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是皇权时代的特有品种。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权臣这种人物,因为个人的政治权力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随时可以被收回,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持续膨胀地长期掌握政治权力。
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常常是多面的,充满张力,二者既有对立,又有合作,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转换。权臣之兴起,必须得依托皇权的支持,权臣本人往往也一度对皇权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不菲。但随着权臣势力的壮大,他会部分攫取、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最终又被皇权所清算。
有清一代,中央集权程度达到中国皇权时期的顶峰,故而并未出现太多权臣。史学家杨珍曾做了个统计,认为清代真正能达到权臣地位的人只有7个(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其中鳌拜是排名第一的强势人物。
鳌拜是满清镶黄旗贵族,三朝元勋。他以军功起家,在清军入关前的关键战役“松锦会战”中,他大败明军步军营,功劳卓越。明朝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来援,他随皇太极应战,“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军败遁,他率军追杀,大获全胜,“擒斩过半”。其后,他又随阿巴泰入长城,围攻北京,掠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1644年,清兵攻陷北京,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稍后,鳌拜随阿济格征湖北,破李自成军;随豪格入四川,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斩献忠于阵。在明清鼎革之际,鳌拜可说是战功赫赫,为清王朝贡献卓著。
1661年,顺治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鳌拜军功最高,但因资历、威望等缘故,名列第四。他不甘于此,遂倾力施展诸种扩权、夺权手段。
夺权第一要义,是击倒政敌。先是,借圏地换地之争,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附和之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鳌拜就此成为四辅臣中政治实力第一的权臣。
等到1667年,康熙满14岁亲政,四辅臣的政制安排理应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要求辞职,还政康熙。鳌拜不甘心退出权力中心,遂裹挟遏必隆,对苏克萨哈发动致命攻击。他诬陷苏克萨哈请辞是“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更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鳌拜在殿前对康熙疾言厉色,恐吓要挟,刚亲政的康熙羽翼未丰,无法抗衡鳌拜,苏克萨哈遂被处绞刑。苏克萨哈死后,鳌拜的权力达到顶峰。学者杨珍小结了鳌拜在权力顶峰的四个特征:一是蔑视皇帝,飞扬跋扈。他常在康熙面前对部臣高声喝问,还拒绝执行康熙的旨令。二是将朝廷治权私人化。一切政事,鳌拜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他常把各地奏折拿回家中与亲信议办,几视康熙为无物。三是部分掌握生杀大权。前面提到的诛杀尚书苏纳海等人,以及罗织辅臣元老苏克萨哈罪名致其死等,均是其擅权决杀的得意之作。四是部分掌握人事大权。“所喜者举荐,所恶者陷害”,大力培植私党,对不附己者严厉打击。行政权、司法权与人事权本是皇权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为鳌拜逐次侵占或部分侵占。
鳌拜的骄横在清代权臣中也是罕见的,或许只有雍正初期的年羹尧勉强可以比拟。在朝贺新年时,鳌拜竟身着黄袍(黄色是帝王之色,着黄袍是相当跋扈的僭越之举),仅帽结与康熙不同。不仅如此,他甚至可能暗藏谋杀康熙、发动政变的祸心。昭梿《啸亭杂录》记,有次鳌拜称病在家,康熙去宅中探望。鳌拜卧于床上,席下悄置利刃一柄。康熙侍卫搜检出凶器,场面颇为紧张,康熙却于不动声色间消弭危机,他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你们不必大惊小怪。
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帝王,都不可能容忍鳌拜这种权臣。康熙开始谋划铲除鳌拜。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与近臣索额图密谋,支开京城中鳌拜的亲信(主要是军队将领与警备骨干),随后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权。在鳌拜入朝时,康熙密令庭前布库少年们(布库是满族的一种摔跤游戏)将之生擒下狱,并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本应处革职、斩立决,但康熙帝念其往日功勋,将其免死禁锢。
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鳌拜被擒后,请求觐见康熙,露出其为救皇太极(康熙的祖父)而留下的累累伤疤,唤起康熙的悯恤之情,终于得保性命。不久,鳌拜在禁所死去,死因至今未有定论。值得注意的是,鳌拜的覆灭,不是他一个人的覆灭。绝大多数权臣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鳌拜的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深入政体骨髓,从军队到皇家侍卫,从中枢三院六部到地方督抚大员,均为其渗透乃至控制,所谓“文武各官,均出其门下”。
鳌拜被擒后,其党羽也或死或革。不过,鳌拜集团的覆灭,并没经过军事流血,也未引发社会重大骚动,故而有人评论康熙处置鳌拜案说:“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
康熙固然是一代政治强人,但灭鳌拜集团而不引发政体或社会巨变,也并非全因他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当知,在皇权时代,不论某人如何位极人臣,他的权势都必须依靠皇权的庇护才能存在。权臣的合法权力
如此看来,权臣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只是上层政治人物的角力游戏,它关涉到高层权力的再分配,是有中国特色的内阁重组,顺便也对民众进行公关教育,但对整个国家的走向、政体的变革、民众的福祉,并无太大影响。
那些被诛灭的权臣,本人既是皇权的支持者、既得利益者,又是皇权的偷窥者、僭越者,最终还成了皇权的专政对象。以此观之,当权臣在权力最炽热之时,其人生已带有某种不值得同情的悲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