，腐败现象相对较少。
(三)腐败现象造成的社会危害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1.腐败诱发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有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只有稳定,才能保护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由于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打击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信心，从而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政府行为失去信心，导致政府危机，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动乱，即腐败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
2.腐败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某一政权内渗入腐败分子，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在管理公共社会事务过程中，截留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发展机遇、物质财富，这就破坏了社会管理的公平性，极其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为公职人员提拔、任命方面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不公正性导致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已经引起社会普遍的愤慨，群众上访集访不断，导致社会动荡。
3.腐败破坏社会的民主法治。“民主”就是主权在民，而权力腐败集中表现为缺乏民主、个人专断、权力集中、权力滥用、以权代法、贪赃枉法等。一些地方由于缺乏民主，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致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时有发生;在腐败严重的地方，既不会有健全民主法治，也难以有良好的秩序和效率。
4.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败是一种对公共守则的破坏。当腐败行为未受到打击而受到人们的默认时，当高层人物腐化时，当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不通过腐败就不能获取服务和利益时，当忠诚人员受腐败氛围的压力时，很难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会产生一种扩大效应，致使腐化现象扩散和蔓延。由此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社会道德的沦丧。毫无疑问，腐败是社会的罪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二、我国反对腐败的历史经验及基本形式
我国反对腐败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腐败的反腐方式，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力量来对抗腐败。
建国初期，我们党主要是靠发动群众运动来反腐败。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后又发动了新“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等。应当说，开展这些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正如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 丁俊萍教授所言:“这些运动的矛头，几乎都指向干部、党员中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但由于这些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也误伤了一些人。”但运动型反腐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打破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
2.重典反腐。重典治腐在中国古代就成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重典治吏的内容包括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匹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匹，才是加役流而已。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为例，官员接受管辖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此外，重典治腐还体现在刑罚的严酷上，封建刑罚不但是对违法者的身体残害，更多是精神上的。如犯罪者不但可能被断指(肢)、宫刑等，还可能同时被刺面。到了唐朝形成了对违法者施行残酷的“五刑”。即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明朝朱元璋设置的酷刑项目有：凌迟，滚汤，铁刷，钩脊，抽肠，剥皮，挑筋。可当殿行刑，残躯示众。还实施律外重刑(如剥皮充草)。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
大臣无不战战兢兢。“令人感不像人间。”清雍正皇帝更是重典反腐的实践者。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三项更为彻底的措施：一是绝不放过贪官的涉案的亲戚和子孙。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就下令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二是让贪官“死而不已”。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三是杀贪官给官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死”、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对此，雍正还有一番高论：“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
“乱世用重典”，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后世出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虽说是一种夸张，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到了现代中国，重典反腐仍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早在1931年冬，刚刚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就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文件，《训令》规定，对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制裁，对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枪决”。1931年8月，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刚刚上任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挠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以“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等罪判处死刑，5月9日执行枪决。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局关于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一案对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大贪污犯”。并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后人常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重典反腐”理念蕴涵着某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通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会提高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保持对腐败分子的威慑力，可收一时之效。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滞后式的反腐败策略，只能达到治标的目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3.权力反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党的纪检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恢复重建，加大了反腐败工作力度。据统计，仅20xx年7月至20xx年12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而检察机关在20xx年至20xx年的五年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包括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综观几十年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每一个案例，关于权力的腐败，不论其暴露的原因如何，到最后都要依赖权力部门的参与，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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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确保了廉洁做事、干净做人，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一)切实增强理论武装。精准定位自我，强化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担当，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我学习了中央和省、市、县委党风廉政建设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增强了自我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认识，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
（二）不断规范制度建设。根据领导要求，结合各科室工作职能，组织草拟了县委办公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机关公务接待制度、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机关公务出差管理制度、机关财务管理制度、机关考勤制度、机关学习制度等工作制度，进一步强化机关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意识，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推动责任落实情况。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认真做好分管工作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多次与分管科室负责人交心谈心，对工作人员提出廉洁执法的要求，分管科室没有出现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
（二）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积极配合分管党建领导加强作风建设工作，通过制度建设、党课教育、民主生活会等方式，推进党员干部包括自身作风建设，强化了作风。
（一）深入研读《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纪党规，进一步增强廉政意识，时刻自省自律，做到所思、所为绝不碰触党风廉政“高压线”。
（二）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各项规定，把住从政“底线”干净做事，在党风廉政上作出表率，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秉公用权。
（三）积极参加各种预防腐败教育活动，特别是警示片的观看，警示案例的学习，积极配合开展风险点的查找和预防措施的落实工作，做到预防腐败措施到位。
本人及分管科室能够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私分明，分管领域内未发生公车私用问题;未发生接收利益相关方宴请问题，未发生发生吃、拿、卡、要、收受礼品礼金等违纪行为，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反映，分管领域廉政建设做到“零”违规。
一是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是严格按照当前职务职级领取，本人无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二是本人办公用房在符合规定标准；无公务用车配备，无因公(私)出国(境)，无职务消费、无秘书工作人员配备、无在社会组织、企业兼职情况；三是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无经商办企业的情况，没有参加过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娱乐、健身、宴请等活动。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从严治党的要求相比还有定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学习的整体意识还不够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缺乏深度。
（二）思想认识方面。由于分管科室工作繁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业务轻廉政”的思想，没有将廉政工作和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一）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妥善处理好工作和学习关系，紧扣工作实际，增强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所学理论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切实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开展有机结合起来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真正做到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开展的实际成果。
(二)加强党性修养，严守政治纪律。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政治鉴别力。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同党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以身作则，出实力、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三）廉洁自律从政，勤政务实为民。始终做到恪守党章和党纪国法，自觉按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制度规定办事，不越雷池，不逾红线，守住底线。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从严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严格要求分管干部职工，自觉主动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踏实工作，勤政务实。
（四）自觉接受监督，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按照党的纪律规范、约束自己，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的规定要求自己，随时戒免自己，强化廉政意识，坚持廉洁自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言行一致，切实做到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干浄做事，清白做人，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同时继续履行好“一岗双责”，管好分管科室干部及家属，自觉遵纪守法，努力做到不碰法律高压线、不越纪律警戒线、不踩道德保底线、不松思想防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