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羅文波，祖籍廣東開平，19出生於澳門。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考入黃埔軍校獨山分校，畢業後先後擔任隸屬國民黨第九戰區第十軍的特務排長、連長，參加了長沙、常德戰役。1944年6月，親歷艱苦卓絕為時達47天的衡陽保衛戰。獲頒精忠救國銀質獎章，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題贈簽名相片以資留念。內戰爆發後，羅文波先生不願打內戰，主動要求退伍，回到故里後轉道香港，在船務公司工作了40餘年，後來去了台灣，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福利無果後，定居在加拿大。
陰差陽錯，求學路上從了軍
我原籍廣東開平，19農曆四月十五齣生於澳門，上面有四個姐姐。父親長年在秘魯謀生，最後病死在那裏。我小時候在澳門讀小學，只讀了四年書，因為家裏沒錢，就沒得讀了。後來，二姐姐在廣東曲江五里亭“萬國醫務團”工作，可以供我讀書，於是，只讀過四年書的我報考廣西桂林大學，結果被備取了。
我去桂林讀書的時間大約是1941年。路過湖南衡陽時，沒有了錢，在火車站逗留，忽然上來五六個當兵的，說要檢查，他們以為我是姦細，關了10天后把我帶到縣政府。
審問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黃埔一期學生，當時擔任第十軍參謀長。容有略是香山灣仔人，香山灣仔就在澳門的對面，他同我也算是老鄉了。他先問了我有關澳門的一些事和個人情況，然後問我出來幹什麼，我說打算到桂林讀書，他就說這年頭讀書沒用，你這麼聰明，還不如去讀軍校，出來當軍官，打日本人。我說好的。
於是他們就送我到設在貴州獨山的黃埔軍校獨山分校學習。學校約有三百多名學員，我們屬第十七期，我們班五六十個人。在軍校訓練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動輒體罰我，讓我雙手高舉步槍，站在太陽底下，從上午到下午八個小時，連尿尿都不允許。
除了訓練，還要去鋸樹，造房子，為下一屆學員入學做準備。我訓練很刻苦，教官讓我與他對打，總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制的刀打我，讓我爬起來再練。經過苦練，後來教官終於被我打敗了。在軍校時，爬山比賽我得了第一名，獎了五斤豬肉，第二名獎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過了，我大約讀了十一個多月的軍校，出來後就加入部隊，駐紮在湖南的常德、長沙、衡陽一帶，與日本人打仗。
常德會戰，先喝一碗壯行酒
你讓我說我們駐紮長沙的情況嗎？好的。
我參加了第三次長沙保衛戰，由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我們是他所轄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師長容有略。我在師部直屬特務排，任排長。
常德會戰，我們奉命增援，攻佔德山。當時，我們往上衝，日本人機槍往下掃，死傷很多，攻佔不上。長官讓我們衝上去肉搏，部隊在後面掃射，我們的許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們繞道悄悄摸上去，用槍打，用噴火器噴，下面的部隊緊接著往上衝，終於把山頭佔領了。
我剛打仗時也害怕，還會尿褲子，後來就不怕了。小時候讀書，就知道“九一八”，心裏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國軍隊在上海四行倉庫打響保衛戰，很英勇，我很敬佩他們。
晚上打仗，心情很複雜，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回來，有些士兵就會喝一碗壯行酒。這種心情是現在年輕人體會不到的。第二天戰友見面，很興奮。“你還活著？”然後就是交流昨晚戰績，你殺了幾個，我殺了幾個。日本部隊不一定都是日本人，裏面還有北韓人和中國台灣人。
在戰場上，隨時都有可能戰死。戰友方子才，廣東東莞人，當時在司令部當中尉副員（參謀），在常德會戰中被打傷了，是我把他背回來的。一個副排長，受傷後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後來沒聲響了，身體漸漸發冷，放下一摸早已經死了。
有一個當出納的戰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萬元錢歸我管，因為我是排長啊，我就把一疊疊的錢給二姐夫和其他戰友分帶。我的姐夫把錢塞在上衣口袋裏，日本人一梭子子彈射來，剛好打在厚厚的一疊紙幣上，撿了一條命。
衡陽保衛戰，揮動大刀殺鬼子
1944年6月衡陽保衛戰打響，我所在部隊就駐紮在衡陽城區。
夜裏，我們經常從駐地出發去到江東岸的黃巢嶺（又名黃茶嶺）一帶偷襲日本人。日本人過來，我們血就涌上來，讓士兵殺前頭的，我從後面殺，一刀一個，好痛快，日本人被殺得哇哇叫。
我恨日本人！當初，在戰場上，臉部被日本炸彈炸傷。一次過湘江時，屁股被日本機槍打中，兩顆子彈二進二齣，鑽了四個洞。戰友方子才左胳膊被打穿，終生殘疾。我們駐紮衡陽的時候，堂弟羅英瑞來看我，他沒當過兵，正碰上衡陽保衛戰跟日本人打仗，也就留了下來，發給他一把槍。
我們守在堡壘裏，出不來，日本人用噴火器噴，堂弟熬不住跑了出來，立即被亂槍打死，就葬在衡陽的“萬人冢”裏，據說上面有他的名字，不知真假。衡陽是想去的，就是想去看看堂弟。可現在老了，老婆不讓我一個人去。
打仗的時候，躲在墻後面，不行，墻一炸就倒，危險；最好是躲在戰壕的轉彎處，隨時調換位置，很難打中，這是戰場上總結出來的智慧。在衡陽我們被日本人包圍了整整47天，打得非常慘烈。
我打仗很拼命的，有什麼緊要的危險的任務，比如偷襲啊，長官首先想到的是我。一有任務了，我光膀子，背一把大刀，非常興奮，真的很勇敢，不怕死。往往怕死反而快死。晚上日本兵睡覺時，我帶人悄悄摸過去扔手榴彈，然後提著大刀守在營房門口，日本人出來，一刀一個。白天磨刀，晚上殺鬼子。
夜裏天很黑，分不清敵我，我和戰友就脫光衣服，剩下個褲衩，一路爬行，摸到穿衣服的就砍。每天晚上回來，渾身是血，就讓當兵的往我身上潑水。我經常想今天還活著回來，明天也許就死了。打衡陽時，感覺都死過好幾回了。
有一天，飛虎隊的一架飛機受傷迫降在山坳裏，正好在中日軍隊陣地中間。飛行員名叫陳展芬，廣東梅縣人。日本人把飛機打得稀巴爛，陳展芬幸運地躲進了樹林。晚上長官命令我帶20多個人前去營救。我們沒穿衣服，就帶大刀和手榴彈，找了好幾個鐘頭。飛行員怕我們是漢奸、偽軍，我們就用廣東話喊：“中國飛行員！快快跑出來，我們是中國的軍隊！”我們不能喊得太響，驚動了日本人，槍馬上會打過來。飛行員救出來了，臉上抹的全是泥巴，像鬼一樣。
我本善良，無可奈何槍斃軍長
有一天，我們抓到了一個日本兵，當時日本飛機每天要來轟炸，我們把日本兵綁在街道上，心想讓日本飛機炸死他算了，結果還是沒有炸死。我們就打他，敲他。我們太恨日本兵了。他的胸前口袋裏放著一張“千針符”，是用針繡的，可以保祐平安，日本人也信的。他口袋裏還寫著他家人的名字，看了我也很難過，但是沒有辦法，你死我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其實我很慈善的。在家我殺鵝，鵝一下子沒死，鵝追我逃，把我嚇死了！很奇怪，殺日本人一點不手軟，抗戰中，被我打死的日本人起碼有20多個。1945年12月，第九戰區司令部發佈訓令，頒發給我獎狀和精忠救國銀質獎章（編號658號）。
最難過的是殺逃兵。部隊出去打仗，有的戰死了，有的趁亂當了逃兵，能夠回來的也就六七成。殺逃兵也要我們來執行，不能用槍，槍聲會驚動敵人，用的是大刀，規定一刀解決，不可以第二刀。我實在不忍心，但也沒辦法，殺逃兵之前，我只好對他說聲對不起了。
蔣中正來衡山召開南嶽軍事會議，有一位叫張德能的軍長，因為違背軍令，擅自撤離長沙，被拉出會場槍斃，也是由我執行的。我是特務排排長。
那天，一位姓鄧的團長小聲告訴我，讓帶兩個兵把張軍長抓起來槍斃，他指給我看是哪一個。張軍長坐在師、軍長堆裏，我印象很深。蔣中正質問他，你撤退了沒有，張喊沒有。我們把他帽子摘掉，拉出座位用繩子把他自上而下綁起來，他的臉嚇白了。
我手下兩個士兵一邊一個把他挾出會場，拉出門外沒多遠，我叫他跪下，用左輪手槍朝他後腦勺開了一槍，倒地後又在他的後背補了一槍，一共打了兩槍。
殺自己部隊的軍長，心裏很不舒服，晚上也睡不好。張軍長是廣東開平人，與我還是同鄉。他也有母親孩子，一想起來就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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