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 《性心理学》原著作者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性心理学泰斗。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
潘光旦的一生
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该县罗店镇一个士绅家庭。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潘光旦1905年入读私塾。因祖父早逝，任翰林院编修的父亲忙于公务，儿辈们的教育没能多操心，他只上了一年私塾。1906年入读上海大东门内火神庙小学。1907年转学到罗店镇罗阳初等学堂，19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学校，该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于19开办，只开留美预备班，学生毕业后可赴美留学，一般插入美国大学二年级学习。潘光旦的中国典籍根底就是在这充满西洋气息的清华学校自学打下的。19潘光旦在参加体育运动时不慎受伤，因医治不及时而不得不截去一条腿，从此落下残疾。但他以坚强的意志克服自己身体缺陷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他行动敏捷，性格开朗，使人并不觉得他与常人有太多不同之处，认识他的人都会忽略他的残疾。因养伤，1915至19他休学了一年半，19才从清华学校毕业，前后共读了9年。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参加了19的五四爱国运动，还参加了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并参加编辑《清华周刊》、《清华学报》和《清华年报》的工作。
19，潘光旦赴美留学，入美国东部的达茂大学，插入三年级攻读生物学。他读了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转读四年级。1924年他在达茂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于次年秋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1926年再获硕士学位。1924年至1926年，他每年夏天都利用暑假在纽约、长岛等地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等。留美4年，他打下了深厚的生物学根基，后来他所提倡的社会学思想大都和他的人文生物学有联系。那时美国大学里实行通才教育，学生知识面较广，潘光旦对这种情况很适应。他兴趣十分广泛，心理学、哲学都在他涉猎范围之内。由于有这种独特的学术经历，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和路数异乎常人，其最大特色就是具有深厚的生物学根底，往往从生物学的角度立论。留美学习期间，他曾担任留学生的中、英文杂志主编。还与清华校友闻一多、罗隆基等发起组织了大江学会，任学会理事，发行《大江季刊》，交换学术意见，宣传科学、民主的救国主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将《总理遗嘱》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翻译成英文，交给美国刊物发表。
1926年暑假，潘光旦学成回国。此后8年，他先后在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沪江、暨南、大夏、光华等大学任教，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和遗传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主编过《优生月刊》、《华年周刊》、《中国评论周报》、《新月月刊》等杂志，并为《人文月刊》、《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社会学刊》、《时代评论》等杂志撰稿。这些文章除宣传科学、民主等救国主张外，更多地讨论人口、劳工、家庭、妇女、优生等社会问题。1934年他为抗议光华大学校长恣意擅权，愤然辞去文学院院长之职，接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聘书，回到母校任教。潘光旦在清华社会学系开设家庭问题、优生学及西洋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后又逐步开设人才论、家庭演化、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1935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此时，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北平学生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潘光旦身为教务长，虽然也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是总觉得学校对家长负有学生的安全与传授知识的责任，深恐因抗日运动而造成惨剧，或致学生被捕荒废学业，所以他一面央求校长到城内与军政当局洽商劝其容忍，一面劝阻学生，嘱其少安勿躁。潘光旦在教务长任内对学生运动的劝阻，是想缓和学生与当局的冲突，虽开除过两任学生会主席，都是在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人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政府，之后就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担任学生会主席。这反映出，他身为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有分寸的，不迫害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北平，清华大学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在长沙合办长沙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八年，潘光旦一直随同清华大学辗转南方各地，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大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部主任、社会学系主任。在昆明的八年中，鉴于国势危急，日本侵略者已占领沿江沿海的通商大埠与平原地带，而国内政情依然混乱，基于爱国热情，潘光旦的思想日趋积极。政治上他很早就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1926-1927年间，他在上海时就与张君劢等经常来往，1936年加入了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1941年潘光旦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同盟改组后，潘光旦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昆明支部主任委员，负责创办和编辑民盟在昆明的机关刊物-《民盟周刊》，经常组织形势报告会，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他经常和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一起参加地下党人华岗、尚钺、楚图南等人在唐家花园秘密召开的小型座谈会，讨论政治形势。1945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45年底，昆明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爆发了“一二·一”运动，西南联大不少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迫害。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潘光旦被迫与其他民主人士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
1946年回到北平后，潘光旦继续兼任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
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回迁北平，潘光旦仍然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及系主任，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
这期间，潘光旦主要讲授家庭进化史、马列名著选读及社会主义思想史等课程。
潘光旦以优生学名世。他的优生学，是以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为基础来探讨社会进步的一门学问。他从20世纪代起，先后写成7本总名为《人文生物学论丛》的论文集，对于与优生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目的是为了从生物遗传品质方面提高人口质量。他认为，依照生物遗传规律，同类生物的每个个体总是差不多，同类生物的每个个体又总是不完全一样。各类生物的品种，通过个体的生殖和死亡，通过自然界选择和淘汰，不断演变。这种演变多少间接受社会因素影响，要把这一生物遗传规律应用于农、林、牧、渔等业，为人类服务。人类同样是生物，是其中的高等动物，也应当根据这一生物遗传规律，不断提高人口质量。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两个方面，即性与养两方面，但性比养更根本。性或先天遗传主要取决于人体内的种质，每个人获得的先天遗传或种质总是不完全一样，而且还会把获得的先天遗传或种质再遗传给他的后代。因此，按优生学的原理，除注意个人进步、社会进步外，更要注意种族进步；除注意后天环境的培养外，还要注意先天遗传的选择。这对国家民族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前途，关系极为密切。
潘光旦又是中国现代性心理学的先驱学者，早在19，他就把存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书库里的当时还不公开的蔼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6册逐一借出读了一遍。性心理学、人才学与优生学关系很密切，因此潘光旦在致力于优生学的同时，在性心理学、人才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认识，先后译注了蔼理士的《性的道德》、《性的教育》、《性心理学》等书，又写成《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人才学著作。
潘光旦是优生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位育”思想是其社会学思想的总框架。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就讲“位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问题，认为在社会位育的两方面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联起来就是“安所遂生”，叫“位育”。位育表明了动、静两方面的内容，静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动指生物自身的发育；表明了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彼此之间都可以产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因此适应过程中的主客体不是对立的。具体到人，人的位育也是特定环境中的位育，这种环境，可以先分成两大类，一是人的体内环境，人的体内环境的位育，主要指一个人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协调，不致生理、心理发生故障。一是人的体外环境，体外环境又包括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物质环境是就空间而言，文化环境是就时间而言，所以体外环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时空背景。个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民族有它固有的土地、气候、物产，是物质的环境；有它固有的文物、典章、制度，是文化环境。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安所遂生，自然要先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即人对于表现为空间的物质环境应该去认识它并与之保持协调，对表现为文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文化环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也要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求得位育，而不是将文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单方面传递给人，使得个人“社会化”，也不是只承认个人的创造性而否认社会的决定作用。潘光旦虽然认为位育是人与环境历史之间的相互感应的过程，即环境影响人，人也反过来影响环境历史，但最终落脚点却在人，因为每个人得以位育，则全社会位育不求而得。个人的位育核心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家庭问题就是各个家人的位育问题，民族的位育核心在于人口的位育，即人口要与经种质再遗传给他的后代。因此，按优生学的原理，除注意个人进步、社会进步外，更要注意种族进步；除注意后天环境的培养外，还要注意先天遗传的选择。这对国家民族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前途，关系极为密切。
潘光旦又是中国现代性心理学的先驱学者，早在19，他就把存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书库里的当时还不公开的蔼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6册逐一借出读了一遍。性心理学、人才学与优生学关系很密切，因此潘光旦在致力于优生学的同时，在性心理学、人才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认识，先后译注了蔼理士的《性的道德》、《性的教育》、《性心理学》等书，又写成《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人才学著作。
潘光旦是优生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位育”思想是其社会学思想的总框架。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就讲“位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问题，认为在社会位育的两方面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联起来就是“安所遂生”，叫“位育”。位育表明了动、静两方面的内容，静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动指生物自身的发育；表明了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彼此之间都可以产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因此适应过程中的主客体不是对立的。具体到人，人的位育也是特定环境中的位育，这种环境，可以先分成两大类，一是人的体内环境，人的体内环境的位育，主要指一个人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协调，不致生理、心理发生故障。一是人的体外环境，体外环境又包括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物质环境是就空间而言，文化环境是就时间而言，所以体外环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时空背景。个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民族有它固有的土地、气候、物产，是物质的环境；有它固有的文物、典章、制度，是文化环境。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安所遂生，自然要先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即人对于表现为空间的物质环境应该去认识它并与之保持协调，对表现为文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文化环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也要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求得位育，而不是将文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单方面传递给人，使得个人“社会化”，也不是只承认个人的创造性而否认社会的决定作用。潘光旦虽然认为位育是人与环境历史之间的相互感应的过程，即环境影响人，人也反过来影响环境历史，但最终落脚点却在人，因为每个人得以位育，则全社会位育不求而得。个人的位育核心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家庭问题就是各个家人的位育问题，民族的位育核心在于人口的位育，即人口要与经土家族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实为一个单一民族，并上报中央，得到批准，土家族民族成分从而得以确认。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免职和降级处分。1958年后，潘光旦不再授课，但仍往全国各地进行调查。
1965年将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翻译成中文。“文化大革命”期间，潘光旦受到迫害。对历次运动中对他的批判斗争他一向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其中一些颠倒是非、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行虽感痛心，也不愿多作解释。不怨不辩，平淡处之。
新中国建立后，潘光旦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和第三届中央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逝世，终年68岁。1980年6月，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为潘光旦举行隆重的平反追悼会，恢复了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