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关于探索家史心得体会总结一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关于探索家史心得体会总结二
xxxxx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到学习“四史”，这是党中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继续发扬重视学习、善于进步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将历史经验、现实发展与未来战略相结合，而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务。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xxxxx高度重视历史，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学习“四史”的重要性与方法论，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学习“四史”必先深刻理解认识“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x月x日，在中共xx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市委书记xx指出：“要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回首过往，不忘初心，是为了走得更为坚定、走得更为长远。因此，学习“四史”，以史为鉴，服务现实，意义重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xx周年，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贯彻落实好“四史”的学习教育，更具有历史与现实重要意义。
科学把握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与时俱进，避免走入误区的保证。通过学习“四史”，研判世情、国情、党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是科学把握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在曲折中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遭受重大挑战，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重塑世界，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趋势明显。“危机”之中，有危有机，如何利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重要命题。xxx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其中树立正确历史观，就是要求在认识国际形势的同时，还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擅长总结历史经验，从“四史”中准确地研判世情、国情、党情，从而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准确指南。
1.1949年3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总结回顾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的历史，认为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且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行之有效的。而经过三大战役，敌我力量发生了转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党的工作重心也应转变。因此党中央决定之后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2.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报告指出，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解决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对改革开放，乃至现今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3.党的十八大以来，xxxxx多次强调要重视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他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出发，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论从史出”，这是党中央再次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求变，而做出的新时代重要研判。
总之，学习“四史”是研判世情、国情、党情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便于每一个党员深入理解和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学习“四史”是解读世界、读懂中国的依据和方法。
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本质在于通过“否定人民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试图以乱史而达到社会主义改旗易帜之目的”。就其表现而言，主要有：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成就；攻击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颠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打着学术的旗号，以片面或虚假的资料，来达到抹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的；新时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兴传媒等极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小则侵蚀共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大则威胁“两个维护”。与此同时，一些“低级红”“高级黑”言论更具伪装和欺骗性。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涌动。xxxxx曾说过，“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势在必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做到“两个维护”，必须以“四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将发人警醒的历史案例与先进典型示范教育结合起来，为党员干部提供明辨是非和养正气、祛邪气的良药。
以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为例，xxxxx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并提出了科学评判历史人物的“六个不能”：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xxxxx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并认为其“晚年的错误有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评价重要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任何简单或者以偏概全的评价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无硝烟的战场，学习“四史”就是批判虚无、澄清谬误的利器。通过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的学习教育；对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的学习教育；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的学习教育，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培养和锻炼党员和群众正确的历史观。在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压缩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生存空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成熟的政党必将是一个善于学习、不断进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正是在不断的学习和革新中壮大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学习历史的优良传统。
早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重大历史问题首次作出了系统总结。这是全党首次系统地学习了党史。这次学习的效果明显，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来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进行反复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决议》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凝聚了民心，增强了动力。
10月，党的十九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鲜明主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积贫积弱到屹立于世界强林之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这不仅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后的发展中，更要有完善的党内集中教育制度，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度化、长效化。
在党的近百年创业史中，有过挫折，有过苦难，但是党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保证了大方向的正确性，在此过程中总结了一系列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正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慧源泉。
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保证人民健康，我党始终把防疫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亲自调查研究血吸虫病，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力量，赢得了抗血吸虫病战役的胜利。历史的进程总是惊人的相似。末新型冠状病毒在华夏大地肆虐，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不惜牺牲经济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了疫情，赢来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重大阶段性胜利，也推动了我国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首位，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的特征。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以党内自我教育，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凝聚起党员群众的精气神。理想信念在于对未来美好事物的坚定追求，也在于回首过往，这就是学习“四史”的意义所在。xxxxx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及，“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正所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支撑他们前仆后继、勇敢牺牲的是理想信念，是初心与使命。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追求，是我们党从最初的几十名党员成长为拥有9000万党员大党的关键，也是我们走好新时代新长征路、为中华民族书写千秋伟业的关键。
xxxxx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糖衣炮弹”面前，一些党员干部忘却了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失去了党性，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为人民为金银，患上了“软骨病”。因此必须常态化用科学的理论为共产党人“补钙”，用“四史”为共产党人强骨，避免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形式化、口号化。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就曾提出：把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作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学习“四史”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党员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的方法。为在“四史”的学习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广大党员应真正做到“四坚”，即：
1.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弄清楚了我们从哪里来、怎么走来、又往哪里去，我们会发现党的制胜法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守初心，是每一位党员的责任与义务。
2.坚持斗争精神，敢于担当作为。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深水区，留下来的问题都是“硬骨头”，共产党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敢于担当作为。
3.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历史与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行得通的，这是我们的自信与底气所在。而坚决维护xxxxx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4.坚决自我革命，以主题教育为契机，鼓起“改革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将工作实际与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以刮骨疗伤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从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满足工作任务的需要。伟大的事业需要坚强的党的领导，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不断学习党在伟大实践中的经验，在历史中检视自己，才能守初心、担使命，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党的青春活力。
党史的主题色是红色。学习“四史”就是为了发掘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xxxxx近年来多次讲到，“xx是党的诞生地”，也是红色文化的发源地，党的一大、二大、四大皆在xx召开，党中央长期驻扎、活动于此。xx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留下了诸多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无不蕴藏着伟大的爱国精神与革命精神。
据统计，xx市共有革命旧址遗址共计xxx处，现存xxx处，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x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xx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作为xx而言，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与初心之地，保存和利用好xx的红色资源，讲好xx的红色故事，为xx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增加动力，是重要的命题；作为每一位党员和群众来说，保护好这些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时代的召唤，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发掘好红色文化资源，更应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是学校和社会探索创新学习形式的重要资源。面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生开展现场教学、情景教学、网络教学，在历史的现场，讲述“四史”，更能入眼、入心、入脑。
就学习而言，“四史”进入学校思政课堂是深入贯彻学习“四史”的重要一环。作为思政课教师，应理直气壮地向学生们宣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在思政课堂中，注意讲好红色故事、中国故事，以生动的案例打动人，以多彩的形式亲近人，以深刻的教训教育人，以巨大的成就鼓舞人，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党史育人的重要作用，使青少年学子在心悦诚服的基础上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真正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奠定基础。在“四史”入思政课堂中，需适应各阶段学生发展特点，不断丰富、更新教学内容，增添新时代的新元素，探索信息时代学生人才培养新模式。
长期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往往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不仅需要强劲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还应在国际哲学社会科学中提升话语权，拥有与之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实力。近年来随着国家与社会的重视，以及一大批关于党史新资料的披露，党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领域的“显学”。学习“四史”更应该研究好“四史”，不断为“四史”的学习教育提供新材料、新成果、新论据。“四史”不一定由中国人来学习研究，但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四史”学习研究的叙事权、话语权。这是关系到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讲好中国故事，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国家贡献智慧的大事。
深刻理解认识“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是学习“四史”的首要环节，是学懂弄通做实的第一步。我们学习“四史”，既要学习历史知识、历史理论，更要学好、用好历史思维与历史方法。这也正是学习“四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歌功颂德，也不是为了逃避今日的困难与问题，而是为了更好地书写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都是同行者。
关于探索家史心得体会总结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谈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复兴也好，百十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虑和追求这件事。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学历史要带着历史纵深感，历史上的事情不结合历史的纵深很难把它看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对抗的清兵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但是这场战争清军却被打败了。不但如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灭前的70年间：gdp从世界占比29下降到6；
不平等条约签订
数量达1145个，平均每年16个；
割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7个英国。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怎么了？我们知道，这和一种毒品有关——鸦片。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后，吸食范围非常广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监、差役、军士、
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魏源曾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曾对道光说，鸦片如果不禁，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因此，道光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远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国硬碰硬，同时他还是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也是有过程的。他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讹传，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认为敌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这就会直接影响战略。
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杨芳。杨芳到前线打了几仗，而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遇到了新问题，他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一句话，他认为陆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国人，我是主你是客，这非常邪门儿，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术。怎么破妖术？他们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场、买马桶，他们认为用污秽之物能破妖术，希望把马桶扔到海里能让英国人的炮打不准，取得战争胜利。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1.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此前，我们败给了西方列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这一次败给了几百年来跟在我们后面的学生——日本，我们受了特别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战败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2.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为、梁启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给光绪，光绪是年轻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
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地方上没有人帮光绪落实新政。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中国开始了的北洋军阀混战。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苦闷彷徨了，他们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国家走得通的技术和政治革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都不能成功。这时，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术的革新。
4.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
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19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
但是，中国共产党98年前诞生的时候却是一棵幼苗。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实际上这和土壤有关系。总结一下，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二、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此后，198月和10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
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的组织。
19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19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们是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19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我们知道，此前80年，历代仁人志士推这个门、推那个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推开，为什么？因为手里没拿钥匙。打倒军阀除列强就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有了钥匙，打开了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1926年7月，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各个击破；
这一策略实施的效果很好，北伐军进攻湖南，会攻武汉，攻取江西，进占福建，进驻上海，攻克南京，节节胜利。但是，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武汉、南京、上海等都是长江沿线城市，这说明北伐没有彻底过长江，这就出现问题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1927年7月
15日，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公开“忏悔”。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同志选择加入共产党。我们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铺直叙，而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危难关头总有那么一批选择跟党一道走的人，这也是我们党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国共两党说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发动了大小一百场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此前没有着重抓枪杆子，有一些枪杆子还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队伍被消灭了。然而，一批在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的队伍却活下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
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后来，我们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对我们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胜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
军事上建立碉堡，这是硬的一手。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碉堡让我们吃了很多苦。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由于他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部委大秘整理，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12月突破敌人四道
封锁线，人数从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这个历史关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进入军事“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历史统计，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
3万人。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督剿红军。12月7日，张学
良劝谏失败，于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张学良。张学良在36岁时被扣押，直到90岁时才被释放。学习党史，细节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正确的历史观来指导我们对党史的学习。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战后，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是战前的40倍。国民党军
队由抗战初期的170万人增加到524万人。此时，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可以很快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条肯定躲不了、绕不过，就是土地。任何一次战争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都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7年，中共
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是满足老百姓切身的实际利益需求。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且不说国际上有势力要绞杀我们，单说城市建设和经济管理这摊事我们就不熟练。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开展，我们需要进行经验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财政赤字两大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发行
量增加1445亿倍；
二是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
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商200余人，打击了
非法金融活动；
二是“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投机商在银元之战后转而投机两白（米、棉）一黑（煤），陈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物资调运，适时抛售并收紧银根，投机商纷纷破产。
我们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有雷霆手段，有经济手段，立了威才开始搞经济建设。1956年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
正当我国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时，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
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我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勾画蓝图的方法。
四、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第二步，到20世纪末，部委大秘公
众号整理，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发现，“三步走”步幅不一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50年。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再经过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3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
到2050年这30年从中间分成了两个：从
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发现，在“大三步”里面有“小三步”，“小三步”里面又有“新两步”，这就叫一脉相承。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教训，那就是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止步不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的发展速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其中十六大和十八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管不管用，
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认认真真把它学透。
马克思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我们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呢？当然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给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伟大了。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以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时形影不离的手机打个比方，因为世界上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的手机里都有app软件，每隔十天半个月它就会让你升级，我们看手机软件这么小的东西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给它升级，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死守一个教条，几十年不进行“升级”，肯定是不行的。我国之所以越发展越好，就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能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要和大家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耿飚。耿飚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革命家，是有着非常深的爱民情怀的。1991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当地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大家，而是说了个故事，又问了个问题。他说，50年前我所在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犯了严重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这些老百姓都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百姓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这一问，实际上是耿飚在拷问今天的共产党员还保留有多少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这值得我们深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大家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发现，在基层培训班上相对来说谈得比较少的是全面依法治国。难道全面依法治国相对于其他三个全面来说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热点和焦点新闻，其实都和法律有关。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1935年1月2日，红军长征来到乌江天险边，命悬一线。王耀南在江边进行勘探时发现流速太快不具备架设行军桥的可能性，这让他一筹莫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河是当务之
急，大家都非常焦急。这时，营里一个叫石长阶的战士跑过来说，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不是可以砍竹子做竹筏过江？王耀南说可以试一试。于是战士们就到竹林里开始砍竹子，刚砍了没几分钟，石长阶又跑到竹林里提醒大家砍竹子的时候要分公母砍，否则老百姓要遭殃了。石长阶说，他从小在竹林长大，所以对竹子比较了解。要知道这种地区的老百姓冬天挖冬笋，春天挖春笋，平常还要把竹子砍了编背篓增加家里的收入，就靠这点竹子生活。竹子是分公母的，第一个分杈的地方是单杈就是公竹，双杈就是母竹，如果不小心把某一种竹子砍光了，这片竹林说没就没了，竹子没了让当地老百姓怎么活？王耀南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他重新下令，让战士们对不能砍伐的竹子做标记。我想问大家，这个活儿细不细？实际上非常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在竹林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感觉辨认起来是挺困难的。那么战士们跟我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竹子分公母，都是现学、现辨认的，是挺耽误时间的，而且他们在长征途中，晚过河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老百姓的生计后面。我们今天谈初心和使命，谈先进性、纯洁性，什么是初心和使命？乌江边的红军战士给今天的共产党员上了最好的一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
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关于探索家史心得体会总结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史和新中国史就是一座精神富矿、一所文化乐园、一个智慧宝库。今年前不久，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党史和国史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必须坚定不移的学好、用好。
学习党史国史要目标明确。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过程中，把握一些切入点，认识历史事件当中的重大事件，认清重要的历史人物，坚定共产党的历史，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学习过程中，理清历史脉络，坚信理想信念;在学习过程中，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正确评价和看待历史，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学有所获。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
学习党史国史要没有止境。老一辈革命家无往不胜的信心信念，让人佩服。小平同志在四十多年前就讲，要用长远的眼光看世界，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速度，正像小平同志所预言的。学习党史国史，就要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四史主题教育党课宣讲稿
近日，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诚然，不忘来路，始知归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鉴古观今，方能释放最强动力。翻开历史的漫漫长卷：毛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启蒙了我们青春的抱负;夏明翰的“只要主义真，必有后来人”坚定了我们对理想的忠诚;陈云章“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激昂了我们迎难而上的斗志;钱学森“学成必归，报效祖国”囊括了我们拳拳的爱国情。英雄虽然已经逝去，但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幕幕鲜活的情景，历史会记得，后人也将永远铭记。“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读懂了建党的里程，就将领悟党和人民的鱼水情深，读懂了长征，就将明白信仰的力量，读懂了改革开放，就将拥有自强自信的底气。读史懂史是我们寻根的历程，更是我们向历史人物借智慧，从历史长河汲取成长力量的朝圣之旅。
以史为鉴，方能明辨是非对错。读史使人明智!经历风雨者，从苦难中辩得黑白是非;学史明史者，无需风雨亦能擦亮慧眼，明家国之坚厚力量，悉安全稳定之弥足珍贵。香港事件中，就可发现越是年纪大的人越支持祖国，想来是因为亲历过殖民统治的黑暗，切身体会过生如浮萍的卑微，才深刻领悟到了“有国才有家”。而香港这群不历疾苦，不解国情，不清史实的荒唐废青，随波逐流地推英崇美，双目血红却空洞无物，根本不知振臂高呼的“追求自由，守护未来”到底谓何。正因他们心中无历史为照镜，才会如此疏于思考，易于煽动。读史、学史是年轻人涵养价值观，树立是非观的重要途径。需知，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而行。
不忘来路，方能知晓向何而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各种救国救民的探索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从“实事求是”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政治初心，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从淌着石子过河的摸索到改革开放40余年的辉煌成就，我们坚定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从中国骨子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情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淡漠的对比中，我们坚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优势。回望我们来时的路，历史带着鲜活的印迹告诉我们，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了新中国。重学党史、国史，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是向历史致敬，向先烈致意，更是从历史中寻找方向，坚定“四个自信”，廓清思想的迷雾，向未来壮行!四史主题教育党课宣讲稿
党史波澜壮阔，浩瀚无比。在我们有限的精力和条件下，在搞好科研的同时需要把握关键、聚焦重点，然后以点带面，了解全局。这里要选择好旗帜型人物和标志性事件。比如毛泽东、邓小平，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比如党的指导思想或者某一项具体政策。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党史的切入点，以此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充满了辩证和哲学，也是我们体会哲学思想、发展正确历史观的机会。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和方法去学习知识，看待和处理问题。
学习党史也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不同学习的态度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直至导致不同的结论和不同的行动。我们提倡学习党史的起码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而不能是别的。比如，坚持中国的立场就是不要戴上有色眼镜对自己的事情吹毛求疵，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学习党的历史，也要学习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先进人物。沈浩就是其中经典的例子。他鞋底总是沾满泥土;他同村民一起修路，双手磨满了水泡;他六载离家，鞠躬尽瘁引导万民奔小康。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忠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党的基层干部的楷模，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当读到__年底，沈浩作为选派干部任期即将届满，在小岗村98户农民强烈挽留时，我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优秀的党员干部的尊敬和热爱。沈浩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留任，成为当时全省唯一连任两届的下派干部，显示了一个真正优秀党员的胸怀。我想，学习沈浩最好的方式，就是要牢记党的宗旨，作为一名普通党员，首先需要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的精神。
在现实社会中，共产党员要抵御物质的诱惑，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学党史、读经典活动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洗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应该更多的开展。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的学习，将我们的知识为社会和人民服务，正如沈浩六月六日写的：多多学习增知识，更好做事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