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一个亦农亦商、又有读书传统的中等家庭。其父乃誉原为儒生，后弃儒经商。王国维3岁丧母，6岁入塾读书，15岁进州学，以后两次参加乡试未中，遂放弃举业，于1898年到上海入时务报馆做书记校对。
此时，罗振玉在上海办一个农学社，从事翻译各国农学书报，附创东文学社以期培训翻译人才。社中延聘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任教授。酷爱读书的王国维请得时务报馆主人的许可，以每日下午3小时到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和理化等科知识。王氏本聪颖，其家又略有藏书，所以少年时于旧学颇植根柢。
在东文学社学习期间，王国维偶以诗文露其才华。一次，他给一位同学扇面题诗，被罗振玉看见，其诗云“西域纵横近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氏集贾儒于一身，对学问与人才都极具眼光，王国维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眼光与见识，深得罗振玉赏识。
从此，王、罗结下终生之交，在学术事业上密切合作。
戊戌变法后，《时务报》停刊，王国维失去生活来源。罗振玉把王国维留在东文学社，帮助自己办理业务，资助他继续求学，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1901年春，罗振玉召他到武昌在农学堂任编译工作。是年秋天，罗又资助他去日本留学。但不久即因病归国。1903年，王国维受聘到南通师范学堂任教，任心理、论理学教员。次年，因罗振玉就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王国维随去，在该校任心理、论理及社会学诸科教员。
1906年，罗振玉调入北京，在学部任官，王国维跟从入京。次年，又得罗振玉举荐，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任图书局编译，后来又任名词馆协修，直到辛亥革命时为止。
王国维治学始于从1902年协助罗振玉主编《农学报》和《教育世界》两杂志时。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许多翻译和著述文字，其中以哲学占最大部分，而以教育、文学次之。王国维幼年失去母爱，又少手足雁行之乐，故性情孤僻、内向，对人间苦痛十分敏感；而他既聪明好学，故常做宇宙人生的冥想。他有日、德、英等外文基础，读了许多外国哲学家的著作，尤倾心于德国哲学，康德、尼采、叔本华的书，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慰藉，对叔本华之书尤“大好之”。但他很快感觉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遂把兴趣转移到文学方面。
王国维到北京后，逐渐将治学兴趣从哲学转移到文学上，尤其是把精力更多地用于词曲的研究与述作上。他相继撰写了《人间词乙稿》（《甲稿》成于赴京前一年）、《曲录》、《戏曲考源》、《优语录》、《宋大曲考》、《古剧角色考》及《人间词话》等。在这些研究与著述的基础上，他还撰成《宋元戏曲考》（后改称《宋元戏曲史》）一书。
《人间词话》是表现王氏文学见解的书。他在该书中提出“境界”说，虽论述与界说尚不够充分明晰，然这一观念的提出却具有重大意义，为文学史家与文学批评家所推重。王氏于该书中还提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已有文学进化的观念。至《宋元戏曲考》出，他则更进一步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其文学进化之观念更为明晰，这对后来的文学革命有较大的影响。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者中最早认识戏曲的文学价值的人，而《宋元戏曲考》为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开山之作。
1910月武昌起义爆发，12月，王国维携眷追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开始过亡命遗臣的生活。渡日之后，罗振玉对王说：“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缕，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谓，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劝他专治国学。王国维从其劝，“尽弃所学，专治经史”。
在日本的五年中，王国维充分利用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与古物收藏，专心从事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其考释甲骨文与汉晋木简，成绩尤为突出；并因考释中国古文字、古器物而与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建立联系，与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铃木虎雄等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
甲骨文是指1899年始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所刻之古代文字，初不很受人重视，1902年，刘锷在罗振玉鼓励下刊布《铁云藏龟》以后，甲骨文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真正发现甲骨文的价值的当推罗振玉。罗氏后来继续搜得甲骨三万余片。在日期间，王国维协助罗氏编次《殷墟书契》前编（19）和后编（19），于此种最古之文字考释颇多创获。汉晋木简是由受英国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于1908年第三次来中国新疆、甘肃一带从事考古活动发现的汉晋时代竹木简牍。斯氏携走千余片，交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去考释。沙畹将其考释结果寄给在日本的罗振玉，于是罗与王国维两人重新考释这一批珍贵史料，著成《流沙坠简》一书。甲骨文及汉晋木简的研究，为王国维在古史考证方面取得开拓性的成就预备了必要的前提。
19春，应寓沪犹太富商哈同之聘，王国维回到上海为其编辑《学术丛编》，以后又兼任哈氏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研究。从19起，王氏受聘为藏书家蒋孟萍整理编辑《密韵楼书目》，至19始完成。这期间他还参加纂修《浙江通志》。
王国维在上海一直住到19春。此期间是他学术活动的鼎盛期，著述极丰，创获极大。他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文，震动中外古史学界，被公认为中国古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前两篇考出殷代先公先王世系，使古书载记得以证实，同时也纠正了流传诸书的某些错误。后一篇则揭示出周代始有立子立嫡与封建子弟之制、庙数之制及同姓不婚之制，并认为这些制度奠定了周王朝稳固统治的基础，而在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便是周公。王国维的这些研究，第一次以地下所得的材料（甲骨文字）与地上所存的文字载记相印证来揭示古史，极富创造性。虽然其结论未必都准确，但他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门径，贡献极大。
19，王国维将其辛亥以后的重要著述辑为《观堂集林》20卷，刊刻问世。因罗振玉的关系，清室遗臣、蒙古贵族升允举荐王国维入清宫为南书房行走。王氏毫不犹豫地接受，并于5月北上，暂住清室贵族金梁家中，得到“五品”官禄，给废帝溥仪当先生。王国维颇以清室近臣自居，对宫中事甚表关切。他站在旧派一边，反对改革宫中旧例。对溥仪骑自行车、游颐和园皆不赞成，曾奔走“老臣”之间，希望劝止“皇帝”的异动。
王国维在古史学上的成就早为学界所公认。当清华学校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时，首先即想到要请王国维来主持院事。但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1925年初，溥仪亲自劝他去就任，他才接受，允充教授。在清华研究院两年多时间里，王国维除教授经史小学等科外，还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王国维治学涉及方面甚广，而古史研究实为其中心。其治史重在发现新材料，利用新材料以与旧有记载相参证。甲骨文、金石文字、汉晋木简等等都是王氏用以考证古史的重要材料。而这些材料，除甲骨文外，大多出于西北地区，颇多反映西北史地的材料。到清华研究院后，他有意广泛搜集材料以治西北史地。王国维从《通典》、《五代史》、《宋史·外国传》等多种书中先后抄出《经行记》、《使于阗记》、《使高昌记》、《三藏行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等古代行记，汇编一起，随时加以考校、注释，为其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西北史地直接与中国边疆民族有关，王国维有多篇考证民族史的著作。
在清华研究院期间，他尤致力于蒙古史的研究。他相继著成《鞑靼考》、《黑车子室韦考》、《蒙古札记》等文，又成《蒙古史料四种校注》（《〈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等，虽未形成有系统的著作，但为元史研究开出新门径。
1926年7月，国共合作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在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发生了湖南的叶德辉、湖北的王葆心被杀的事件。叶、王皆治旧学，思想亦极守旧，与王国维有相类之处。闻听这些消息，使王国维受到极大震动，对革命十分恐惧。1927年6月2日，他写就遗书，其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随后乘人力车到颐和园，在鱼藻轩徘徊一阵，便投水自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