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
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
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
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
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
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
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鲁迅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对于《呼兰河传》，茅盾评价说它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乃至萧红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自然招致左翼阵营的批评和非议。
但亦如茅盾所说，与萧红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
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
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葛浩文：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
章海宁：我更愿意把萧红归类为是一个贫民作家，她笔下的主角经常是生活困窘的女性。萧红自己本身也生活困苦，她更能体会到处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不易。
张耀杰：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萧红的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
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蕻良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先生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公墓安葬。当时内地反右，端木先生正在接受审查，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萧红，向党致敬！》以示心迹，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
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无法辨认。
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无法辨认。
1995年3月，端木先生收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20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
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
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1942年1月24日，萧红遗体在香港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一部分骨灰被葬于香港的浅水湾，剩余骨灰葬于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坡下。
1957年8月15日，经中日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倡议，萧红迁葬悼念仪式在广州市大德路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革命公墓，重新安葬。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毗邻萧红故居。
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萧红诞辰75周年），于6月6号（萧红诞辰100周年）建成对外开放，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地上地下两层展区面积为1600平方米。
展览内容共分为“呼兰河畔”“漂泊岁月”“书香恒久”三大部分。纪念馆主题色调以灰色为主，阶梯造型的窗户象征书架、重叠式的屋顶象征翻开的书籍、31面装饰性窗户隐喻萧红31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