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3)徐江伟1958 于/5/18 15:07: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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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帝国的同一性
认识到游牧帝国的同一性比知道其差异性更重要，因为只有认识到他们同一性，才不会被种种历史假象搞得一头雾水。
兴起于蒙古高原，见之于中国正史的草原帝国依次有鲜卑拓跋，柔然，高车，突厥，回鹘，吐蕃，仆骨，辽，金，蒙古和鞑靼。他们出现在不同时代，又有不同国号，当然存在一些差异，但他们有根本上的一致性，他们在完全一样的文化背景中产生，故状态惊人地相似，描述他们的同一性，可以成为描述中国先秦史的切入点。
不要以为历史上的草原帝国是由说不同语言，有不同风俗，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创造出来，不要以为创建新帝国的人是新冒出来的族类，不要以为新帝国兴起之后，创造过旧帝国的部族便从此消失了。有人会这样想：失败了的族类远循而去，因为他们原本迁徙不定，也有可能全都被屠杀了，因为他们都是嗜杀的族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以前出现过的部族其实全都继续存在，并且他们全都顽强地保持着祖先的习惯，甚至还继续使用着祖先的名号，只是名义上认同了新帝国，他们确在新帝国中找到了一个新座位，但他们不会消失，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们可以通过族名这个标识在每一个草原帝国中找到他们的身影，看到他们的熟悉的面孔，区别只是他们在帝国中的位置出现了变化。
《魏书》是鲜卑拔跋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故能详细准确地记下统属于北魏的游牧部族，除拔跋外《魏书·官氏志》记载了几乎所有阿尔泰游牧民族族名，只是用以注音的汉字是随手拈来，如：
仡骨（回鹘）
长孙（诸申，女直的另一个称呼）
叔孙（肃慎）
副吕（斛律）
独孤（突厥的另一个称呼，即“通古斯”）
叱罗（敕勒）
乌丸（乌桓）
吐伏罗（吐火罗）
须卜（鲜卑）
屋引（兀颜）
去斤（女直）
宥连（耶律）
太洛稽（突厥，即“土耳其”）
尉迟（兀者）
冤赖（药逻）
此外还有“慕容”，“宇文”，等等，将近一百个族名，先秦史书中出现过的所有族名都可以在《魏书》中找到。这些游牧部族全都成了统治者，他们在这个军事联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魏书》中他们被称为“代人”，“代人”即“故人”，同乡、同类的意思（魏帝入主中原之前称代王），他们全都列于贵族之中。但贵族也是分等级的，所谓“官氏志”就是有做官资格的姓氏，不同姓氏对应着不同的官阶，有严格排序。
我们看到同样的族名又出现在同时代的高车汗国和柔然汗国之中，其时蒙古高原三国鼎立，高车、柔然是为拓跋魏劲敌。虽然《魏书》对这两个敌对之国极力贬低，把他们描述成动物一般的异类，但只要看看他们的部族名我们马上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共同的语言，甚至同宗同祖，只是在争霸中互为敌手而已，这三个草原帝国其实由大体相同的部族组成的。
我们看到《魏书》中出现的部族名又出现在《旧唐书·突厥传》和《回鹘传》中，他们又在新帝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还将在数百年后汇集到《辽史》、《金史》之中去，全都记录在《金史·百官》所谓的“白黑”之姓中，最后又全部来到“蒙古”名目之下。所谓“蒙古七十二种”几乎已经包括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游牧部族。
那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古老的生存方式使然，是古老的游牧文化决定了的。游牧帝国都按照同样的方式建立，其社会形态完全一致，乃是同一个基因的复制品，就像树上的花朵，寒暑易节，花谢了又开，由于基因的缘故花朵的形态非常一致。
其所不同的是帝国的核心部族出现了更替，各种名目的游牧部族在新帝国中的排序变化了，他们与帝族的距离不同了，地位不同了，但他们仍然按照祖先的行为方式行事，口口相传着祖先的故事，顽强地传承着古老的游牧文化。
远古时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有狼图腾火崇拜的突厥先民和鸟图腾猪崇拜的女直先民这样两大族类，由于他们有共同的生存方式，他们之间的征战由来以久，征战必然导致融合，远在三皇五帝时代，两大族类间的界限就已经模糊不清了，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因此要界定历史上出现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上的游牧帝国属于突厥还是属于女直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总是兼而有之，我们只能在考察其核心部族的时候，作一下概判。
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判定魏人说什么语言，他们说古代蒙古语呢，还是说古代满州语呢，或者说古代突厥语呢，我们不能确定。我们不能确定北魏是唐代突厥汗国的前身，还是元代蒙古汗国的前身，因为历史上的游牧帝国都是游牧部族的集合体。我们只能这样猜测，魏太祖拓跋珪又名“莫廆”，即以“蒙古”为名，他可能是说古代蒙古语的。
可以这样肯定，历史上任何一个游牧帝国内部都会有多种语言存在，不会是纯而又纯的一种语言，草原帝国本来就是一个部族军事联盟，他们从来没有过统一固定的文字，联盟有聚有散，他们离开这一个联盟，又出现在另一个联盟中，我们确不能断定某一个草原帝国说某一种语言。《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首次称汗，他身边就已聚集起“说九种语言”的人，阿尔泰语是一种方言众多的语言，但他们都能互相听懂。
在描述中国文明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不能断定也不必断定三皇五帝是什么族类，不能断定也不必断定夏商周秦的部族属性和语言属性，我们只能断定他们属于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仅此而已。
笔者注重对古籍上的族名异写进行辨析，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笔者所指认的族名异写在读音上存在一些差异，那是否就是笔者在牵强附会呢？非也！那是因为古今汉字的读音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
清代音韵学家就已经发现古今汉字读音有了规律性的变化，他们这样概括自己的发现：“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无去声”。他们发现古今汉字读音不管声母还是韵母都有了一些改变，例如：古人读“非、敷、奉、微”四个字，我们听起来他们好像在读“帮、滂、并、明”（声母出现了变化）；古人读“照、穿、床”三个字，我们听起来古人好像在读“高、透、定”（韵母出现了变化）。此外，应知古人没有音素概念，审音拟音会更随意，这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差，从而影响到选字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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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姓与名
“姓”古代突厥语读作“吓儿”xal，本义就是氏族，在游牧文化里氏族就是姓，《魏书》：“姓则表其所由生”就是对这个会意字最正确的注解。突厥语“吓儿”其实是汉字“姓”读音的
对游牧民族来说姓就名，他们还有“大姓”和“小姓”，或称“公姓”和“私姓”。如清帝“爱新觉罗”，“爱新”是大姓公姓，“觉罗”是小姓私姓，皇帝赐姓都赐小姓。大姓与小姓的关系犹如部族与宗族的关系，部族可以包括宗族。大姓和小姓是可以互通的，有时候可以调换，我们能在《魏书》、《旧唐书》的记载中看到这样的情况。
《辽史·国语解》记载：辽帝姓“耶律”，皇后则一律出自“审密”。又曰：此两姓“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剌、石抹”，就是说皇族又姓“移剌”，皇后又姓“石抹”，两者就是大姓小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姓有两个读音。
游牧民族姓名中可能还有贵族称号，如“伯克”、“台吉”、“贝勒”、“乃颜”等等。此外可能还荣誉称号，如“巴图鲁”（勇士）、“篾尔干”（神箭手）、“薛禅”（聪慧）、“高娃”（美玉）、“合撤儿”（狗）等等。这样排下来读音就是一长串了，平时他们只选择其中一个用以称呼，选取哪一个则因人而异，有偶然性了。
游牧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以族名为名，这样一来同名同姓就非常严重了，他们常常父子同名，数代同名。他们也喜欢用父亲之名和祖先之名为名，可以连续数代共用一两个姓名，或者同一个姓名在后裔中反复出现
说游牧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此乃一证据。
对此《汉书·匈奴传》有明确记载：
“匈奴有名无字而不讳，父死则以父名为姓。”
所谓“姓”就是名，就是以父名为己名。这样一来见之于中国史书中的同名现象就不奇怪了。《魏书》：魏惠帝名“贺辱”，魏煬帝名“仡那”，他们是父子关系，其实都是族名“贺兰”的异写，就是说他们同名同姓，为了区别史家不得不选用不同汉字来注音。我们在《魏书》“列传”中看到那些豪门世家有大量父子同名、祖孙同名、数代同名的现象。
先于魏帝入主中原建立“大秦”国的是南匈奴大单于“苻健”，他在淝水之战中失败了，不得不让位于儿子“苻坚”，其实都是“兀者”的异写，父子同名同姓。
《金史》中名叫“完颜·娄室”的人同时有三人，分别任元帅、左翼元帅等要职，《金史·列传》曰：“三人皆内族（帝族）也，时以其名同，故各以长幼别之”，分别记作“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可见这种姓名习俗后世也没有消失，顽强的传承能力来自这种习俗无比久远的历史。
这种数代同名的现象的确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帝寿命如此之长了，远古时代游牧民族同名同姓的现象只会更加严重。
这种同名同姓的习俗可以解释《史记·殷本纪》中，殷商帝王名字前为什么会有甲乙丙丁这种序号出现。如：太丁、外丙、太甲、太戊、祖乙、祖丁、小乙、武乙祖辛、祖辛、廪辛……等等，帝王名几乎全部带有序号。因为每个名字都可能有过数人，数人共用同一个名字，为了在祭祀中不致混乱，就必须加上序号予以区别。序号当然不是司马迁加上去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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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管理
游牧民族以族名作人名的习俗直到努尔哈赤之时也继续存在，他儿子们的姓名依然由族名而来：禇英（居庸），莽古尔泰（蒙古惕），德格类（吐火罗），多尔衮（突厥），多铎（鞑靼）。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就极其重视自己的血缘关系，他们口口相传，牢记祖先的姓名和他们的谱系，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虽然没有文字，由于他们有这样一种传统，那些远古祖先的事迹和姓名也会被他们复述出来。
《魏书》把拓跋祖先追溯到数千年之前，对数百年前的祖先姓名则记忆得不见或缺，令人惊叹，应知入主中原前他们没有过文字。《蒙古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上百年前的祖先姓名和事迹，他们也没有过文字，那些祖先姓名和故事都是一代代记忆下来的。
波斯人“拉施特”曾任蒙古伊尔汗国宰相，著有《史集》，写于13，书中有这样的话：
“蒙古人自古以来有保持对自己的祖先起源和世系记忆的习惯，父母会对自己的子孙讲述有关自己氏族和谱系的传承故事。”
游牧民族珍视自己血统，记忆自己祖先名字的传统已经无比久远了，并且传承延续到了近代，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过去蒙古亲王家中都珍藏着祖先的谱系，视作性命。蒙古族作家克明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1978年冬，我去布里亚特蒙古族歌唱家努玛家作客，一进屋发现她正在训斥小儿子，8岁的孩子泪流满面，在墙角抽泣，我原以为他犯了什么错，一问才知道他是因为背不完家族的家谱而受责罚。
布里亚特蒙古人有一个古老的传统，8岁以前要熟背8代以上的族谱，熟知祖上是谁，娶了谁，生了谁，他们的儿女中分别娶了谁，嫁了谁，是哪一个部落的什么人，他们又生养了谁和谁，一代代历数下来，分毫不差，背完父系还要背母系，从而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血脉和根底。”
这便是游牧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魏书》和《蒙古秘史》记载的祖先姓名是真实可信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史书记载的夏商周秦的远古祖先是真实可信的。
在游牧社会里，人的姓氏与人的社会地位是统一的，不同的姓氏就是不等的社会地位，农耕奴隶没有姓氏，他们是最低贱的种类。《魏书》有“官氏志”，“官”与“氏”相关，什么样的姓氏充任什么等级的官，可以拥有几个奴隶，都有规定。
《金史》把女直姓氏分为“白号”之姓和“黑号”之姓二类，在阿尔泰语中“黑”是血缘关系远的意思。白号之姓最为尊贵，因为与帝族血缘关系较近，白号之首当然是帝姓“完颜”。《金史》这方面内容叫做“百官志”，黑白之姓都记载在《百官志》中，都属于贵族，都有资格为官。
姓氏管理从来就是游牧帝国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魏书》记载“代人”关于姓氏的争讼始终不断，皇帝时常要敕令大臣去专理此务。
一个古老的族名必然支系众多，其后裔广泛分布之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将变得难以考查，即使拥有同一个姓氏，但战功有大小，归附帝族的时间有先后，由此决定了他们在帝国中的地位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同姓者区分开来，不致混乱呢？
《魏书》、《金史》的办法是采用不同的汉字去注音同一个族名。例如《魏书》中“敕勒”有四个，分别写作：叱卢、出莲、叱吕、叱利、叱罗。“狼”有两个写作：俟奴、叱奴。“鲜卑”有两个写作：解批，须卜。如此等等，这是同姓却有不同等级的缘故。
又如金代“完颜”是帝姓，但《金史》之中有许多异写，如“兀颜”、“霍域”、“乌延”等，他们虽为同姓，但与核心氏族的血缘关系已远，并不列于在帝族之中。情况正如《金史·宗室》所言：
“古者太史掌叙邦国之世次，辩其姓氏，别其昭穆，尚矣！金人
初起完颜十二部……有同姓完颜……有异姓完颜……”
就是说虽有同一个族名但仍然要根据血缘关系分辨出高低上下，不可能全都平起平坐，从中我们看到了礼制起源的影子。游牧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而华夏文化具有强烈的血缘特征，这种特征的来源是有迹可查的，并非源于农耕文化。
因为要“别其昭穆”，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史书同一个族名有多种异写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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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习俗
西周时代止于周幽王被犬戎袭杀，此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
幽王被袭杀由一场宫廷变故引起，幽王有宠爱美妾褒姒（“褒姒”即“伯颜”，她同样以族名为名），幽王欲立褒姒所生子“伯服”为太子，皇后“申后”及子“宜臼”将被废黜，申后之父便与犬戎（狼图腾突厥）勾结，做为内应，引道犬戎袭杀幽王，美妾褒姒和宫中财宝都被犬戎掳掠而去。宜臼继位，为避让愈来愈强盛的西方犬戎，东迁国都至雒邑，史称东周。周室从此一蹶不振，事实上已降格为诸侯国，不再享有天子地位。此后五大诸侯国相继称霸，最后被后起之秦逐一消灭。
秦作为一个游牧部族和邦国存在已久，三皇五帝时代就出现了，夏商更替之时，他们是成汤伐桀大军中的一支，“为汤御，以败桀与鸣条”，有功于商王朝，周室东迁时周平王也借助过秦军以抵御犬戎的追击。
秦崛起则在东周末年，始于秦昭襄王（前306年），又历50年后方才一统天下。
秦人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尔泰游牧部族，直到一统天下，仍然保留着强烈的游牧民族色彩。
秦崛起得晚，其时中原各诸侯国汉化程度已相当深，他们都视秦人为戎狄，正因为秦人戎狄色彩甚浓，才保有强大的征战能力，以秦的一统天下为标志，华夏文明完成了从孕育到诞生的全过程。
从秦人的民族背景可以从其传承世系和行为习俗中看出来，他们同样属于女直系游牧民族：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乌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费……佐舜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赢氏。”
“大费”就是“单于”（费通拂，读fu），“柏翳”就是“伯颜”。从文中看“大费”就是“柏翳”，即“伯颜单于”，秦人认作始祖。在帝舜时代秦人已是一个诸侯方国，他们“驯鸟兽”为生，显然属于游牧民族。
秦人祖先“玄鸟陨卵”的卵生故事明白地指向他们是鸟图腾的女直背景，又曰：
“大费生二子，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秦人有“鸟身人言”的祖先，不是鸟图腾女直又会是什么呢？
特别要注意司马迁把“单于”写作“大费”，这是刻意为之，其中有史家的良苦用心和无可奈何。改写的前提就是“秦本纪”三个字，朝廷既然承认了秦的正统地位，是“真命天子”，就必须与戎狄脱去干系，避开匈奴嫌疑，否则等于承认戎狄可以转化为天子，匈奴可以入主中原，这样的逻辑是汉王朝万万不能接受的。应知《史记》是朝廷编撰的史书，有神圣不可冒犯的政治立场，匈奴是汉王朝的死敌，司马迁就是因为同情战败被俘的将领而遭受宫刑。当我们从文明起源的大视野去观察历史的时候，这种改写反映出来的是汉民族自觉意识的成熟，至此他们已经与阿尔泰游牧民族彻底划清了界限。
“亶父”与“大费”虽然同是“单于”，但地位显然不同，周文王周武王是儒家理论中的圣人，故名之曰“父”，秦虽为正统，但地位相差甚远，故名之曰“费”，这是儒家的惯用手法。
秦人还有一个名字怪异的祖先“宅皋狼”，《秦本记》曰：“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意思是说孟增又叫“宅皋狼”。
“宅皋”其实是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传统姓名，黄帝有儿子名“少皋”（金天氏，继黄帝之位），成吉思汗的父亲名叫“也速该”，其实都是同名异写。这个秦人祖先又以“狼”为名，不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又会是什么呢？
秦人有阿尔泰游牧民族特有的殉葬习俗，《秦本纪》：
（秦武公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从死者六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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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缪公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七十七人”
殉葬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秦公殉葬的记载反映出秦相比于其他诸侯国更多地保持着游牧民族本色。
秦人还有“坑杀”习俗，秦将白起（“别乞”的异写，贵族称号）击败赵军，在长平地方一次就坑杀赵军降卒40万人，大规模坑杀敌人是游牧军队特有的习性，以后也不断发生，对此《魏书》《旧唐书》对此都有记载，全都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之中。秦始皇还“焚书坑儒”，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人。
“坑杀”反映出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嗜杀与残暴，但从文化背景看去，这种“坑杀”行为其实与他们固有的萨满教有关。游牧民族凶残好杀，但基于萨满教观念，他们不使用致残的方式，不让敌人伤残后痛苦而死。关于这一特点，西方史书对匈奴的记载和对成吉思汗蒙古人的记载，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就是说“坑杀”之中可以解读出文化背景。
史书记载，秦王“出子”在位第二年，发生了宫廷政变，一宗室贵族弑杀了出子及生母，迎先帝秦灵公之子登基，曰：“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出子及其生母不是被砍头流血而死，而是被溺死。这正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独有的习俗。
古老的萨满教认为，人的灵魂在人的血液之中，不流血而死的灵魂能保存下来而不会随血消散，不流血而死是贵族才能享有的死法，或者说是贵族的一项“特权”。成吉思汗处死“安答”（兄弟）扎木合就是装入皮袋沉入水中溺死。贵由汗死后，他的皇后“海迷失”和儿子“失烈门”被蒙哥可汗处死，也是装入皮袋中沉湖而死。元代处死贵族，都不让其流血而死。“流血而死”至今还是蒙古人可怕的咒语，用于起誓。
游牧民族世居空间小小的蒙古包中，没有男女有别、父子有别的观念，或者说本无“礼义”，《商君列传》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
“翟”通“狄”，商鞅的话已经说明秦人原本就是“戎狄”。他们原本没有定居民族那种禁忌，小小的蒙古包中也没用条件禁忌。《魏书·高车传》说高车之人“蹬踞亵渎，无所忌避”，就是这个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是在定居化过程中产生的。
《史记》记载了秦始皇封泰山的事迹，“封”就是“祭”。“封山”其实是一种萨满教行为，萨满教特别是崇拜高山，因为高山之巅与“长生天”最近，成吉思汗蒙古人把肯特山认作神之山，因为那是蒙古高原上的最高之山，而泰山在华东大平原上突兀而起，西来的游牧民族对其产生敬畏之情，继而有封山之举是可以理解的。
秦人一直没有固定的都城，只有固定的陵墓，直到商鞅之时，秦人才开始在咸阳建筑都城，“作为咸阳”、“秦徙都之”、“为田开阡陌”、“初为赋”等等，都是秦人由游牧向定居化农耕化演变的记载。
《秦本纪》中的姓名也传递出明确的民族背景信息：
秦惠王有异母弟名叫“樗里子”，他是一员猛将，《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了他的事迹，《纪年》则把此人记作“楮里疾”，此外秦还有一大将叫“據里疾”，其实都是“主儿扯”的异写，族名“女直”的蒙古语读音。
我们还应当注意秦二世“胡亥”这个名字传递出来的民族背景信息：
《史记》有这样的说法，有术士向秦始皇上言，曰“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决定北击匈奴。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讹传，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岂会受术士胡弄？必是其时匈奴内侵之势已然严重，秦始皇才会有此决策，他才会下令筑长城，应知在那个时代这样浩大的工程确是一个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既然有“亡秦者胡也”之谶语，秦始皇怎么会把自己的儿子名之以“胡”呢？显然胡亥之“胡”非那个亡秦之“胡”。胡亥之“胡”应是蒙古语“呼和”的汉字拟音。
蒙古语“呼和”是蓝色意思，又有“天”和“神”意思。游牧民族认定“神”是蓝色的，因为他们看到天是蓝色的，他们自古就以蓝色来代表天和神。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帝国称为“呼和·蒙豁勒”，意思就是“蓝色的蒙古”或曰“长生天的蒙古”，“神的蒙古”。
“亥”就是猪，只有女直民族才有一以贯之的猪崇拜，猪女直语读作“噶哈”gahai，这正是这个形象汉字的原始读音和本义，“胡亥”本义就是“天之猪”，只有储君才会有如此尊贵之名！
司马迁记下了这样的传说：秦始皇死后赵高弄权，他把本不该继位的胡亥弄上帝位，最后导致秦王朝灭亡。笔者对此表示怀疑，精明的秦始皇不可能如此这般就被赵高等人玩弄了，胡亥继位应是秦始皇的本意，胡亥是他最为宠幸的儿子，否则他不可能带着胡亥去巡狩四方。《史记》又记载，胡亥是“少子”，即最小的儿子，少子就是“斡赤斤”（守灶之人），少子继位符合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
《史记》还有这样的记载：“二世皇帝(胡亥)元年，年二十一”又曰：“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就是说秦二世胡亥九年之前就已经被立为储君了，怎么可能是赵高糊弄的结果呢？。由此可见“胡亥不当立”，只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时的一种借口，乃是分化离间秦王族的一种计策，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秦始皇长子名“扶苏”，笔者以为应是满洲语“和硕”的注音异写。秦始皇长子手握重兵，镇守北方，他拥有“和硕”这样一个贵族名号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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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语言
说到秦人的语言，其实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已经锁定了他们的民族属性，也就是语言背景：
《匈奴列传》：“（秦穆公之时）西戎八国服于秦，胡自陇以西有绵渚（篾尔乞），绲（浑）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兀者）、朐衍（居延）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从地理位置上看秦人所处的地方就不是农耕区域，秦国完全处在戎狄的包围之中，或者说杂处于西戎八国之中。秦人有可能是定居的农耕民族吗？显然不可能。他们既然是游牧民族，当然不会是说汉语之人。
《秦本记》记载了秦人早期如何扩张的故事：秦太后与戎狄义渠王通奸，义渠王被秦太后设计杀死，其国也被兼而并之，秦人因此国力大增。“通奸”之语用在这里确有点词不达意，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此类行为没有道德障碍，而“通奸”已有一种道德判断在里面了，这里只是用以指称这样一种习俗而已。
秦人与义渠显然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否则就不可能产生通奸行为，秦太后如果说汉语又怎么去通奸呢？他们不但是同类甚至可能是同宗同祖，平时交往密切，才会发生此种行为。
《史记》明确指出义渠是戎狄之国，《卫将军骠骑列传》也说义渠是“胡种”。被秦太后兼并的只是其中一支，因为义渠之国到汉代仍然存在。
秦国的官职也显示出他们的语言背景：
大将白起的官职叫做“大良造”，商鞅的官职也是“大良造”，商鞅死后这一官职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位呢？
“大良”其实是满洲语“达喇”的汉字注音，“造”是古代突厥语“箭（矢）”的汉字注音（《旧唐书·突厥传》记作“啜”）。女直语“达喇”是最大，最尊贵的意思，如“达喇喇嘛”。阿尔泰游牧民族自古就用“箭”来标识社会组织，“大良造”就是“国之大箭”，“元帅”的意思。应知商鞅不是文官而是将军，他上任后首先是“将兵围魏”。这个官职把秦人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显露出来了。
《史记》记载，秦始皇下令“朕”为皇帝自称专用，此后常人不得再用此字，这有一种语言背景的原因。“朕”这个读音是阿尔泰语的自称代词，原本不是汉语固有的，汉语口语中没有这个代词。我们可以在《阙特勤碑》和《蒙古秘史》看到，“朕”原来是阿尔泰语中的普通人称代词，阙特勤和铁木真平时都以“朕”自称。秦始皇是因为说惯了“朕”，汉人又从不使用“朕”，才会有此一举。
秦始皇还“更名民曰黔首”，意思是说“民”改称为“黔首”。古人注曰：“黔亦黎黑也。”意思是说老百姓脸黑故称之为黔首。如此解释显然不合情理，怎么可能每个人脸都是黑的呢？但确实又找不到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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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考之《蒙古秘史》有了新的发现：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语中“平民”一词的读音为“哈刺·抽”。“黔首”应从“哈刺·抽”中来，“哈刺”快读即成“黔”之音。古人选用“黔”字来拟音“哈刺”，以“首”字来拟音“抽”，这种似是而非的选字注音给后人留下了难以破解的迷局！
可以这样推测：即使是秦始皇时期，秦人仍然没有完全改说单音节的汉语，而是继续使用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就像到了清朝灭亡之时朝廷还在通用满洲语一样。
秦始皇不说汉语，却做了统一汉字的工作，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也不奇怪。拓拨魏原本不说汉语，但入主中原后马上创制出一千多个汉字颁行天下，这说明原本不说汉语的游牧民族学会使用汉字并成为专家，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我们知道清朝皇帝姓“爱新·觉罗”。“爱新”是满洲女直语“金”的读音，秦人可能也有此姓，《秦风·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残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的殉葬者之中有一个名叫“奄息”的人，他是公认的勇士，即“巴特尔”，但也在殉葬者之列，秦人哀之，作《黄鸟》之歌。
“奄息”就是“爱新”，游牧民族习惯以同宗同祖之人作近侍亲卫，并以近侍亲卫殉葬，因此秦穆公可能也姓“安息”，即姓“金”。
秦王族不但有“爱新(奄息)”之姓名，而且可能还有“觉罗”之姓：《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继位后大肆杀戮宗室兄弟，“六公子戮死于社”。“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行将就死，“将闾仰天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笔者以为“将闾”应是“觉罗”的异写。
“秦”与满洲语“金”的读音近似，其实“秦”、“金”、“清”发音都近似，这应该不是巧合，三个朝代相隔千年，但创立这些朝代的人具有相同的民族背景和语言背景，三个国名都可能是模拟“爱新”这个满洲语读音而来。中国历史上模拟姓氏作国名的还有“辽”，由“耶律”缩音而来。
殷商始祖名叫“契”，周人始祖名叫“弃”，努尔哈赤说自己的始祖名叫“鹊”，这些读音近似的祖先名字同样不会是一种巧合，显示出来的是血缘传承和文化传承。
我们确有理由推测：秦始皇这个“赢”姓，原来可能读作“爱新”两个音节。
36
匈奴的原始读音
《史记·匈奴传》中的“匈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并不是单独指阿尔泰游牧民族某个族类。从《匈奴传》记载的族名中可以指认出分属于突厥、女直和蒙古的不同游牧部族，几乎可以找出以后将称霸蒙古高原的所有族类。
夏商周秦的祖先都有“或在中国，或者夷狄”的支系，夏商周秦的天子们不过是建国于中原的“匈奴”而已。就像猫生下来都是猫，兔生下来都是兔，岂有猫生下来一只是猫，一只是兔的可能？生在“中国”的成了兔，出了“中国”变成猫的可能性本不存在。
《史记》曰：“（匈奴）时大时小，别离分散，尚矣！其传世不可得而次云，然而至于冒顿单于而匈奴最疆（强）大，尽服北夷。”
汉代北方的匈奴建立起辽阔的草原帝国，成为中原王朝的死敌。草原帝国永远处在“时大时小，别离分散”的演变过程中。司马迁说匈奴的历史“尚矣！”，他们的历史无比悠久，悠久得无法追溯，因为那是人类一种生存方式的历史，它比华夏文明的历史当然要悠久的得多了。
司马迁没有细致地描写过匈奴的形象，但古罗马人描述了他们见到的匈奴：
“浑”(hun,指匈奴)穿长袍，袖口扎紧在手腕上，裤子宽大，头戴皮帽，腰间扎着皮带，腰带两端垂在腹前，他们脚蹬皮靴，箭筒子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手方向。
“浑”剃光了一部份头发，余下的头发辫成辫子垂下来。
“浑”耳朵上带着大耳环。
这些描写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形象基本一致。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养子、蒙古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还有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赤”都带大耳环。
《史记》记载的匈奴草原帝国的政权状况是这样的：
单于之下有左右“诸耆”、左右“谷蠡”、左右“大当户”。
“诸耆”就是女直，“谷蠡”就是“国伦”（满洲语gurun），“大当户”就是“大单于”。诸耆、谷蠡、大当户三者是同指。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分左右两翼，两翼各有大单于统领，大单于之下还有单于。匈奴单于则是单于中的单于，全称是“棠犂孤涂单于”，即“天子”（“棠犂孤涂”是“腾格里”的异写，“腾格里”蒙古语“天”的意思），即“天单于”或曰“天可汗”。
单于妻妾叫“阏支”。“阏”是“于”的异体字，应读作“和”，就是“和支”。正是满洲语“福晋”的读音！这样看来匈奴单于说古代满洲语。
匈奴内部最尊贵的氏族有“呼衍氏”（呼延）、须卜氏（鲜卑），匈奴单于与之世代通婚，故地位尊贵。
草原帝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盟主结构，《汉书·西域传》称匈奴是“百蛮之国”，可见所谓“匈奴”其实包含了许多不同游牧部族。
《匈奴传》记载，其时臣服于匈奴单于的有：月氏、氏、羌、且渠（女直）、浑瘐（呼延）、屈射（女直）、丁零（铁勒）、鬲昆、薪犂（耶律）。游牧部族各级首领都世袭，因此部族间仍然有很高的独立性。
当时匈奴有两个“斡尔朵”，一个在蒙古高原中心，现乌兰巴托一带，就是帝尧的“幽都”，此为夏驻地，另一个在戈壁以南的翁金河流域，又称“龙庭”，为冬驻地。匈奴有“三岁会盟龙城”的习俗，就是每三年在那里召开一次库里台大会。
匈奴的原始读音_大卫_新浪博客
匈奴南侵是中原王朝与生俱来的噩梦，挥之不去，无始无终。
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二万，北击匈奴，却被冒顿单于诱入山西境内的“白登”地方，被围七日，差一点丢了性命，回去后从此不再提匈奴，忍气吞声“和亲”乃是汉初六十年的基本国策。
汉武帝之时匈奴因内乱衰败下去，而汉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已十分强盛，汉武帝策略得当，将领得力，匈奴终于被各个击破。于是“幕南无王庭”，匈奴势力向北缩退了千余里。匈奴左翼在内斗和追剿中无法立脚，在“郅支”（女直）单于率领下向西方远去，三百年后，他们成了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
《汉书·匈奴传》记载了匈奴有兄死弟继的习俗：
“復株纍（兀者）若鞮单于立十岁，死，弟立，为搜谐（蠕蠕）若鞮单于。”
“搜谐单于立八岁，死，弟立，为车牙（居延）若鞮单于。”
“车牙单于立四岁，死，弟立，为乌珠留（兀者）若鞮单于。”
我们知道殷商是兄死弟继，这种继位方式又出现在辽，金和蒙元时代。《旧唐书·回纥传》《突厥传》记载回纥，突厥都如此，与汉民族长子继位的传统截然不同，属于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
“匈奴”的原始读音如何？其中蕴含着重大历史问题，应当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秦汉以前，匈奴有多种写法，不同的写法出现在不同的古籍之中，如：“荤粥，荤允，熏育、猃狁、薰育、薰粥、熏鬻。写法虽有差异，但读音却惊人一致，其实是不同的人选用了不同的汉字去注音同一个族名而已，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那么为什么到了《史记》中，忽然变了名称，出现“匈奴”这样一个读音了呢？族名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其中必有原因！
并且我们发现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人以“匈奴”自称过。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记载中也没有这个称呼，他们记作“浑”hun。
笔者推测，“奴”汉代曾有过“又”这样一个读音，但后来消失了。“奴”是个形声字，“女”为形，“又”为声，有“又”这个读音很正常。如果读作“匈又”就豁然开朗了，其实就是“轩辕”的异写！
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数千年！“轩辕”就是匈奴，儒家为了避开“圣人”黄帝的戎狄嫌疑，故意把这个汉字的读音遗失了，用心真可谓良苦矣！
37
汉字起源(一）
当我们在水边散步的时候，看到水底下黑黝黝的水草在随水流飘动，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遐想：水草原本生长在水边岸上，后来被水淹没，慢慢适应了水中的环境，最后变成水中之草……
大地上草木繁多，生长丰茂，相比之下水草显得单调多了，因此产生这种水草起源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研究生命起源的学者告诉我们，水草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悠久得多，地球上的生命包括草木都是在水中产生出来，陆地上的草木原本都是水草，它们渐渐向陆地蔓延，逐步适应了陆地上无水的生存环境，终于演化出今天我们看到的千姿百态的植物世界。
由此可见人们原来的观念可能是一种错觉！
关于汉字起源，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已经被假象迷惑了数千年！
考察东方民族文字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历史上阿尔泰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如辽、西夏、金，此外还有朝鲜、日本，他们的文字都是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造出来，他们原本没有文字，汉字被他们借用并改造，适应了他们的语言环境，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字。为此我们的观念早已固化，再也不会去作相反的推想。
汉字起源于阿尔泰语，这会是真的吗？
汉字的确起源于阿尔泰语。对此笔者将从诸多方面加以论证，特别是通过对汉字作“DNA基因分析”，有助于描述出真实的华夏文明发展史，有助于揭开华夏文明起源的奥秘。
基本词汇分析
首先应该对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作一些分析考察：
水古代突厥语读作“苏乌”suw（西文字母转写）
土古代突厥语读作“拓”tu
木古代突厥语读作“莫”mo
石古代突厥语读作“它斯”tas
儿古代突厥语读作“乌鲁儿”orul
心
古代突厥语读作“身”siin
从读音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古代突厥语发音与现代汉语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是怎么来的呢？有人会说：这是语言的借用现象啊，借用现象在世界上各种语言之间广泛存在，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那么，是谁借用了谁呢？
应知这样一些基本词汇，在人类出现之初就已经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了，那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人类开始说话时就形成了，那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最初成果。可以推定说阿尔泰语的游牧民族早就有自己的读音，说单音节语言的汉民族先民也早就有自己的读音，而且两个读音不会相同或相似，因为两种语言不存在亲缘关系，在人类出现之初他们就分开独自发展，他们的语言应不会出现“撞车”现象。两者之间必定有一个是借用者，借用者把自己原有的读音遗失了。
结论明白无误：是汉语借用了古代突厥语，并把自己的原有的读音遗失了。
为什么这样推定？因为古代阿尔泰语游牧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由于没有文字，他们远古祖先遗留下来的读音就会代代相传，不会遗失，而汉民族由于早有文字，原来固有的读法就可能被文字读音取代。换言之，历史上汉民族面临过这种被取代的风险，而阿尔泰游牧民族由于没有文字，没有面临过这种风险，采用排除法可以推定汉语上述读音是借来的，这样的推定具有逻辑的必然性。
请注意下面一段文字：
汉民族奴隶出身的历史已经注定汉民族不可能是汉字最早的创造者，因为奴隶不需要文字，需要文字的是作为统治者的阿尔泰语游牧民族，最初的汉字必然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读音。
汉字本义分析：
所谓汉字的基因分析就是汉字的本义分析，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汉字的本义来指认它最初表达的是哪一种语言，例如：
载蒙古语读作“支意儿”ziil“一年”的意思，甲骨文和金文载的本义也是“年”。汉语中这个“年”的意思早已经淡出，变成“载重”的意思了，但直到今天蒙古语这个读音仍然是这个汉字的古义。
树
蒙古语读作“尚树”，专指对高大，高龄树木的祭祀仪式。草原民族祭拜树木的习俗至今延续，他们常常在那里“尚树”。而这正是汉字“树”的本义：
“树”这个会意字的本来含义，就是指一种祭祀仪式，“木”前面摆放一“豆”（一种祭祀器皿），上面盛有献祭物品，“寸”是手，用手拿着祭品在作祭拜之礼。甲骨文中这个“树”不是树木，树木另有一字“木”，对此古人不会混淆。现代汉语后来把“树”的本义完全剔除了。由此可见甲骨文“树”最初表达的是蒙古语“尚树”，后来两个音节缩成一个，多音节词汇单音节化了。
胙古汉语中是“肉”的意思，蒙古语“札儿”也是肉的意思。如“不兀勒（脖）札儿（肉）”，动物脖子上的肉。蒙古人习俗要在婚礼上让新婚夫妇一起吃这种肉，祝福他们变成“一个脖子”，同心协力操持家业。汉语中这个“胙”字早就弃之不用，成了死字，“胙”这个汉字本来表达的是蒙古语的缘故。
盔满洲语读作“苦哈”cooha，“兵”，“军队”的意思。甲骨文中“盔”也是这个意思，“苦哈”快读即成kui音。“盔”字刚造出时，应是多音节读音“苦哈”。
曰古代汉语常用字，但汉语口语完全不用，本是古代突厥语口语，读作“阿语儿”ayr，“话语”的意思。对应起来分析就可以推定这个象形字最初表达的是古代突厥语而不是汉语，汉字读音由突厥语单音节化而来
坐
象形字，本义是台上有二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尊者。
从象形字“坐”可以看出，这个汉字本义不是一般的行为动作，而是指一种等级地位。我们可以在古代突厥语中找到这个本义，古代突厥语读作“乌乍”uza。《阙特勤碑》有这样的句子：kisiorlindauza“众人之上（坐）有我的祖先。”坐是“在……之上”的意思。象形字“坐”的基因密码就这样显示出来：说古代突厥语的人创造了这个字，本义是“尊者”，后来汉语把它转而用作一般的行为动词，本义已被抛弃。
拖雷和他的可敦在帐篷中
上面是一幅十三世纪蒙古汗王的画像，汗王在帐蓬中，帐蓬里有床一样的台子，汗王和他的可敦盘腿坐在高台上，这就是汉字“坐”的本来含义，也是《阙特勤碑》这句话的含义。
歹古代突厥语读作“阿达”ada，“危险”的意思。用“歹”表示“危险”是古文的特色，并没有在汉语中稳定遗传下来，却在现代突厥语中稳定遗传着，危险仍然读作“阿歹”，可见“歹”这个汉字原来表达的是突厥语。
纛古代汉语中指战旗。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淡出，但蒙古语至今是常用口语，读作“秃黑”。祭成吉思汗“秃黑”的习俗在蒙古族中已经延续八百年了。这个形声回意字造出来的时候必定读作“秃黑”二个音节，但说单音节语言的汉民族继承后改造成了单音节，方法很简单，只要快读便缩成一个音节了。
赭指深红色，古突厥语深红色读作“赤自儿”qizil，正是“赤”和“者”联合，汉语缩音成了单音节zhě，意思不变。显然造字的时候所依据的语言是古突厥语。
狐汉语读作h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形声字，“瓜”是其声傍。因此远古时候可能读作“瓜”（gua），对此笔者在古突厥语中得到了印证，《阙特勤碑》“狐”果然读作tilku“脱儿姑”，快读即成“瓜”音，狐字显然是按照突厥语发音创造出来的。
圭这是一个几乎已经死亡的汉字，一个象形字，美玉的意思，但今天蒙古语继续使用着这个本义，他们读作“高娃”，用来指称象美玉一样纯洁可爱的人（例如“斯琴·高娃”），“高娃”快读即成gui，“高娃”就是“圭”原始读音。
汉字起源（二）
阿尔泰语词汇中有少量单音节的，但绝大多数是多音节，古代汉语把这些读音全部继承下来，并使多音节单音节化，以适应单音节汉语的发音习惯。方法很简单，可以无师自通，快读即可缩成单音节。
有些字原来有三个以上音节，但音节有轻重，其中只有一个重音，轻音可以被人为遗失，于是都成了单音节。
为了比较全面地描述这种变化，应例举更多的汉字样本以供比照：
伯古突厥语读作“伯革”beg，指称王公贵族或者部族首领。满语读作“贝勒”，蒙古语读作“别乞”，都与汉字“伯”的读音近似，这应就是“伯”读音的来源。“伯”是《周礼》中诸侯王的最高级别，也显示《周礼》是按照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制订出来。
陈蒙古语“旧的”读作“呼陈”huuchin，而这正是汉字“陈”的本义，古代汉语中“旧”都写作“陈”，现代汉语已经把这个本义抛弃不用了，但蒙古语依旧保持其本义，这说明“陈”字最初表达的是蒙古语。
妾满洲语读作“福晋”，“妾”这个会意字（站立伺候的女子）造出来时应读作“福晋”两个音节，快读即缩音成qie这样一个音节了。
赤“黄色”蒙古语读作“失刺”，古代汉语“赤（蚩）”也是黄色而不是红色。蒙古语“失刺斡儿朵”意思是大汗的帐蓬。“赤”最早的读音是“失刺”两个音节的。
阜“城镇”蒙古语读作“八里”，而这正是“阜”的本义。马可波罗记载了“汗八里”（大汗之城，即北京）的繁华。现代汉语已经舍弃其本义，这个汉字也快变成死字了。阜的读音由“八里”而来。
鬼蒙古语读作“翁贡”，缩音后即成今天汉语“鬼”的读音。《史记》记载，楚人读作“鬼”越人读作“几”。今天的吴越方言仍然读作ju，可能是汉语自己固有的发音。
厅
听（廳），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由表示发声的“口”和受声的“耳”组成，加上一个表示帐篷或屋子的“广”（厂），表示断事官办公的场所，表示一个民事官职。
我们确可以在《辽史·国语解》中找到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惕隐”。辽代官制，此官为部族或方国之中民政事务长官。而甲骨文“厅”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官职。
大规模政府的出现是推动文字产生的主要力量，因此表示帝王和长官的汉字总是被最早创造出来的，厅（听）就是这样一个汉字，笔者以为其最早的读音应是“惕隐”两个音节，今天的读音就是从“惕隐”单音节化而来快读即成。
《金史·金本纪》记载，金祖先臣属于辽帝，“辽以惕隐官之”，就是说他们在辽代曾有过“惕隐”这样一个官号，可独立处理“生女直”宗族事务。
督
《金史·百官志》：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笔者以为汉字“督”的原始读音就是“秃里”，本义是“监察镇压”，是官名。
驴
驴原产于亚洲北部草原上，象马，但没有马跑得快，它能耐恶劣环境，首先认识驴的必是游牧民族。“驴”是一个形声字，“马”为形，“户”为声，因此最初应读“户”声。而蒙古语驴的读音正是“贺兰”，“贺兰山”本义是有野驴之山，“贺兰”可导出“户”这个读音，由此可见这个形声字开始表达的是蒙古语。
特
会意字，由三部分组成，表达的正是蒙古语“巴特尔”（勇士）的意思，《秦风·黄鸟》：“唯此安息，百夫之特”，正是用其本义。笔者以为“巴特尔”可能是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
适
《金史·国语解》曰：“安乐”女直语读作“赛里”，笔者以为这是汉字“适”的本义和读音来源。
贷
《金史·国语解》曰：“买到”女直语读作“兀带”，笔者以为这是“贷”这个汉字的本义和读音来源。
岭
《金史·国语解》曰：“阿岭，山”。笔者以为汉字“岭”的原始读音就“阿岭”。
讼
“讼”是“雅言”，象形会意字，意思是许多人同时说话，引申为“争辩”，汉族口语中从不使用。满族语读作“倍申”becen，笔者以为这就是原始读音。
克
《金史·国语解》曰：女直语“牙”读作“畏亦可”，而“克”，象形会意字，甲骨文由表示身体的“尸”和头上画着的三颗牙齿组成，表示咬掉的意思。笔者以为“畏亦可”就是“克”的原始读音，本义是牙齿。
盱“看见”古突厥语读作“阿盱”asu，这个字汉语口语中不用，说明不是汉语固有的，仅见用于古汉语中，它表达的是阿尔泰语的“看见”。
爵“大臣”古突厥语读作“吉利”，这个读音应是“爵”的来源。
突“突厥”西文写作turk，古代突厥语读作“突尔”，突厥语的本义是强有力的意思，而这正是这个汉字的本义。突厥先民崇拜狼（犬），这个会意字也有犬，意思是蒙古包里有一狼。“突尔”应该是这个字的最早的读音
髯读ran，古代汉语中指胡须。如今已不用，成了死字，但蒙古语仍然常用，读作“撤合来”。《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称呼耶律楚材从来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吾图，撤合来”，就是“长胡子”，因为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吾图”就是“度”，本义就是“长”。就是说不管是“度”，还是“髯”，刚出现时都会是多音节读音，后来才缩音成单音节。
匕古代突厥语“刀”读作“毕”bi，这是个象形字，古汉语中常用，现代汉语中已不单独使用。汉语口语习惯用“刀”，古人习惯用“匕”。
香蒙古语读作“桑”，意为“熏香”，而这正是这个象形字的本义。
昆蒙古语“高山”读作“昆”，如“额儿吉涅昆”（即“额儿古纳山”），而这正是“昆”的本义。
玉玉蒙古语读作“哈须”，快读即成“玉”。
狮阿尔泰语全都读作“阿师儿”arsl，中原汉地原不产狮子，狮的读音必然是外来的，因此可以推定狮是由“阿师儿”单音节化而来。
冠蒙古语读作“固姑”，帽子的意思，表示帽子的“冠”只在古代汉语中出现，汉语口语不用。“冠”表达的显然是蒙古语，原先可能读作“固姑”二个音节。
尊满洲语读作“额真”ejen，主子的意思。“牛录额真”，牛录之长的意思，应是汉字“尊”读音的来源。
恭这个字出现非常之早，蒙古语同样的意思，读作“昆仑”。“昆仑（恭）汗”是蒙古人送给努尔哈赤的称号，因为小看了努尔哈赤，被他弃之不用。笔者推测甲骨文“恭”早先可能读作“昆仑”两个音节。
固蒙古语读作“汪古”，守护，保护的意思（汪古部：一个为金国守卫长城的蒙古部落），而这正是“固”的本义，汉字读音从“汪古”缩音而来。
都汗廷所在地蒙古语读作“斡儿朵”ordu，应是汉字“都”的来源。
汉字起源（三）
汉字读音这种向单音节的演变不会是短时间里完成的，肯定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可能持续了上千年。
更多的汉字实例，还有所谓的“国粹”分析：
黑蒙古语读作“哈拉”kara，快读即成“黑”音。同义字“乌”则可能是汉语固有的，吴越方言黑都读作乌。
高蒙古语读作“也高”yeke，地位高等的意思，yekekhatun（皇后），地位最高的夫人，而这正是“高”这个象形字的本义，汉语中“高”已经移作度量概念，舍弃了“尊贵”本义。
自古突厥语读作“乌自”oz，用作自我的代词，正是象形字“自”（象形鼻子）的本义，但汉语已舍弃其本义移作他用，这个汉字显然是说古代突厥语的人创造出来，原来表达的是突厥语。
技古代突厥语读作“乌兹”uz，意思是“能巧的”，读音已经显示出这个形声字的古音来，原先可能读作“支”（乌兹），应为声旁是“支”。
估“尺子”古突厥语读作“乌尔估”ulgu，这个汉字的本义就是尺子，后来才把它用作行为动词。
临古突厥语读作“雅临”yarin，“明天早上”的意思，正是会意汉字“临”的本义，就是说“临”原先应读作yarin。
失古突厥语读作“啦失”ras，损失的意思，正是汉字的本义。
兑“说”古突厥语读作“堆”te，而这正是甲骨文“兑”的本义，说的意思。这个读音和本义并不出现在汉语口语中，明显是外来的。
多古突厥语读作“图罗”tolo，意思是“满”，而这正是象形会意字“多”的原义，快读即成“多”音。
言古突厥语读作“以尔”yir，意思是歌曲或话语，正是象形字“言”的本义，就是说“言”原先可能读作yir。
野古突厥语读作“以耳”yil，意思是土地，正是“野”的本义。
冉古突厥语读作“哦啦”orla，慢慢升高的意思，对应的汉字是“冉”，此字只在古汉语中出现，汉语口语不用，明显来自突厥语。
空古突厥语读作“空口”kok，天空的意思。
愿古突厥语读作“依愿”iyin，“愿望”的意思。
阴古突厥语读作“衣尔”ir，山的北面的意思。
下古突厥语读作“阿丝拉”asra，“在……的下面”的意思。
谁古突厥语读作“克虽”kisi，人们的意思，突厥语用作的指称代词。而“谁”这个字原先的确不是疑问代词，而是指称代词。
卉“花”满洲语读作“噢尔会”orho，对应汉字是“卉”，汉语口语不用，就是说习惯用“卉”指称花草的人说古代满洲语，或者说这个字是他们创造出来，表达的是古代满洲语。
再来看看我们的“国粹”，那些天干地支，十二生肖的读音，古代突厥语读音明白无误地指向汉字的本义：
甲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甲卜”qap
乙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乙儿”ir
丙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匹”pi
丁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替”ti
辛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生”sin
癸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快”kui
鼠(子)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库斯库”kusku
牛(午)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午得”ud
猴(申)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杯申”bicin
鸡(酉)对应的古突厥语读作“泰奇区”taqiqu
“国粹”从何而来显示出来：如果一个钱包有两个失主，一个失主能说出钱包中钱的数目，另一个却不能，那么，这个钱包应判定给谁不是很清楚了吗？汉字的本义犹如钱包中钱的数目！
汉字今天的读音与缩音后的古代阿尔泰语读音相比出现一些微小的差异可以这样理解：
一种语言广泛分布之后会出现方言化，阿尔泰语方言众多，远古阿尔泰游牧民族不断入主中原，我们无从考证造出这些汉字的统治者们是何种方言，汉字在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其读音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因此只要读音近似就可以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38
双重重合现象
汉语和阿尔泰语都有同音多义现象，但两种语言同音多义重合就值得特别关注了，例如：
齿古突厥语读作tis同样是“牙齿”的意思
雌古突厥语读作tisi
同样是“母性”的意思
悟古突厥语读作“吾”o，同样是“想通”的意思
寤
古代突厥语读作“吾吾”uu，同样是“睡觉”的意思
哥古突厥语读作og同样是“哥哥“的意思
歌古突厥语读作og同样是“称颂“的意思
阳古突厥语读作yan同样是“太阳”的意思
样古突厥语读作yan同样是“样子”的意思
夹古突厥语读作qap同样是“口袋”的意思
夹古突厥语读作qap同样是“抓住”的意思
瘸古突厥语读作qat同样是“腿有病”的意思
加古突厥语读作qat同样是“加入”的意思
发满洲语读作afa同样是“出去作战”的意思
发满洲语读作afa同样是“交付文书”的意思
域古突厥语读作il同样是“国家”的意思
依古突厥语读作il同样是“附属”的意思（il-khan伊尔汗，从属汗国）
汉字读音与阿尔泰语读音双重重合现象决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双重重合现象已经把汉字的起源锁定了，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明白无误的渊源关系，汉字起源于阿尔泰语，汉字最初表达的是阿尔泰语。
古代汉语与阿尔泰语两者不但在名词，动词，代词上存在许多对应关系，甚至在虚词上也存在对应，这已经远远超出语言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用的层次了，那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渊源关系。
汉字起源的问题是“汉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国文明史的核心问题之一，阿尔泰语与汉字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要比较全面地描述汉字的演变当然还有待语言学家们的共同努力，这不是某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
39
作为补充证据的附录（一）
让我们反过来设想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单音节的汉字被阿尔泰语借用后改造成了多音节。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吗？显然没有。我们看到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被改造成单音节汉语是有规律可循的，反之，如果设想单音节的汉语转变成了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就显得毫无章法了。这也反证了这种反向的演变不曾发生过。
附上更多汉字样本以便比对，但笔者不再去作分析解释，因为篇幅有限，读者完全可以自行解读：
霭
满洲语读作“阿嘠”aga，意思是云雨。
冻
蒙古语把寒冷读作“辉冬”。
廓
蒙古语把围起来的东西读作“廓伦”。
母
蒙古语读作“亚麻”，是“圣母”的意思。
黑
古突厥语读作“哈喇”，如“哈喇和林”。
犊
蒙古语把“牛”读作“乌尔图”。
奈满洲语读作“爱奈”aina，怎么办。
孩满洲语读作“阿寄该”ajigen，幼年。
峦满洲语读作“阿峦”ala，小山丘。
办满洲语读作“阿尔办”alban，公务。
岭满洲语读作“阿岭”alin，山岭。
死满洲语读作“布死”buce，杀死，死去的意思。
牲满洲语读作“阿木牲”amsun，用动物作供品。
口满洲语读作“阿够嘠”angga，口。
稼满洲语读作“安稼”anja，农作。
本满洲语读作“阿尔本”arbun，天生的姿态。
婶满洲语读作“婶”axa，哥之妻。
凳满洲语读作“板凳”bandan，凳子。
粒满洲语读作“贝粒”bele，脱粒的谷物。
备满洲语读作“备合”belhe，准备。
书满洲语读作“比舍”bithe，书、书信。
袱满洲语读作“伯付”bofun，包袱。
捕满洲语读作“捕塔”buta，用网抓住。
茶满洲语读作“茶”cai。
甜满洲语读作“打尔迪”daldi。
殿满语读作“德颜”deyan。
宫满语读作“恭翁”gun。
登满洲语读作“登”den，高度。
瞽满洲语读作“豆瞽”dogo，盲人。
渡满洲语读作“渡”doo，渡过。
弩满洲语读作niru（“牛录”），大箭的意思。
年满洲语读作“阿呢”anen。
贵古突厥语读作“库特”kut，尊贵的意思。
定古突厥语读作“题音”tii，固定的意思。
祀古突厥语读作“雅乐史”yaris，祭祀的意思。
沿古突厥语读作“颜”yan，边的意思。
龙古突厥语、满语都读作“陆乌”luu。
九古突厥语读作“吐贵居”toguz。
七古突厥语读作“也提”yte。
嘴古突厥语读作“阿来者”ariz。
事古突厥语读作“衣斯”is（事情）。
煮古突厥语读作“必兹”bis。
毡古突厥语读作“克紫”kiz。
困古突厥语读作“困”kuun，困苦的意思。
罪古突厥语读作“罪”tsuy，罪孽的意思。
烤古突厥语读作“靠”koy，烧烤的意思。
肩古突厥语读作“阿进”agin，指人的肩膀
假古突厥语读作“义假”igid，假的，不真的。
少古突厥语读作“衣斯尔”isil，减少的意思。
膝古突厥语读作“替兹”tiz，指人的膝盖
时古突厥语读作“时”so，时间的意思。
跪古突厥语读作“可嘠“coga，下跪。
看古突厥语读作“看尔“kor，看见。
药古突厥语读作“药没”yam，药物。
始古突厥语读作“吧斯啦”basla，开始的意思
熟古突厥语读作“不斯尔”bisir，成熟的意思。
碑古突厥语读作“卑”bi，墓碑。
知古突厥语读作“比替智”biltiz。知识的意思。
笔古突厥语读作“笔尔”biir，毛笔。
盏古突厥语读作“赞”can。油灯，器皿的意思
真古突厥语读作“怎”cin。与“假”相对。
39
作为补充证据的附录（二）
尺古突厥语读作“尺”ciq，尺子。
执古突厥语读作“次”ci，拿着，抓着。
州古突厥语读作“楚白”cub。
弃古突厥语读作“衣期”tit(it)，放弃，抛弃的意思。
摇古突厥语读作“衣老”irral，摇晃的意思
索古突厥语读作“衣色尔”isir，绳索。
隶古突厥语读作衣“衣第”idi，主人的意思。
吸古突厥语读作“衣西”ic，吸进的意思。
油古突厥语读作“呀尔”yar，油脂。
近古突厥语读作“呀近”yaqin，与“远”相对。
适古突厥语读作“呀拉湿”yaras，适合。
裂古突厥语读作“呀列尔”yaril，裂开。
闪古突厥语读作“呀森”yasin，闪光。
疾古突厥语读作“衣期”ig。疾病
病古突厥语读作“衣尔病”yilpig，疾病。
开古突厥语读作“衣尔开”ilk，开始的意思。
珠古突厥语读作“音粗”incu，珠宝。
锅古突厥语读作“阿斯科”asic。烧煮的器物。
抑古突厥语读作“衣银”iyin，压制。
迹古突厥语读作“衣资”iz，踪迹。
鼓古突厥语读作“库乌路”kuwrug，锣鼓的鼓。
蜜古突厥语读作“蜜尔”mir，蜂蜜。
柔古突厥语读作“哦拉路”orlaru，柔软。
夏古突厥语读作“呀爱”yay，夏天。
路古突厥语读作“哦楼’orug，道路。
戮古突厥语读作“欧路尔”olur，杀死。
胆古突厥语读作“欧他”ot，内脏的名称。
破古突厥语读作“破”pa，破开。
闭古突厥语读作“皮以”piy，关闭。
街古突厥语读作“架”qay，街道。
崖古突厥语读作“期呀”qaya，山崖。
等古突厥语读作“叹”tan，等待。
踏古突厥语读作“踏朴”tap，用脚踏。
驼古突厥语读作“踏哇”tawa，骆驼。
逃古突厥语读作“逃子”taz，逃走。
听古突厥语读作“听”tin，听到。
疯古突厥语读作“提尔发”tilfa，发疯。
挤古突厥语读作“期”qix，挤压。
睛古突厥语读作“睛”qiyn，看见。
说古突厥语读作“说”saw，说话。
鹿古突厥语读作“素鹿”surun
锁古突厥语读作“锁”so。
伸古突厥语读作“申”sun，伸手。
苏古突厥语读作“苏”su，变得有生气的意思。
骨古突厥语读作“苏女科”sunuk，骨头。
升古突厥语读作“升”sin，上升。
冻古突厥语读作“冻”ton，冻着。
仓古突厥语读作“仓”tsan，仓库。
寸古突厥语读作“寸”tsun，度量衡。
霾古突厥语读作“图埋”tuman，雨雾。
掠古突厥语读作“塔力”tali，抢夺。
堂古突厥语读作“堂”tan，殿堂的堂。
唁古突厥语读作“唁尔”yor，丧礼的意思。
腿古突厥语读作“呀塔”yota，大腿。
浴古突厥语读作“浴”yu，洗。
燃古突厥语读作“语啦”yula，火把。
鬻古突厥语读作“语路尔”yulur，买卖。
越古突厥语读作“越尔”yur，走过。
实古突厥语读作“图实”tus，果子。
烛古突厥语读作“图主克”tutsuk，香烛。
是古突厥语读作“米兹”miz，判断词。
直古突厥语读作“图兹”tuz，正的、平的。
字古突厥语读作“乌字”uzik，文字。
兔蒙古语读作“图啦”tuula。
新蒙古语读作“史纳”shine。
贼蒙古语读作“及特”jete。
40
汉字起源研究的技术途径
所谓技术途径是指语言材料的选择和利用，起源研究以什么为抓手的问题。各种现代阿尔泰语字典并不是合适的研究材料，因为我们需要古代阿尔泰语语言样本，笔者以为有两个现存的样本材料值得珍视，可以成为抓手和依据：
一，《阙特勤碑》的语言研究价值
本书选用的“古代突厥语”语言样本多来自唐代《阙特勒碑》。此碑文是用古代回鹘字母记录的古代阿尔泰语口语，又称回鹘语。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年代最早的古代阿尔泰语遗存，由于碑文是拼音文字，原始读音清晰可辩，研究价值很高，碑文是那个时代的原生态语言。
矗立在肯特山边的阙特勤碑
德国学者冯·加班已经把回鹘字母碑文转写成了西文字母，这为我们阅读碑文，研究古代阿尔泰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冯·加班著作《古代突厥语语法》就是本书“古代突厥语”语言样本的来源。
当然我们还能在现代突厥语、现代蒙古语、现代满洲语字典中轻松地寻找到大量这种可供比照的样本，但碑文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今天的阿尔泰语字典中有大量近现代产生出来的词汇，这种新词汇占比量太大了，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寻根探源的视线，而碑文中完全没有这种新词汇，有利于探源研究——就像天文学家把观察宇宙的望远镜放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避开了大气层的干扰一样！
回鹘字母碑文片段
回鹘字母与西文字母的相似性
从上面的图片中我们看到，碑文中的回鹘字母与西文字母相似，因此碑文首先被欧洲学者而不是中国学者解读出来具有必然性，我们感谢西方学者的探索性研究，他们已经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行动之路。
以《阙特勤碑》为代表的所谓“古代突厥语”，不应当把它看成只是突厥人的古代语言，应该看作阿尔泰语三大支系共同的古代语言，笔者以为称之为“古代阿尔泰语”更妥当些，其实唐代的回鹘汗国有更多的女直背景而不是突厥背景。
二，《蒙古秘史》的语言研究价值
古代阿尔泰语另一个重要资料则是《蒙古秘史》，这是一部用汉字
注音而成的蒙古语读本，记载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历史。
下面是这部古籍的篇头图片：
四部丛刊
三编
元朝秘史
《蒙古秘史》是一部特殊的典籍，成书于明代初年，它用如此特殊的方式保存了原生态的古代阿尔泰语。由于用汉字来标音拟音多音节的蒙古语，与拼音文字记录的《阙特勤碑》相比，语音的精确度差了一些，但仍然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篇头图片译文：
成吉思可汗的祖先原是从天而来的苍色的狼和灰色的鹿
所生，后来他们渡过名叫腾吉思的湖，来到斡难河的源头
在名叫不儿罕的山下扎下营帐。
我们可以发现，文中的蒙古语词汇与汉字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分析如下：
“忽扎兀儿”即是汉字“祖”的读音，快读可缩音成单音节，也就是说“祖”这个汉字原来可能有四个音节。
“迭额列”即是汉字“巅”的读音，在高山顶上的苍穹，指“腾格里”（蒙古语“天”的读音），正是这个汉字的本义。
“额扯”可能是汉字“处”的原始读音。
“赤那”蒙古语狼的读音，快读即成“犬”（狼）。
“格儿该”，满洲语称未婚姑娘为“格格”，如“还珠格格”，笔者已经说过蒙古语发音相似，但中间常常会多出一个卷舌音“儿”，“格儿该”可能就是汉字“姑”的来源。
“亦讷”可能是古汉语“乃”的读音，意思是“他的”，就是说“乃”这个汉字原先可能读作“亦讷”两个音节。
“豁埃”可能是汉字“灰”的原始读音，“豁埃”也是蒙古语“妇”的读音，专指已经生育过的女人，这里两个意思都可以翻译。
“马阑”，蒙古语“鹿”的读音，两个音节发音有轻重，“马”发音很轻，轻音可以忽略，于是也成了单音节。
“阿只埃”可能是汉字“在”的原始读音，谓语落在句子最后，即倒装句乃是阿尔泰语的语序特征。
“腾汲思”和“成吉思”只是异写，贝加尔湖古代一直被称作“腾汲思海”。
“客渡”可能是汉字“渡”的原始读音，越过水面的意思。
“亦列”可能是汉字“来”的原始读音，来到的意思。
“沐涟”蒙古语“河”的读音，如“西拉木仑河”。
“兀捏”可能是汉字“源”的原始读音，源头的意思。
在《蒙古秘史》篇头短短的四行文字中，便可以找寻出如此许多具有对应关系的语言样本来，显示出来的正是汉字起源的线索。
《蒙古秘史》的特点是对阿尔泰语的辨音拟音非常细致，一些过渡音素都分辨出来，如：篾尔乞可汗名“脱墨脱阿”，其实是“鞑靼”的异写。这种注音特点是其优势，它把古代阿尔泰语的全貌清晰地描述下来了，为我们留下一个珍贵的语言样本，它虽然不是拼音文字，但可以与拼音文字媲美。
41
古代汉语的成因
当两种语言并存的时候，强势语言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形成一种吸引态势。请看一则元代圣旨：
“延祐三年九月初七日苫思丁奏：冯少监如今教做太监，蓄同知做少监，阿的迷失，张少监他每都是先勾当来的人有，如今递升的新人来的，要他旧勾当的之上画字有，我他每根底依例说呵，他每不听有，公道奏呵，奉圣旨，那般体例那里有？随朝衙门有先来后到，教递升的冯僧儿，阿的迷失之下画字者，萧少监，张少监之下画字者，幺道，圣旨有来。”
元代的官方语言是蒙古语，那是社会的主流语言，处于强势地位，汉语处于弱势，受到蒙古语吸引，必然向其看挤，就是向主流语言靠拢，于是弱势语言出现一种扭曲现象。上面文字读起来不伦不类，就是语言扭曲的结果。由于元朝存续时间不长，汉语扭曲以适应强势语言的现象随着元朝的消失而消失。
从这份圣旨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泰语的语法特征：主—宾—谓结构，圣旨里的谓语“有”都在宾语之后。汉语则是主—谓—宾结构，两者区别明显。
古代汉语中有许多阿尔泰语的残留和痕迹，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显示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真相，与汉字起源于阿尔泰语一样，早期的古代汉语所表达的同样是阿尔泰语，只是从来没有被我们认识而已。
今天阿尔泰语有三大系，即蒙古语，突厥语和满洲语，他们在语法结构，即语序上是完全相同的。三大语言语法特征的高度一致显示出他们有共同的起源，阿尔泰语的主要特征就是主—宾—谓结构。举例说明之：
维吾儿语
Tursunmu`allim-niyoqla–plal-di
吐尔逊
老师
看望（状态助词后缀）
译文：吐尔逊看望老师了。
蒙古语
teretexber–j
gar-j
他
斧头抓（状态助词后缀）
译文：他拿起斧头出去。
锡伯（鲜卑）语bonimxadgave–mgene-m
我们 鱼抓捕（状态助词后缀）
译文：我们捕鱼去。
蒙古语
bienemori–yiunun-ba
我这 马骑 去
译文：我骑这马吧。
满洲语
bimandzuxargenara-me
我满洲字 写
译文：我写满文。
维吾儿（回鹘）语
–nioqu-di
吐尔逊书读了
译文：吐尔逊读了那本书。
如此宾语在谓语（动词）之前，也是我们在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语法现象。例如：
“不我杀”（殷墟卜辞）：不要杀死我。
“无我怨”《尚书·多士》：不要怨恨我。
“惟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看我的马首。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夫子谓也。”《孟子·梁惠王》“夫子谓也”即“谓夫子也”（正如先生所说）。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晋郑焉依”即依靠晋国和郑国。
“谏行言听”《孟子·离娄下》：行谏言，听劝告。
这种不符合汉语口语语序的现象，以先秦早期为多见，汉代以后迅速减少并消失，这与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吻合，或者说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在汉语言文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何罪之有？”这是古代汉语常见的句式，谓语“有”放在最后，正是阿尔泰语的特有表达方式，不是汉语固有的东西。以阿尔泰语举例如下：
meninluvitimbar
我的字典 有译文：我有字典。
Unibnqalimiyoq
他的
铅笔没有译文：他没有铅笔。
阿尔泰语的又一特征，判断词“是”总处在句子最后：
ci–dur-miz
我们 工人是（复数）译文：我们是工人。
ukam bolidu
这 我的弟弟是译文：这是我的弟弟。
古代汉语语序同样如此：
“制，巌邑也。”《左传·隐公》“制”是险要的地方。
“项籍者，下相人也。”《史记·项羽》项籍是下相人。
“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左传·隐公》都城太大是国的隐患。
阿尔泰语是一种粘着型语言，多语气助词，这一特征在上述例句中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多语气助词正是《尚书》《诗经》的语言特征。例如：
“蠢兹有苗。”《书·大禹谟》
“其有众咸造。”《书·般庚》
“确乎其不可拔。”《易·凯卦文言》
“屯如亶乎，乘马班如。”《易·屯卦》（班,古代突厥语“虎”的读音）
阿尔泰语另一种特征是句子中主语、宾语省略多而自由，省略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这也是上古汉语的现象，省略是古代汉语简奥难懂的原因之一。
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出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的语言现象，需要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者说一个标本，以便比照说明：
上海开埠的时候，黄浦江上曾有一支流，它从外滩起曲折西行，连通苏州河，这条河原本没有名，河两岸是低矮黝黑的小屋，河边杂草丛生。但随着上海的开埠，这条河两岸迅速繁华起来，外国轮船驶进黄浦江到达十六铺一带停泊，外国水手们会迫不及待地沿着小河涌上岸去，因为那里都在招揽生意，能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洋人多了，这条河便有了“洋泾浜”的称呼，并且产生出一种洋泾浜英语。
与洋人打交道的码头苦力是洋泾浜英语的发明者，他们跟随在洋人后面找活干，主要是搬运货物，渐渐地熟悉了洋人的一些口语。例如英语水泥发音“水门汀”。每当轮船来到，他们便迎上去问“水门汀”装卸否？当活儿干完，他们会说向洋人说“拉斯克”（last）。英语yes被他们说成“来三”，“不来三”就是“不行”。
洋人的中国仆人也会说几个英语了，一天洋人回家发现玻璃打碎了，大吃一惊，仆人赶忙回复说：“in side吱吱吱，outside喵喵喵，glass克郎当！”洋人听懂了，原来是猫抓老鼠闯了祸。
这样一些不伦不类的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那是近代上海华洋杂处出现的奇特语言现象，许多此类语言至今留存在上海话中。
古代汉语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和单音节的汉语交融演化的产物，阿尔泰语则是强势语言，地位犹如上海开埠时的英语。
古代汉语和汉民族的口头语言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应知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原因做过研究说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一种合理的解释。儒家则认为那是“雅言”，那是记录圣人话语的文章，无比优美高雅，应当万世不易，他们津津乐道数千年，视作神圣，反对任何改革的企图。
古代汉语是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积淀物，乃是华夏文明起源历史状态的缩影和写照。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古代汉语的成因，似可以作这样表述：古代汉语就是古人说的“洋泾浜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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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都是哑巴吗？
上古汉语中的对话简奥得令人生疑：
《诗经·郑风》：“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对话只有两个音节：“观乎”——“既且”，而且只有“观”和“且”有实际含义。古人真的如此说话吗？真是这样惜“音”如金吗？不可能！
《尙书·舜典》：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俞·往哉！汝谐。
佥曰：垂哉！
佥曰：盖哉！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余思日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
这是谁在说话？好像哑巴的手语！
哑巴只能发出依依哑哑几个声音，如果不附之以手势，就无法表情达意。古人难道都哑巴了？非也！
如果上文中每一个字都有两三个音节，语言就流畅起来，变成正常人在那里说话了。由此也可以推定汉字原本是多音节读音。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帝王文告：
《尚书·大诰》：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这是什么人的语言？怎会如此不堪卒读？汉民族先民曾如此这般说话吗？非也！这不是汉民族先民在说话。
民族语言的历史对应的是人类的历史，就像一个民族的外貌特征一样是相当稳定的，语言的高度稳定性来自其无比久远的历史。如果真是汉民族先民在说话，我们不可能完全听不懂。
唐代韩愈有言：“（尚书）周浩殷盘，诘屈熬牙。”上古汉语为何如此艰涩难读？就是因为它表达的全是“雅言”，即阿尔泰语。
我们看到这种“诘屈熬牙”的语言中几乎没有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其人称代词（朕、于、若）也与汉民族口语完全不相符，却与阿尔泰语相符。
阿尔泰语的特点是一个词有一个词根，词根附加一些语法成份之后扩展成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语，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份，如各种虚词，包含在上文中的每一个单字中了，这些汉字都是多音节读音，当说阿尔泰语的古人读上文的时候，他们就会根据阿尔泰语的习惯，把那些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自然地附加上去，就是说一旦用阿尔泰语诵读时，它就不再是“诘屈熬牙”了。
为什么古代汉语中有大量词汇在汉语口语中从不使用？为什么汉语口语特别是方言中频繁使用的词汇，却在古代汉语中找不见影踪？就是因为古代汉语表达的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语言。
感叹词的发音就是一种语言习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汉语口语中习惯用“啊”，但我们看到古代汉语中感叹词常常用“噫”，“兮”，“噫嘻”，“呜呼”，如果这些感叹词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让人听起来非常别扭。但我们看到《阙特勤碑》中的感叹词发声确是如此，“噫”，“兮”，“噫嘻”全都在碑文中出现了，原来那是古代阿尔泰语的语言习惯！至于“呜呼”一词则出现在叶尼塞河流域的一块古代回鹘文碑文中，其中有这样的话：“呜呼，我今离开了我的部落……”，由此可见这种感叹词原本不是汉民族语言中固有的，是从古代匈奴那里继承而来的，或者说那些简古难懂的古代汉语原本是匈奴在说话，说话的人原本不是汉民族先民，当然就难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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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传的文字
黄帝时期应已有文字，因为已经必需了，黄帝统治范围已如此广大，他要发布命令，管理国家，记载将领功过，祭祀占卜，都必需文字，文字会随着政府的需要产生出来。
我们看到后世西夏、辽、金、蒙古和满洲人在帝国创立前都没有文字，但创立后马上着手创制自己的文字，因为管理国家离不开文字，非创制不可了。大规模国家的形成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推动力，尤其表现在文字的创制过程中。
楔形文字的演变
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2400年
公元前650年
最早需要文字的是统治者，奴隶不需要文字，文字的创制者必定是统治阶级。华夏文明形成时期阿尔泰游牧民族是统治阶级，最早的文字表达的必是阿尔泰语，文字的读音也必定是阿尔泰语多音节读音。
阿尔泰语是一种多音节粘着型语言，带有浓重的儿化音，发音时舌头常处在卷起状态，这是一种与单音节的汉语截然不同的语言。
7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楔形文字，稍后古埃及文字出现在尼罗河流域。那些早期的文字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象形文字，图形特征明显，是画出来的，却都是拼音文字。古埃及文字看起来更是彻底的象形文字，画着一条完整的蛇、一只完整的鸟，但与楔形文字一样，确是一种拼音文字，那蛇和鸟代表元音或辅音。
黄帝时期的文字可能由模仿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而来，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有一个从象形到抽象符号的演变过程，但一开始就是拼音文字。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楔形文字开始是一种象形图案，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处于象形阶段之时，正是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这种象形的拼音文字被马背民族匈奴模仿过来是完全可能的，就是说中国首先出现的文字可能是象形的拼音文字，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一种变种，并且这种拼音文字可能存在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我们可以从《史记》中解读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息，就是在汉字之前存在过另外一种文字：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出身于世代袭任太史令的家族，这是一个专门为皇家管理图书档案的官职。父亲司马淡死后，司马迁袭任父职，故司马迁总是借父亲之口评说历史。由于世代担任这样一个特殊官职，父子二人都能见到藏于“石室金匮”中的珍稀古籍。《百家》这部已经失传的古籍据说记载了黄帝的事迹，但父子二人竟不能解读。司马迁阅历丰富，见识广博，还交结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士大夫，即“缙绅先生”，但都不能解读《百家》，因为“其言不雅训”。
“不雅训”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卑俗，缙绅先生们或许不愿降低身份去引用或研读，但总能读懂。二是完全看不懂，不知所云，书中的文字早已经失传了。我们可以排除第一种情况，因为黄帝早已成为圣人，与黄帝有关的书籍，岂有卑俗之嫌？即使是用早期古汉字写成，如甲骨文，金文，司马迁这样的博学之士岂能不晓？于是第二种情况成立：《百家》是用另一种文字写成，这种文字失传已久，到司马迁之时谁也看不懂了，因为无人能识，《百家》最终失传便不可避免了。
上面的文字正在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司马迁看到过一种谁也不认识的文字。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另外一种文字的信息不仅仅只出现在《史记》中。《说文》有言曰：
"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意思是说五帝三王有不同的文字，远古先帝祭祀泰山所用文字都不一样。许慎又说：
“（汉初）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
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这里也传递出同样的历史信息，即许慎之时尚有一种“奇字”存世，但已无人能识，不能识读才称之为“奇”，如果只是书写特别但能够识读就不“奇”了。
又说《说文》所选之“文”与“字”都出自公认的正统古籍：
“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皆古文也，其于
所不知，盖阙如也。”
意思是说除了这些公认为正统的古籍之外，还有一些“所不知”的文字，就是读不懂的文字，但不在他的收集范围之内。
其实比司马迁早500年的孔子，不但看见过那种无人能识的文字，而且还有过一番研究。孔子曰：
“吾犹乃史之阙文，今亡也夫。”
意思是说我研读过古籍上一种“阙文”，即有一些古史是“阙文”写成的，现在已没有人能使用了。
种种迹象显示汉字并不是上古有过的唯一文字，有过比汉字更早的文字，但后来失传了。
先秦古籍中出现了众多同名异写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指向这种推测：那种已经失传的文字与古汉字曾经并存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并存过程中，不同的译者选用不同的汉字去注音翻译，造成这种现象。
例如秦人的祖先名“伯翳”，但《尚书》却记作“伯益”。如果这个祖先名一开始就写作“伯翳”二个汉字，就不会出现另外的异写，因为随便把数千年前的祖先名字改掉的可能性不存在，这是由华夏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出现异写，即这个祖先名开始时是用拼音文字记录下来的，后来人用汉字去注音这个祖先名，不同的人选用不同的汉字，于是产生了异写。
《史记》中有众多的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如“幽都”“鼎湖”等等，还有大量的明显的翻译痕迹，说明来自另一种文字写成的史籍，并且是拼音文字，曾长时期地流行于汉字出现之前。
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挖掘中被大量发现，写在泥板上，经火烧烤后硬化，埋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故得以保存下来。那是定居民族使用的文字，而三皇五帝时期定居倾向尚不明显，他们还是迁徙不定，因而不可能把文字刻写在难以搬迁的泥板上，如果黄帝把他的楔形文字写在兽皮上就难以保存下来，没有考古发现也属自然。
《尚书·多士》曰：“夏人有典有册”。这说明夏后时代就已有典籍，当已有比较成熟的文字。蝌蚪文就是一种没有被解读出来的文字，又称“夏篆”、“古彝文”、“峋嵝文”，一般被认为是夏代的文字。这种奇怪的文字见于一个夏代的龙型印玺上，还见于一块被称为《禹玉碑》的石碑上，头粗尾细，委蜿曲弯，有点像楔形文字。这种蝌蚪文可能在远古时代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且极有可能是拼音文字，失传“奇字”、“阙文”可能就是指这种文字。
用拼音文字写成的不会只有《百家》，楚史《祷杌》可能也是用那种拼音文字写成的。“祷杌”后来被注解成了一个怪人，他血统高贵，出自颛顼帝，但他听不懂人言，也不会说人话，狂暴乖戾。对此应该这样解读：《祷杌》由于用楔形文字写成，后来无人能识了，就是无法听懂“祷杌”在说什么了，一本无法读懂的书被讹传成一个不说人话的怪人是可能的，且楚国一向被儒家认为非正统，不是周天子所封之国，他们总是与周天子作对，历来遭儒家贬斥。
楔形文字最终被淘汰可能与拼音文字表达单音节语言效果不佳有关，拼音文字在与后来出现的表意文字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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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音韵学的困境
所谓文明，就是那种能把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文明的出现以什么为标识呢？可以用文字的出现作为标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明”：“文”就是文字，“明”就是显现，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形成。
可以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物还原很多，如火的使用、工具的使用、陶器的出现、金属的利用等等，此处还可以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去指认文明起源，如社会分工的出现、贵贱等级的分化、国家的产生等等，但都不足以成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对象，或者说不足以成为华夏文明的象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东西只能模模糊糊地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能使用工具并不是人所特有的，动物界也存在使用工具的现象。火本质上也是一种工具。至于分工等级之类的社会现象，猴子、猩猩、狼都是社会性动物，其内部也是等级森严，既然有等级自然就产生了初步的分工。因此，分工等级也不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就是说都不足以成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对象。
只有文字的出现才是文明起源的标识，只有文字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文字把人与动物界彻底区别开来。描述文字的起源可以成为描述文明起源的代名词。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时，描述汉字的起源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汉字的起源显示出华夏文明起源的特殊性。
正因为如此，华夏文明起源与汉字起源在本书中是同义互通的，换言之，本书把描述汉字起源作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内容，两者互相印证，互为表里，并以此作为本书的题目。
研究汉字字形的变化当然很重要，但笔者又以为描述出读音变化更有意义，因为文字属于语言的范畴，文字表达的是人类的有声语言，文字是语言的从属物，语言的第一要素是“音”而不是“形”。
但是直到晚清才有学者开始关注起汉字读音的演变，他们研究古代韵书，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无去声”等等，在汉字读音溯源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在汉字读音演变研究中有真正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有语言学天赋，他15岁时便写出了《瑞典南部方言同中部方言的分界线》论文。19他来到中国，专门研究汉字读音的演变规律，他为中国学界带来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科学工具国际音标。
高本汉的研究极具创造性，他找到中国古代韵书，如宋代《广韵》，梳理里面的反切注音，编排出汉字的音类体系，即声母和韵母体系，并用国际音标注音，由此他拟构出了汉字在中古时代的读音，描述出了汉字读音从中古到现代的变化规律，这一研究成果就是他于1926年写成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
此后高本汉决定向先秦古汉语攀登，他研究了《诗经》的韵脚、《说文》的谐音字，并以此拟构出“上古汉语”读音体系，这一研究成果就是《汉文典》一书。
高本汉的研究意义巨大，他为中国引进了全新的汉字读音研究科学方法，开启了汉字读音研究的新时代，在汉字字形研究这门古老的“汉学”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欧洲人从字音的方向上开辟出一个汉字研究的新天地。
高本汉的研究极大地调动起中国学界的热情，特别是他“古音拟构”探寻汉字的源头的设想，激动了无数学人的心。高本汉回国后，中国的语言学家按照他的思路继续向前走了一程，但一程之后便再也迈不开前进的步伐了，他们的热情逐渐冷却了。今天离高本汉之时已过去了80年，他提出的“古音拟构”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渺茫，渺茫得好像已经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本汉是从“反切”入手研究汉字上古音，就已经把研究对象严格地限止在了单音节范畴中，高本汉认定上古汉字是单音节读音，只是读音不稳定，一直变化不停，他没有推测过汉字原本可能是多音节读音，更不可能把远古汉字同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联系起来考察，他发现了汉字读音演化的一些轨迹，但不可能发现汉字的真正源头。
中国的语言学家们和高本汉一样，在汉字的长河中探寻过，他们确可以在这条长河的中下游惬意畅游，但一旦进入源头峡谷便马上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既然止步于水诡流急的上游入口，当然见不到源头河谷的奇异风光。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呢？原因就是他们的手脚被传统的文明起源观制约了。不要指望传统的文明起源观里会发生汉语音韵学的突破——就像在“天圆地方”传统宇宙观念里不可能形成牛顿力学一样，汉语音韵学的突破必然以旧的文明起源观被突破为前提。
高本汉树立起了古音拟构的宏伟目标，但他指明的路径从大方向上看一开始就往死胡同上前进，中国音韵学家按照他的思路继续走了一程之后，发现此路不通，乃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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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读音的变化趋势
高本汉发现汉字读音有一个从多到少的过程，越是远古汉字的读音越多越宽泛，他在《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一文中这样写道：
“汉语的语音从古到今一直沿着简化的道路发展，尽管汉语原是一种单音节语言，但语音却非常丰富，有许多不同的音节（指“谐声”读音），后来经过剧烈的变化，早期区分得很清楚的音位合并了，语音变得非常贫乏，以致在现代北京话中只剩下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且这个数字也是把声调计算在内。我们发现中古汉语被大大简化了，许多声母合并了，中古12个声母只留下3个，韵母的演变也十分惊人，原来数量众多的韵母被大大地合并，精简掉了。”
高本汉研究后指出，汉字曾有过许多读音，这些读音大体相同但有一些细微差异，这种差异被中国古代韵书记录下来了，差异可能出现在声母中，也可能出现在韵母中。但后来差异越变越少，众多读音好象被合并起来了。他归纳出来的古代汉字声母多达40个，韵母多达290个。
高本汉发现先秦时代的“上古音”与隋唐时代的“中古音”相比已经有了许多变化，汉字的读音竟然一直在演变之中！
历史上汉字读音众多，读音宽泛，其实是一种读音游移不定的现象。为描述这种现象，高本汉拟构出复辅音，他为汉字揣测出一系列的复辅音，就是复合声母，如kl-
gl-
mr-
等等，有19个之多。复辅音反映出汉字读音曾经比较宽泛，即读音曾在两个声母间游移不定。
对于这种现象音韵学家们一般用方言干扰来解释，所谓“吴音”、“汉音”、“中原音”、“洛阳音”者是也。
但我们知道，华夏文明从肇始时期起，文明中心就没有改变过。“中国”总是在渭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上，汉字首先出现在哪里，那里的“方言”会不断变动吗？显然不会。
如果用单音节化去解释就说得通，读音游移不定的现象是单音节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阶段，单音节化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过程，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词汇可以单音节成许多近似的读音，众多的读音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地减少，并趋于统一，那是由文字的社会功能使然，高本汉描述出来的复声母现象反过来证明汉字的单音节化推测可以成立。
一个民族的固有语言是相当稳定性的，因为经过了数万年的传承固化，民族语言的背景是人类的历史，文明史与之相比则短暂得多了。民族语言在短短的数千年间应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是说如果汉字一开始表达的就是汉民族固有的单音节语言，就不可出现数千年间读音剧烈变化的情形。汉字读音变过不停，就是因为汉字一开始表达的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单音节语言的缘故，它表达的是与单音节语言截然不同，与单音节语言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阿尔泰语。46
汉字单音节化的原因
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根本区别不是词汇，词汇只是语言表层的东西，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发音基础，多音节语言与单音节语言发音基础截然不同，那才是两种语言不可混淆、无法替换的东西。
词汇因为处在语言的表层，可以被轻松地替换掉，外来词汇可以大量地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甚至可能逐步取代那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发音基础却无法移植，它处在语言的底层，牢固地存在，犹如磐石，难以撬动。
汉字原本是游牧民族的匈奴创造出来，原本表达的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但最后竟变成了单音节读音，看似不可思议的奇迹，却是规律使然，不可抗拒。
文字读音向汉语演变根本上说来乃是由人口数量决定的。在中国范围内占人口大多数的是汉民族先民，他们说单音节语言，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人口数量上占有极大优势，汉字只有单音节化后才能根植到他们的语言中去，别无选择。
历史上游牧民族总能以少胜多，进而成为农耕民族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有战争优势，但南方农耕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北方游牧人口的情况早就存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如此了，因为农耕有更高的土地利用率，能养活更多人口，游牧民族在人口数量上永远是少数，他们有无法改变的“少数民族”身份。他们成为奴隶主后养尊处优，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流动性，不可避免地汉化了，于是失去一些战斗力，被更加原生态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到时一部份人必然降格成为被统治者，并消融进农耕汉民族之中。沉降下来的那部分人会把他们使用的文字带进汉民族之中，最后他们连同带去的文字一起被彻底汉化，文字的读音变成了单音节，这就是汉字曾经有过的演变过程。
阿尔泰语虽然是远古时代那个奴隶制社会的强势语言，但终究不能取代被统治者的语言，强势语言也无法撬动占大多数的社会人口的发音习惯，强势语言也不具备扛杆效应，汉民族单音节语言的发音基础如此深厚，那是一个磐石般的无法替换的基底，换言之，汉字单音节化乃是由人口的占比优势决定的。
游牧文化特别强调尊卑等级，具有强烈的种族隔离作用，高贵的奴隶主们不会让卑贱的奴隶使用他们的语言，在那个社会中农耕奴隶也没有任何机会上升到统治阶级中去，就是说汉民族先民语言的“阿尔泰化”之所以不存在，乃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所注定了的。
如果你对汉字读音的这种演变仍然不能理解，如果你对“禹”的原始读音竟是多音节“药逻”仍然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就让笔者再举一个时代较近，方便考证的例子来说明吧：
佛教是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来的，汉民族接触佛教最早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史记》记载：汉武元狩之年，大将霍去病出征西域，击败匈奴休屠王，“（汉军）获其金人，帝（武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魏书·释老志》曰：“金人”就是“菩萨”，汉武帝的行为便是“佛道流通之渐也”。此前中原汉人从未接触过佛教，汉武帝把其当作一位神仙供奉在甘泉宫中。佛教真正传入中国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东汉时期，汉人终于知道那个“金人”名叫“浮屠”。
“浮屠”又写作“佛陀”，印度梵语的本义是“觉悟者”。梵语是多音节语言，故其读音也是多音节的。但是“佛陀”来到汉语环境中后，很快便被单音节化了，读成了一个音节“佛”。
因为汉语只允许定语性质的，可分割开来的多音节词组存在，如“大佛”、“金佛”之类，难以容忍不可分割的多音节词汇存在，“浮屠（佛陀）”两个音节不可分割，分割之后就失去意义了，这种词汇对汉语来实难容忍。汉语仿佛存在一种非把它改造过来不可的“语言意志”，就像“台吉”必须意译成“太子”才能在汉语中获得生存权一样。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语言意志促使“佛陀”简化成“佛”，促使原本是多音节的汉字全部演变成了单音节读音。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当我们乘时空飞船，沿着时空隧道返回到夏桀时代，如果你这样问帝桀：“禹”是何人？他肯定会莫明其妙。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在问夏后王朝的开国之君，帝桀的这位祖先名字是多音节读音，读作“药逻”，他当然不知道“yu”是何人了！就象今天的印度人不知道“佛”是何物，他们只听说过有“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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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汉化的遗迹
当然，也有学者关注过阿尔泰语与汉语的关系，但着眼点是阿尔泰语如何受到汉语的影响，他们不愿把汉字向阿尔泰语方向溯源。
汉字溯源难以突破的原因还有研究材料的制约，历史上阿尔泰游牧民族少有自己的文字传世，儒家又卑视“戎狄”之语，很少去记录古代阿尔泰语，故后人难以深入研究。
汉字有过漫长的“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要历时数千年之久，自然会留下了一些痕迹，指认出这些痕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过程。
我们发现甲骨文能解读出来的不到一半，大多无法解读，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文字体系总是慢慢丰富起来的，词汇量有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起先不够丰富，后来不断增多。早先产生的文字应是最基本的词汇，基础性的词汇，这些词汇不可能大量地死去，甲骨文大多解读不出来就是因为它表达的原本不是汉语，并不是汉民族语言中的基本词汇。
从《说文》、《切韵》等古代字典中可以看到，有大量先秦时代的古汉字没有被继承下来，也是因为它们原本表达的不是汉民族的固有语言，原本不是单音节读音，后人强行单音节化，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没有被广泛接受，最后就死去了。
笔者认为，即使是汉字的声调，也不可推定那是单音节汉语所特有的，因为阿尔泰语也是有声调的，也会在汉字声调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一些影响，或者说阿尔泰语的声调可能是汉字声调的源头之一。
音韵学家发现汉字声调有过重大变化，先秦时代入声字占比特多，后来入声消失了，“入派三声”，全都转化到“平上去”中。
入声就是“塞音”，多塞音是阿尔泰语的特征，如一个音节以-k、-t结尾就形成塞音，古代汉字多入声，反映出来的正是汉字的阿尔泰语色彩上古时代特别浓。换言之，入声是阿尔泰语残留，这种残留随着汉民族国家的形成迅速减少并消失了，汉字彻底“汉化”了。
汉字“汉化”的痕迹在古代辞书中广泛存在，或者说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如何转化成了单音节，古代辞书也有一些线索，例如：
扶摇
《尔雅•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飙）。”
单音节的汉字“飙”原来的读音是两个音节“扶摇”，但两者同时存在，表明“汉化”还没有彻底完成就停止了。
鶌
鸟名，又写作“鹘嘲”，《礼记•疏》云：“鶌，音九物反，音嘲，后世谓之鹘嘲。”就是说“鹘嘲”两个音节后来缩音成一个音节“鶌”。两个音节的时候是阿尔泰语，一个音节的时候是汉语。
双声词可能也是阿尔泰语的残留，双声词两个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开，分开后便没有了意义。我们确可以把双声词看成没有单音化的阿尔泰语，阿尔泰语以原形残留在汉语之中：
如“跋扈”也写作“伴换”。（《玉篇》）《诗》云：“天然伴换”，伴换跋扈也。《汉书•叙传》曰：项氏畔换，韦昭：“畔换，跋扈也。”由此可见这个双声词只是汉字注音。
又如：倘佯——尚阳——尚羊
逶迤——委蛇——委佗——郁夷——威迟
“逶迤”古代有三十余种写法，这只能说明它不是汉语固有的，如果它出自汉语本身，就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的异写。双声词就象没有消化的食物，以食物原形残留在汉语中。
“儿”化音也来源于阿尔泰语。阿尔泰语有浓重的“儿”化音，即卷舌音，发音时舌头常处在卷起状态，这个特点在“普通话”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魏书》称南方人“鸟声禽语”，说他们说话发音象鸟鸣一样不会卷舌，这是事实。历史上阿尔泰游牧民族不断融入汉民族中，阿尔泰血缘密度自北而南呈递减状态，语言中卷舌音多少能反映这样一种血缘密度，儿化音越重的地区草原民族的血缘密度越高。
音韵学家早就发现上古以来汉字读音变化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浊音”向“清音”转化，其实就是阿尔泰语向单音节靠拢，阿尔泰语带有浓重的卷舌音，即“浊音”，卷舌音逐渐减少的过程即是汉字的汉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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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现代汉语
汉字最的创制和使用者是作为统治者的阿尔泰游牧民族，且汉字的主要用途是占卜和祭祀，与权威与神灵有关，因此文字在人们观念里带上了神圣性，汉民族对于汉字的敬畏自古已然，即使在数十年之前，这种情形还可以在民间看到：大人们神情严肃地告诫小孩，写有字的纸是不可掉在地上的，因为不小心会被脚踩上；写有字的纸是绝不能带进厕所的，因为那是对字的亵渎行为。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对汉字充满敬畏之情。
由于汉字具有神圣背景，人们的口头语言会被其吸引，文字词汇即书面语言会慢慢取代汉民族口语中的固有词汇，土话会向“雅言”靠扰。可以想见，远古时代的百越语即汉民族先民的固有语言，语言中的固有词汇会慢慢地被汉字语言替换。笔者以为那种被替换得面目全非的语言就是今天的现代汉语。
笔者以为现代汉语就是以单音节的百越先民口语为母本，以阿尔泰语单音节化之后的汉字为父本，在汉字神圣光环的引导下逐步形成的。就是说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汉字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汉字的作用不可低估，汉字的长期使用造就了现代汉语。换言之，笔者把现代汉语的成因指向古老的汉字。
就像冰川对于山脉的作用一样，漫长的冰川期可以极大地侵蚀山脉原来的地形和地貌，但终究无法改变山脉的基本走向，冰川消褪之后，我们发现山脉依然存在——那就是汉民族语言的单音节特征，它顽强屹立，没有改变。
在描述现代汉语的成因时，我们可以把汉字比作化学反应中的触媒，我们知道化学反应中触媒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触媒作为介质许多化学反应不会发生，汉字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也具有这种作用。
笔者还认为现代汉语形成时期离今天并不遥远，就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那是一个奴隶主大量没落，大量地消融到社会底层的农耕汉民族先民中去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字突然普及繁荣的时代，那是文字愈来愈超出占卜祭祀这种传统功能的时代，这个时代为现代汉语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契机。
可以想见经过数千年的历史风雨的荡涤，古代百越先民口语中的固有词汇可能已经被外来词汇替换得面目全非了，当然汉民族先民语言中的固有词汇并不会全都彻底消失，在今天南方偏远地区的方言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出许多来。
正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也不是汉民族固有的，它是一种表意文字，对于汉语来说它是一种外来成分，它才有这种读音上可塑性，笔者以为真是这种可塑性最终造就了如此大范围分布的现代汉语。
如果古代中国也流行拼音文字，那么史前时代早就存在了的众多方言即百越方言，不会以汉字为标杆慢慢趋向一致，拼音文字的不可塑性将使它难以化身进入汉民族的语言之中。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读音可塑，使用和传播这种文字的地方最终演化出一种共同语言，那些地方原来的方言被这种文字造成的语言取而代之了。
如果古人一直使用拼音文字，规模巨大的汉民族就不可能产生出来，因为统一的，共同的语言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说汉字的这种特殊性还影响到了中华民族以及国家形态上。
为什么东方历史上总呈现大一统状况，而欧洲总是小国林立，出现大型国家的机率很小呢？可能与文字性状有关，他们都使用拼音文字，使用拼音文字会使一种语言长久地保持其本来面貌，而不同语言是不同民族存在的基础，就是说那里民族众多，国家林立，可能与流行拼音文字有一定关系。49
藏缅语系之误
“藏缅语系”假说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klaproth于18提出，此后便流行于世。从南亚的缅甸到长江全流域所有人群所说的语言都归入其中了，很少有人对“藏缅语系”这个提法提出过质疑，但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候，这个提法极大地扰乱了我们考察中国历史的视线。
民族属性总是与生存方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藏缅语系”所拥有的民族和历史内涵，会产生一种误导作用。亚州东南部广大范围之内，原始土著民族都属于农耕定居民族，他们都以稻米为重要的食物
德国学者把藏语归入这个语系中，并使之成为这个语系的代表语言，模糊了人们观察东方历史的目光，因为藏族明显属于游牧民族，这个语系的提法等于在说操单音节语言的人群中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重要性由此变得不重要了。
其实对“藏缅语系”的提法稍作考察便站不住脚，藏语与单音节语言相去甚远，可以说少有相似性。举例如下：
字
藏语读作
btsa-ba
障
藏语读作
sgrib
钝
藏语读作
rtul-ba
林
藏语读作
sdon-pa
帽
藏语读作
rmog
井
藏语读作
sdins
牛
藏语读作
glan
接
藏语读作
sdebs-pa
贪
藏语读作
ham-pa
黑
藏语读作
s-mag
影
藏语读作
grib
盖
藏语读作
gebs-pa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藏语具有多音节语言特征，很难把它归入单音节语言之中。
不管是民族心理，还是生存方式，藏族都与阿尔泰游牧民族具有相似性。历史上西藏与蒙古高原上的阿尔泰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其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藏族文化与蒙古草原文化有共同的萨满教底蕴，后来印度佛教进入西藏，产生出藏传佛教，但我们看到佛教只是处在藏文化的表层，游牧民族萨满教才是藏文化的基石，藏传佛教构勒出万物有灵的神佛世界，但萨满巫教仍然是其无法改变的深层底色，外来的印度佛教虽然有理论优势，但仍然无法动摇萨满教在民族文化中的基础地位，外来佛教只是依附在这个基础之上。
古代西藏人有以人头盖骨做饮器的习俗，这匈奴的典型特征，而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既流传于藏地也流传于蒙古高原，已经说明了两者文化背景的相似性，甚至这个说唱文学是蒙古人创造出来还是西藏人创造出来都争执不了，表明他们确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有高度一致的民族心理和非常相似的语言特征，如果他们的语言竟属于两个不同语系，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从一些历史现象上我们就可以大体断定藏语属于哪一个语系了，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为蒙古人创造文字，已经说明藏语与蒙古语存在相似性，否则元世祖为什么不叫汉人去创制呢？
由于笔者对藏语缺乏深入研究，无意去确定其应该属于哪个语系，这个问题还大可讨论，但“藏缅语系”的提法显然非常不合理，因为它竟然把在这个语系中占如此之大比例的汉语排除在外，太缺乏代表性了，改为“汉缅语系”就比较妥当，这样就能还汉语在这个语系中应有的代表性地位。
50
中国的来历
游牧民族的游牧方式叫做“古列延”，那是一个个由内向外扩展的同心圆，由可移动可拆卸的蒙古包，轮子高大的勒勒车和各种各样的畜口组成。古列延的定位和布局由氏族首领决定，氏族首领把他的蒙古包扎在什么位置，那里就是一个古列延的中心。
氏族首领的勒勒车围着他的蒙古包构成了古列延的第一个圈，圈外是牧羊人的蒙古包和勒勒车，他们构成第二个圆圈，阔达数公里，这一圈是羊的牧场。第三个圈是牛的牧场，由牧牛人的帐篷和勒勒车组成，也阔达数公里。古列延的最外一圈一定是牧马人的蒙古包和勒勒车，那是氏族的保卫者，马也是一种非常惊醒的动物，可用以守夜。
氏族首领居中，因为他是整个氏族核心和灵魂，必须得到最高级的保护，而羊的活动能力最差，也要得到最多的保护，故处与古列延的最里面，牛其次，故处羊之外，马的运动能力最强，就让它们居于外围成为哨兵和前锋，游牧民族自古就以这样的方式游牧和战斗。
游牧帝国的政权结构就是从这样一种游牧方式中来，体现出来的是游牧民族的思维方法和传统习惯，中国先秦时代的帝国全都是古列延的翻版，或者说不过是那种游牧方式在政治社会的延伸：
《夏本纪》：“中国（夏禹之国）赐土（于）姓……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荒服……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
这就是夏禹帝国的结构图：天子之国处于同心圆的中心，天子之国以外每五百里为一等级，游牧部族全都按照血缘亲疏，尊卑高下依次向外扩展安置，他们都取得了相应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农耕人口。这就是“赐土于姓”，姓就是族名，族就是国。越向外与天子之国越远，其国（族）的地位就越低。帝国就这样向外扩展开去，半径达到五千里，每五百里为一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为首之长，称“五长”，又称“五服”，层层相套，级级隶属，井然有序。
《五帝本纪》：“帝尧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九族即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
“百姓”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意思，而是指众多的游牧部族，游牧部族都有自己的族名，即姓。“便章百姓”就是区别部族，划分等级的意思，所有的游牧部族都要分出高低贵贱，分别安排到相应的地方去。
一个古老的氏族繁衍分布之后，会出现许多支系，血缘关系会越来越远，虽拥有同一个族名，但血缘关系已经远得不可查考，那就要从新定位了，因此并不是有相同的“姓”就拥有相同的政治地位。
“百姓昭明”就是等级已定意思，帝尧善于驾御和顺服好战的游牧部族，把他们分出尊卑等级之后便统一在一个权威之中了，于是“和合万国”，那些游牧氏族全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子，大一统的游牧帝国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由此看来规模巨大的帝国早在430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方了。
《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把“丹朱”放逐到偏远之地，扫清威胁，没有了后顾之忧后，他到“中国”登基为天子，从此舜之国取代尧之国居中心，舜的姓取代尧的姓成帝姓。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权力概念和尊卑概念，因为直到一千年后的殷商，“中国”仍然迁徒不定。游牧民族基于古列延这样一种游牧方式，认为天子之国必处中心，他的国是国中之国，其他国围绕这个中心国向外扩展而去。舜登基之前并非孤身一人，他有自己的部族、自己的国，自己的军队，只是他的国和姓不处于公认的核心地位，当取而代之故事发生后，他的国便成了“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这个国名本身就是游牧文化的缩影，“中国”从游牧生存方式中来，并非来自农耕文化。51
纹身断发的吴国祖先
《史记》记载了十二个存世时间最长，规模较大的周代诸侯国，不包括东周和秦。吴国被列为诸侯国之首，因为有过孔子的推崇：“孔子言，（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所得而称焉。”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孔子学说上升为国家政治学说，司马迁作为儒家一员，《史记》作为朝廷编撰的国书，不可能不贯彻国家意志。因此我们要提高警惕，历史的真实有可能被儒家理论重新“解读”成了虚伪。
周武王伐纣后论功封赏，得封号诸侯国有八百之多，“而同姓五十五”，就是说属于周武王同族同宗的诸侯国占到五十五个，吴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吴国不是武王伐纣后才立国的，吴国早已有之，周武王不过是“因而封之”，就是顺水推舟送了一个封号而已。
吴与周天子有共同的远祖“太王亶父”，并有一个“让贤”的故事：
太王单于欲立小儿子“季历”为储君，季历有二个哥哥，一曰“太伯”，二曰“仲雍”。两人知天命，弟弟季历贤且有天子之命，为避让贤人季历，不使父亲为难，让身为小儿子的季历顺利继位，两个哥哥远徙到南方“荆蛮”之地创立了吴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季历的儿子），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让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
季历的儿子“昌”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是周王朝的开创者，儒家理论中的圣人。两个哥哥的行为保证了周王朝的顺利诞生，他们能知天命，自动为真命天子让路，孔子当然要赞许了，他的赞许基于周文王是“圣人”这个前提。
吴太伯就是周文王的伯父，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则是吴太伯的堂孙。由此可见吴国的血缘地位非同一般。
吴太伯“让贤”的故事，离司马迁已过去了一千多年，经过吴国历代君王的粉饰，本来面目已隐去不见，加以500年前被孔子极力称道过，终于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成了“世家第一”。
其实“太王单于”欲立最小的儿子承袭家业，乃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就是“幼子守灶”。游牧民族认为大儿子应当被打发到远离父亲的地方去自行创业，自行发展。小儿子年幼，自力能力差，父亲就要特别关照，于是有了小儿子“斡赤斤”承袭父亲家业的习俗，与汉民族长子继位的观念完全相反。
这种幼子继位的观念显然与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关，它保证了氏族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大。许慎《说文》有言：“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意思是说，我听说幼子继位是远古帝王所定的制度，正是这种游牧传统的文字记载。
我们看到成吉思汗的领地和军队也是由小儿子拖雷继承的，次子窝阔台虽得到大汗之位，但成吉思汗自己的属地并不归窝阔台。大儿了术赤被成吉思汗打发到最远的欧洲草原去自行发展。努尔哈赤生前所拥有的15个牛录也是由他最小的儿子多铎继承了，多铎成为实力最强的旗主贝勒。
继承习俗反映出思维方式，农耕社会相对静止，且人口基数大，思维倾向于稳定，稳中求胜，认为混乱之害莫大焉。他们倾向以自然序例方式继承，这样有利于止纷定争。儒家总是对长子继承予以褒扬，认为那才是正统，长子成了正义的代名词。基于这样的观念，儒家对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幼子继承这样一种戎狄习俗被儒家改编成孝道和避贤故事了。
吴太伯“犇荆蛮”不是“让贤”，而是习俗，反映出吴国祖先的游牧民族背景。大儿子和二儿子被太王单于打发到遥远的“荆蛮”之地，那里远离“周原”（宝鸡附近），在千里之外。
殷商时期，黄淮平原可能还是沼泽遍布之地，海退陆成不久的土地盐碱度会很高，只会长一些耐碱性强的野草，很难生长树木，更无法耕种，那里鸟类和野兽的乐园，最先来到的必定是游牧民族。太伯和仲雍必然会带来属于自己的部族，他们是黄淮平原最早的主人之一，他们会依照自己生存方式四处掠抢，不断把农耕汉民族先民驱赶到这一带为奴，这片平原上的人口会很快多起来。但孔子所说“民无所得而称焉”的情况不会出现，那些耕奴被掳掠和捆绑而来，并非自愿。
“句吴”就是“吴”这个象形字的原始读音，刚造出来时应读作“句吴”二个音节。这只是一个国号，他们并不姓“吴”，他们仍然以族名为名，顽强地保持着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
吴王之名：“阖闾”、“夫差”、“去齐”、“季札”其实都是族名异写，阖闾就是斛律，夫差就是兀者，去齐、季札都是女直。此外还有更奇怪的姓名：“疆鸠夷”、“余桥疑吾”等等，怪由汉字注音造成，原本是阿尔泰语。吴王没有一个姓吴的，他们原本不说汉语，更不会照汉人习惯取名。
吴国的祖先“文（纹）身断发”何解？
古人注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古人从孔子“让贤”二字出发去诠释，意思是说太伯兄弟俩装疯，“示不可用”，不让太王单于打自己的主意，以此拒绝王冠落到自己头上。古人顺着孔子所指的方向再走了一步，于是太伯成了品德极高的准圣人。
“文身断发”是吴国祖先的形象，也是农耕汉民族先民看到的主子们的原来模样，他们原本就是匈奴。北方游牧民族不管是蒙古人、女真人，还是突厥人，自古以来他们都“断发”，就是把头发剃掉一大块，留下一部份头发编成小辫子垂下了。他们的区别只是剃掉的部位有所不同，剃发式样随部族不同而不同，那是不同部族的标识。
游牧民族流动性强，出于掠抢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游猎中突发袭击的情况会很多，敌对部族间的遭遇战时常发生，头上有标志有利于分清部属，战斗中协同一致。当然头上标识一定还表达着某种基于远古历史的民族自豪感。但农耕汉民族自古没有这种剃发习俗，他们“皆椎结”（《史记·西南夷传》），就是把头发扼成一个结，顶在头上用簪绾住，就像今天我们在道观里看到的道士模样。
“文身”就是在身上画花纹图案，疑似蚩尤的欧洲凯尔特人有纹身习俗，古代匈奴可能也有纹身习俗，那么吴国祖先有纹身习俗就不奇怪了。
1948年苏联考古学家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发掘了一个匈奴古墓，古墓至少有2500年以上历史了。墓中有男女两具尸体，被深埋在永冻层中，故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男尸头部被削掉一块，显然死于战斗，女尸可能是殉葬的妻妾，男尸身体大部分都有纹身，图案为怪兽，可见古代匈奴确有纹身习俗。墓中有大量中原出产的物品，如青铜器、丝绸、玉器、漆器等等，显然与中原联系密切。
可见吴国祖先“纹身断发”实非让贤所致，而是匈奴习俗，《史记》记载越国祖先也“纹身断发”，他们没有遇到让贤的考验也如此模样，乃是佐证。
司马迁记载了吴国发生的一次凶险政变，时在吴楚交战之际，吴王“僚”被畜谋已久的公子“光”弑杀了。公子光早就豢养了一个死士名叫“专诸”，行刺吴王蓄谋已久：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竭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
“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胸，遂杀王僚。
“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吴王僚对公子光早有戒心，赴宴时的防护措施可谓已经“到家”了，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地下已凿出地道，那个杀手正潜伏在地道里，处心积虑，还是丢了性命。吴王卫士的“铍”反应不能说不快，危急关头已经挺到了吴王僚胸前，但仍然没有挡住飞快刺来的匕首，专诸的匕首比卫士的铍快了那么一点点，反之公子光被满门抄斩的后果将不可避免。
这才是真实可信的权力更替故事，“让贤”的故事都是儒家编造出来的，连统治者自己都不会去相信。52
周文王与吕尚
齐国开 国之君名吕尚，又名太公望，“东海上人”。《吕氏春秋》注曰：“东夷之土”，即古代“肃慎”之地人。
《史记》曰：“其（吕尚）先祖尝为（禹）四嶽，姓姜氏。”
“姜”，“羌”只是异写，这个齐国始祖可能属游牧民族的“羌”部落。禹四嶽时代距吕尚已一千多年，事已不可考，但吕尚显然是游牧民族出身，肃慎是女直的别称。吕尚是我国民间广为熟知的人物，关于他有许多演义故事，特别是“姜太公钓鱼”，早已成为成语。
司马迁虽然也记述了姜太公钓鱼的神怪故事，但笔锋一转说，还有另外一种关于太公望如何投奔了周文王的说法：“（吕尚）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意思是说神怪故事不可信，吕尚是在处处碰壁之后才归到了周西伯帐下，当时文王还没有发迹，还在落魄中。
《史记》记述了吕尚如何被周文王重用，并成为军师的真正原因：
周西伯被商纣王投入大狱，在这生死关头，“三人者（散宜生，闳夭，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吕尚被周文王重用就在于此，全无神怪之事，神怪故事是后人虚构，寄托到吕尚头上去的。但他确在周文王脱险过程中立了大功，从此得到信任重用，成了军师。
周西伯脱险返国后“与吕尚阴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就是说吕尚的神化是后人所为。
吕尚可能具有萨满巫师身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军队都有萨满巫师为军师，成吉思汗也有萨满巫师“阔阔出”，时常在身边，地位很高。波斯人写的《回鹘汗国游记》也说回鹘可汗出征打仗总有萨满巫师在左右，为可汗占卜献策。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吕尚继续用作军师，在覆灭殷商的牧野决战中吕尚功不可没，曰：“师尚父（吕尚名号）谋居多。”吕尚尽到了军师之责，立大功于两代，终得封赏，建国号曰齐。
吕尚之名貌似汉人但确不是汉人，司马迁说他姓姜，但他的后人没有一个姓姜的，也没有一个姓吕或姓齐的，他们仍然以部族名为人名，这也反证他们不是农耕汉民族。
齐国历史上有一个显赫君主名叫“公孙无知”，“公孙”就是“爱新”，“无知”就是“兀者”，他就是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生前霸气十足，但死后情况不妙，五个儿子争夺王位，丑态毕露：
《史记》：“五公子齐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能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儿子们攻打到胜负分明，新王登基之后才着手为桓公敛殡，其时他死去已二月有余，尸身已变成虫，爬到户外去了。
此典故被康熙帝用来训斥暗中激烈争位的儿子们，康熙和桓公是真正的同类，他们都姓“金”，应有共同的祖先，难怪康熙帝对此典故特别在意，看得心有余悸。
晋永嘉年间，桓公墓被盗，墓中不但有水银作池，还有“金玉军器无数”，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许多殉葬者的骸骨。晋人记载：“骸骨狼籍也。”说明曾有过大规模殉葬。殉葬属于古老的游牧文化，看来吕尚后人不但在取名上而且在行为方式上都顽强地传承着祖先的习俗。
周文王与吕尚的关系，恰如成吉思汗与耶律楚材的关系，真可谓无独有偶，惊人相似。蒙古人认辽为同宗，他们语言相同，且崛起于同一个地方。耶律楚材（楚材即女直）是契丹王族后裔，也是“东海上人”，耶律楚材先是用萨满巫术博得成吉思汗赏识并任为军师。《元史》记载，耶律楚材常用烧炙羊骨来占卜，极为灵验。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大汗一步，大汗对他非常信任，委以重任。成吉思汗死前对窝阔台交待说，这是难得的经国之才，乃“上天赐吾家之宝”。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时期继续得到信任重用，终成两代帝王之师。
周文王与吕尚，成吉思汗与耶律楚材，两者相距2500年，但故事发生的文化背景是一样的。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舞台，有同样的故事并不奇怪，就像自然界中，当某种温度和湿度同时具备的时候，某种菌落就生长起来。相比古老的游牧文化，2500年并不算长。我们可以想见，相同的故事在历史上无数次发生过，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而已。
53
封建的本义
所谓“封建”原本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先秦时代游牧民族奴役农耕汉民族的一种制度，井田制就是“封建”的具体表现形式。
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社会结构是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权力结构呈树枝状，或者说金字塔式，他们入主中原成为统治阶级后，便有了相应的统治形式，这就是层层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耕奴所有权归属形式。《汉书·刑法志》对此详细描述，曰：
“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
“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万井……此诸侯之为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天子畿方十里，提封百万井……故称万乘之王。
“秋治兵以猕，冬大阅以狩……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一封三百六十里”即为诸侯王，就是说大约三百六十里井田可“建”一诸侯国。“提封百万井”的天子之国就是最大的，最尊贵的诸侯国，他拥有最多的井田，是最大的奴隶主。
驱掠而来的农耕汉民族先民被圈定在井田中，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游牧民族则全都成了等级有差的奴隶主。这些奴隶主们原本就是游牧民族，他们不事农耕，专事“猕”和“狩”，他们并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即是军事力量，他们必须保有对农耕奴隶的武力威慑。
《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这就是所谓的“九畿”，以方千里的国（周天子之国）畿为中心，依次向外扩展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间隔都是五百里，类似于同心圆。这种布局完全是从古列延演化而来，并显示出“周礼”创制者的民族背景。
因为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垦殖地块非自然开拓缓慢形成，而是在开垦之前就已分割切划好了，是有规划地垦殖，这些田土的边线整齐划一，状如“井”字，故称为“井田”。奴隶主们在开垦之前对道路，沟渠，田埂的阔度都作出统一规定：
《周礼》：“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并规定：“野”上的“渠”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
特别是道路有明确要求：“畛”之路宽六尺，可以让幌车通过。“涂”之路宽八尺，可以让四匹马拉的乘辇通过。井田之间有这种可以通过马车的道路便于奴隶主巡视监督。
耕奴被严格地圈定在某一个地块上劳作，不可流动，奴隶主们则在“封”地上享用产出，行使对耕奴生杀予夺的支配权。
这种“封建”方式并不是在殷周时代才出现的，夏禹“赐土（于）姓”，“辅成五服”，明显已有井田了，从“神农”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井田的影子，但历史上的井田制必有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
后世游牧民族南下在中原建立王朝继续采用这种奴役方式，后世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先秦时代“先王为国立武足兵”的本来面目：
鲜卑拓跋建立北魏，其时关中农耕汉民已在战乱中大批流失，存留下来的汉人不够他们分赏，于是鲜卑人开始从长江流域驱掠人口到关中为奴，史称“驱口”，常常是数千数万地驱掠而来。这些耕奴以几十户、几百户为单位编制，专门用作军功赏赐，叫做“赐生口”。那些“生口”有了主子后，又以“三长制”编组，在指定的地域里垦殖。南下的“代人”（鲜卑人）全都有了数量不等的耕奴，能拥有多少耕奴则由姓氏尊卑等级而定，耕奴是他们的财产可以买卖。
后来北魏还制定了“计口授田”之法，就是由奴隶主的“代人”申报奴隶人口，政府按照人口多少授予田土，统一规定“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奴隶）身免及身灭则还田”，“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高贵的代人通过“劝课农耕”以收获地利。
《魏书》记载，随着从南方掳掠而来的耕奴不断增多，原本是游牧之地的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及辽河流域一带也有了大面积垦植区。北魏帝族的垦植区称为“畿”，规模最大：“东至代郡，西及善元，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于是“置八部帅以监之”，其职是“劝课农耕，量校收入”。
如果你不知道神农如何“教民稼穑”，“劝课农耕”，不知道周礼是怎样一回事，那么读《魏书》吧！那里有真实的描述和记载。
由此可见，封建不是思想观念，封建是典型的奴隶制，一种民族奴役的方式。
今天“封建”这个概念已经混乱不堪，既用来指称欧洲的中世纪社会，又指称民国以前的帝制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其社会状态是邦国众多，高度自治但表面上又统一于教皇，这种状态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井田制这样典型的奴隶制也未曾在欧洲出现过，因此用“封建”去指称欧洲的中世纪很不恰当，并且中国秦以后的社会状态和先秦相比也出现了很大变化，都名之曰封建就人为地把历史真面目模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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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和匈奴
楚国一直是春秋战国时期疆域最大的诸侯国，他们屡次问鼎于周，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史记》却把楚国排在末位，竟在灭亡较早的小国燕，陈之后，原因是儒家认为楚国得国不正统，楚王不是周天子所封。儒家以周礼为标准，对藐视周天子的楚国当然要加以贬斥。
《史记》：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季连，芈[mi]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当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秭归）。”
“卷章”即女直juzhi，“附沮”即兀者。“重黎”“季连”都是“敕勒”的异写。“穴熊”“鬻熊”都是蠕蠕（柔然）的异写。就是选用不同的汉字去注音同一个族名，楚国先人都以族名作人名。这些远古祖先相隔数百年、上千年，但都同名同姓，难以分辩，后人不得不选用不同的汉字以使区分，但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重重迷雾笼罩起来。同时也可以看出这里有一种翻译的痕迹，异写是后人翻译的结果。
“熊绎”即“荤粥”（xunyu），就是“匈奴”，楚人就是上古时期分布于长江流域的匈奴。司马迁想尽办法要让楚王避开匈奴嫌疑，楚人的真面目就这样被掩藏起来。
熊绎在周成王直之时，他被周天子封在蛮荒之地，封地很小，爵位很低。此时湖北秭归一带广布沼泽和湖泊，在周人观念上那是尚未开化的蛮荒地区。楚与周没有血缘关系，自然不被重视和信任。
又曰：“当周夷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人当然会依照其游牧民族习性，四出掳掠农耕人口为奴，江汉（长江汉水流域）地区是农耕汉民族先民的原始聚居区和人口密集区，楚人东征西伐，掳掠而来的农耕人口会迅速增多，“得江汉间民和”应如此解读，当然不会是他们施“德”的结果。
看来楚人保持游牧民族本色比较持久，到周夷王之时虽已过数百年，他们仍以蛮夷自居，汉化速度显然慢于其他诸侯国，周室也一直没有给楚人什么名号。
楚王熊通曰：“我蛮夷也，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力为王。”
楚果然得国不正统！他们是“自力为王”，不是周天子所封。
由于楚人不改游牧本色，保有强大的征战能力，周天子也非常害怕他们，诸侯小国更不在话下，“楚疆，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鼎盛之时，“楚地千里”，他们势力向西达到云南、贵州、四川一带，但最终还是被后起的，游牧民族色彩更浓、更野蛮的秦人消灭了。
太史公评曰：“操行之不得，悲夫……弃疾（楚平王，即女直）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儒家的评述大概如此，评判标准就是正统与否，千年不变，且女人总被认为莫大的祸水。
《汉书》作者班固说“楚人谓虎班”，意思是说楚人把虎读作“班”，而古代回鹘语“虎”确读作“吧尔”bar，因此笔者推测楚人可能是说古代回鹘语的，或者说楚国的官方语言可能是古代回鹘语。
顺便提一下屈原的名字：
屈原《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是楚国贵族，因此他不会是姓屈名原，屈原应是著名族名“居延（庸）”异写。屈原父亲名“伯庸”即“伯颜”，屈原又名“正则”，即“女直”。笔者以为对一些古人的姓名不能以汉民族取名习惯去解释。55
越王祖先从何而来？
会稽山下的越国虽处长江东南部，那里是农耕汉民族的原始聚居地，但越国仍然不是农耕民族建立的国家，越王祖先从遥远的北方森林南下而来，也是操阿尔泰语的匈奴。
《史记》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
“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句践”就是“女直”，属女直系游牧民族，“文身断发”的习俗与吴国祖先相同，夏禹时代他们已经来到那里了。
“披草莱而邑”何解？由于南方水草丰富，游牧民族南迁后会迅速降低流动性，慢慢抛弃蒙古包，改住草盖泥筑的房屋，那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
越国在夏禹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传承脉胳如何？古籍和《史记》都少有记载，无可考查。直到周敬王之时，越王夫潭“拓土始大”，称王，他们才开始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记载中，在此之前越国很不起眼。
“夫潭”是一个著名族名，就是“乌潭”。《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昆仑山一带有好几个数“乌潭种”建立的国家，“于阗”（和田）就是其中之一。越王与之同名，他们应有共同的族背景。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主要篇幅记载的是吴越争霸史，越国崛起后曾称霸中原，“会诸侯于徐州”，“横行江淮东”，有过一时风光，但不久即发生宫廷内乱，最后被楚威王攻灭了。
《庄子》有越国内乱的记载：“越人三弑其君”。并记下了三个 越国国君的姓名：诸咎、无颛、无疆，他们先后被弑。
“诸咎”就是“女直”，“无颛”就是“兀颜”，“无疆”就是“兀者”，都是非常熟悉的族名，越王以族名为人名的习俗已经显示出民族背景。
会稽越国灭亡后越国王族仍保有闽越方国，一直到汉代这个闽越之国仍然存在，就是说他们的余脉在福建继续存在了300年。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顽强地保持着祖先的传统，仍然以族名为人名：
《汉书·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注曰：“繇王居股”），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
“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
《越王句践世家》中已经出现“居股”这个王名了，百年之后再次出现，笔者以为应是《金史》中的“夹谷”，一个女直著姓，“金史·列传”中有许多名叫“夹谷”的达官贵人。“无诸”即“兀者”。
葬制也能泄露他们的
《括地志》有“鸟夷”习俗，曰：
“靺鞨国，古肃慎也，东及北各抵大海……多勇力善射
“青石为矢……葬则交木作椁。”
“鸟夷”就是鸟图腾的女直，他们有一种独特的丧葬方式：“交木作椁”。
考古发现的越王之墓不管是在会稽还是在闽中，确是“交木作椁”，巨大的树干在地下竖立成“A”形，这种三角形墓室是其特点。葬制显示越国祖先来遥远的北方肃慎之地。
史载越国为求和，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西施不可能是普通民间女子，必有高贵的王族身份，西施故里在浙江诸暨市，地处浙江中心，“诸暨”这个地名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就是从“女直”而来。“诸暨”这个地名用当地方言读之，那才是“女直”最标准的读音呢！56
女国和农进牧退
女国是一个古国，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在记载中了，在徐淮平原上，势力强大，武王伐纣灭殷，一统中原，女国仍然不尊周天子为盟主，可见实力不小。古籍中的女国又记作“奄”，奄就是女国，。女国还记做“徐国”，可能是处在徐淮平原上的缘故，又称为“徐偃”，“偃”与“奄”可能是异写。
《史记·赵世家》：
“造父（赵祖先名造父）幸于周缪王”
“（造父献良马）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周天子与女国的战争从未停止过，互有胜负。直到战国末期女国仍然存在，只是龟缩至皖南和赣北一带了。
这个女国（徐国）显然是个鸟图腾民族：
《博物志》曰：“ 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详，弃于水滨洲。
（犬）衔所弃卵以归，覆煖之，乃成小儿……及长，袭为徐君。”
这个徐国祖先的卵生故事与商“契”周“弃”的故事类同，反映出来的是共同的民族背景，都属于鸟图腾女直。
《史记》：“成王在丰……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
“薄姑”就是“仆骨”，在泰山以北的华北平原上，女国在泰山以南的徐淮平原上，故称“淮夷”。“残奄”就是把奄国肢解了，有一部分给了薄姑，此时发生在周初周公执政时期，但“奄”并没有灭亡。肃慎也属女直系，他们与淮夷的游猎地可能会相邻或重叠，争夺就不可避免，会结怨成仇，强敌被“残”当然值得高兴，肃慎为此去贺喜。后来这个徐国又崛起了：
《后汉书·东夷列传》：“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其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徐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历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淮夷”就是女国，他们和周天子的对抗超过了五百年，女国有时进兵至黄河流域，威胁京畿，周天子很是惧怕，只能任其称霸东方。
女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竟没有被《史记》专门记载，显然是儒家正统观念作用的结果，因为女国不是周天子所封，且一直和周天子作对。由此可见，周天子并没有一统天下，即使是周王朝最强的时候，中国范围内尚有一些独立王国存在。
“女国”不是女人之国，女国就是《金史》中的著姓“粘割”，金史列传记载了有许多以此为名的人。这个族名的本义是什么呢？笔者在《辽史·营卫志》找到了答案，曰：“金曰女古”，意思是说契丹语“金”读作“女古”。辽圣宗还建有国都行宫名“女古斡鲁朵”，即“金都”。就是说“女国（女古）”是古代阿尔泰语“金”的又一个读音。
笔者以为“奄”也是女直语金的读音，女直读作“按春”（蒙古语读作阿尔泰，中间多一个卷舌音“尔”），可能是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
黄河沉积出华北平原和徐淮平原，最先来到这些新土地上的人必然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历史注定他们将成为大平原最早的主人，这些大平原现在是农耕重地，但原先却是游牧重地。“薄姑”和“女国”的记载就是这一历史的缩影。
长城脚下的“屈庸关”和江苏最南部的“句容县”，两地虽然相距数千里，但都是由同一个族名而来，都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留下的足迹。（就是《金史》中的“主因”，金国一个勇猛善战的部族）
中国范围内存在过游牧被农耕排挤，农耕不断向北扩展，游牧区域逐渐向北退缩的过程，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其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农耕显然比游牧具有更高的土地利用率，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承载人口与承载文明曾经是同义互通的历史概念。
游牧民族非常眷恋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总有那么一部份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游牧生活，他们不得不逐步向北迁徒，薄姑（仆骨）和女国虽然在华东大平原上消失了，但在欧亚广大的游牧区域里，我们能见到他们在不断亮相，他们的身影其实从未消失过。
欧洲有个保加利亚，就是“保加（仆骨）利亚”，那里确是薄姑（仆骨）人建立过强大国家的地方（“利亚”是“地方”的意思），时在公元8世纪，开国君王叫“伯颜”，一个熟悉的游牧民族的传统姓名，蒙古语本义是富贵的意思。（司马迁写有“伯夷列传”，是为史记列传第一，同名异写而已）
女国也出现在万里之外的中亚草原上，就是我们在《史记·西域传》中见到的 “劫国”，已在咸海一带了。到了北魏时期他们又出现了：
《大荒经》：“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国，北阿耨达山，南流于女
国东……女国在于阗南二千七百里。”
“阿耨达山”即今天的“阿尔泰山”，这时的女国已经挪到阿富汗一带去了。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能力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
女国人和薄姑人不可能全都迁徙而去了，肯定有一部份人留在了华东大平原上，他们融入了农耕汉民族之中。
中国人中的双姓如“欧阳”、“司马”、“慕容”等，全都来自古代游牧民族族名，双姓是他们融入汉民族的血缘符号。双姓有一个渐减少的过程，孔子的72个学生大多是双姓（那时只有贵族才有这种读书机会），宋代《百家姓》中双姓还占到一半，但今天已经很少了，就是说连血缘符号也最终消失不见了。
至于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如“女娲（娲读呙）补天”、“女娲抟土造人”、“盘古（仆骨）开天地”等等，当然不会出自农耕文化。
57
族名辨析
古籍上出现的族名是不是真正的族名，是否出自阿尔泰语，可以通过辨析来确定，族名辨析有助于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
汉语是一种孤立型语言，其中每个音节都有独立的含义，而阿尔泰语是多音节粘着型语言，词有词根，词根附加一些语法成份之后成为有含义的单词，那些附加成份没有独立含义，如果以音节分割开来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具有不可分割性。例如：“突厥”，“女直”，一旦分割便失去存在的意义。
我们要提高警惕，不可被史籍中许多族名异写迷惑，也不要让似是而非的族名误导。历史上游牧民族有许多称谓，如：戎、羌、狄、氏、胡、羯、貉……等等，但这些都是汉民族加给他们的称呼，貌似族名而非真正的族名。这些称呼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一些方向性指称，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以此自称过。这些单音节称呼只能来自单音节的汉语环境，不可能来自游牧民族自己的语言古代阿尔泰语。
古人有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不要信以为真，如《魏书·高车传》说，高车之得名，是因为他们“车轮高大，辐辏至多”，他们便以此为名了。
应知他们既不使用汉字，也不说汉语，他们的族名里怎么可能有汉字的本义呢？
其实北方游牧民族的幌车轮子都十分高大，车轮都有一人多高，相当于牛的高度，并不是只有他们的车轮子特别高大，高轮是因地制宜的结果，有高大的车轮才能在不平整的草地上行进，轮子小就会陷入凹坑和雪地里无法动弹。
《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击败塔塔儿人，下令杀掉“高过车轴”的所有男人。汉人会这样想，可能三岁以上的男孩都被杀了，因为汉人的车轴不过半公尺左右，小孩三岁就超过了这个高度了。其实不然，游牧民族的车轮特别高大，大约十岁以上的男孩才会超过车轴。
突厥的来历更奇怪了：
《隋书·突厥传》曰：“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后魏太祖，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蠕蠕），世居金山（阿尔泰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
就是说突厥之名来自兜鍪（头盔），他们以头盔为名。应知突厥人不说汉语，当时他们流行回鹘字母文，他们的名号里怎么可能有汉字含义呢？
古人会望文生义地解释族名，如“高昌”：
《魏书》：“高昌者，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
又：“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视不甚胡，颇类华夏。”
“高昌”是“可萨”的异写，这是一个不断在西方史料中出现的族名，一个勇猛善战，被视为魔鬼的游牧部族，古希腊人记作khazar，蒙古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格萨尔”也是同名异写。故“高昌”本义并非“昌盛”，那是古人看到他们国力昌盛，就选用这两个汉字去注音他们的族名（国号）的结果。
古人写史作记的时候，游牧民族并不知情，也不会去反驳和纠正，古人出于华夷之辩观念，会选用一些带贬义的汉字去注音他们的族名，如“蠕蠕”，曰：“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有其名（《魏书》）。我们不能继续以讹传讹。
族名都有无比久远的历史，其历史肯定不能以百年计算，而应以千年、万年估算，但有些族名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以前没有记载过，这又是为什么呢？例如《魏书·吐谷浑列传》中的“吐谷浑”，这个族名在《史记》、《汉书》中都没有出现过。
其实“吐谷”就是“突厥”，那算得上是türk的标准注音了。《魏书》以后他们继续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但已经写作“独孤”。隋唐王朝与“独孤”有明确的渊源关系，皇后都出自“独孤氏”，“窦皇后”者是也。“独孤”被西方人记作“通古斯”，中国的另一个称呼“桃花石”则是“通古斯”出口转内销后的产物。我们对族名的陌生感常常是由异写造成的。
吐谷浑之“浑”，应是蒙古语“呼和”的拟音，蒙古语“呼和”本义是蓝色，“吐谷浑”即“蓝突厥”。蓝突厥在殷商之初就出现了，“蓝夷作寇”是也。我们从《阙特勤碑》中看到，唐代突厥仍然自称“蓝突厥”。
“薛延陀”是《旧唐书》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族名，他们是唐时北方强大的游牧部族，曾与回鹘汗国、突厥汗国争夺蒙古高原的霸主地位，这个奇怪的族名以前也没有见过。
一个民族不会突然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薛延陀其实是《汉书·匈奴传》“休屠（储）”的异写。这是一个蒙古语读音，中间的“儿”音写成“延”的缘故，蒙古语“休屠”读成了“休儿屠”，写成“薛延陀”是很自然的。“薛延陀”也就是“塞尔柱”，公元十世纪当他们出现在中亚时候，已变成巨大的塞尔柱帝国，并引起长达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他们统治中亚达二百年，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全都在他们的版图之内。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也没有消失，三百年后他们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已经改写成“吐蕃（bo）”了，吐蕃可汗姓“窣勃野”，其实是“鲜卑”的异写。吐蕃的帝国比北魏还要辽阔得多，从西藏全境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口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可见“吐蕃”也不是一个新冒出来的族类。
魏孝文帝下令改拓跋为“元”，从此北魏帝族又有了“元”之姓，成吉思汗也有名叫拓跋的祖先，但在《蒙古秘史》异写作“朵奔”，即“朵奔·篾尔干”，忽必烈把自己的帝国名之曰“元”，显示出明确的历史传承关系。
吐谷浑之“浑（呼和）”很值得注意，这是一个民族标识，也是一个文化标识，阿尔泰游牧民族历史上常以“浑”自称。在阿尔泰语中“浑”是蓝色，又是“神”的意思。游牧民族看到天是蓝色的，认定神也是蓝色的，他们以蓝色指代长生天和神，而敬“天”正是萨满教的特征。
古罗马人把匈奴记作hun，他们并不认识这个读音的含义，但他们准确地记下了这个匈奴自称。
以“浑”自称的传统被成吉思汗继承下来，他把自己的帝国名之为“呼和·蒙古勒”，意思是“浑的蒙古”，“神的蒙古”，“蓝色的蒙古”，就是认定蓝突厥为自己的前身，认定匈奴为自己的前身。
从成吉思汗开始，阿尔泰游牧民族都以“蒙古”自称了，所谓“蒙古人”已经把突厥和女直全都包含在内，“蒙古”以由一个族名变成了统称。历史上阿尔泰游牧民族以一个强势部族名自称的情况不断发生，也是由游牧文化的一个特点，因此曾作为统称的族名并不只有“蒙古”，此外还有鲜卑、敕勒和鞑靼，这三个族名在阿尔泰语中都有高贵、神圣的意思。“敕勒”在满洲语中就是“天”的意思，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自称“淑勒贝勒”，即“天贝勒”。这三个族名必定象“蒙古”一样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不为我们所知而已。至于那些羌、狄、氐、胡等单音节读音的所谓族名，显然没有那样深厚的历史内涵，故不必把它们看得很重要。
58
自觉意识
在华夏文明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定居的农耕汉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吸引和消融呈现一种黑洞效应，并且这种黑洞效应有愈来愈强烈的趋势。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这种黑洞的存在并非没有觉察，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总能以少胜多，他们对获胜充满自信，但他们也慢慢意识到汉化将被取代和消灭，这种自觉意识也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趋势，于是他们愈来愈重视保持自己的民族本色，以防止汉化的快速发生。
了解游牧民族这种自觉意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文明史，并认识到这种黑洞效应的真实存在。
公元八世纪出现的《阙特勤碑》是一部记载突厥民族崛起的英雄史诗，立碑者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告诫突厥子孙不要走汉化之路，谨防汉化。碑文道出了游牧民族总能获胜的原因：
“（唐王朝）拥有致人衰弱财富，数不在少，其已趋于沦亡矣。
“尔等或有言，吾欲南迁，唯非居密林山地，乃入平原耳。噫，吾突厥民众，汝如往彼土，汝将沦亡。但汝如留在于都斤地，汝将永不穷困，汝将长享一永远国家。
“凡吾所言，尽刻诸铭石。”
“于者斤地”指蒙古高原中心的肯特山一带，即尧帝的“幽都”，那是古代匈奴的传统汗庭所在地。
阙特勤碑文谆谆告诫突厥子孙们千万不要让自己定居化，否则将失去自己的军事优势，“唐人”就是前车之鉴。突厥把唐帝族视为堂兄弟，他们之间确有明确的血缘关系。真如碑文所言，立碑不久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大唐帝国进入衰败期，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五胡乱华”的时代到来。
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统治集团内部马上会暴发出政治方略上的激烈争论，即在定居和游牧之间作出选择，在汉法和游牧民族的习惯法上作出选择，但汉化还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地出现了。我们的史学家们习惯于对主张汉化、采用汉法者加以褒扬，对坚持游牧民族传统法者加以贬抑，但这与游牧民族的自觉意识刚好相反。如果你从游牧民族的长期利益出发，你能说坚持游牧文化的人必定是错误的吗？他们才是真正有历史远见之人呢！
北魏孝文帝是一个大力提倡汉化的人，他下令改鲜卑姓氏为汉人单姓，并力主帝都南迁，为此不惜把留恋草原生活的太子废去，但他的汉化选择导致北魏迅速衰败下去。我们看到辽，金，西夏的统治者吸取教训，他们已经不那么热心汉化，并且有意识地防止汉化了。
成吉思汗阻止为其建造宫殿和花园，曰：“先可汗的白色毡房才是吉祥居所，若不戳破大地的皮肤，不改变草原的容颜，原野就是我最好的花园。”成吉思汗攻下了无数豪华宫殿，但他从来没有进去住过一夜，他把这些不能移动的宫殿当作坟墓，避而远之，必有其深思熟虑的原因。为什么成吉思汗一生都保有强大的征战能力，就是因为他不改游牧本色。成吉思汗的继承人都有这种意识，三子察合台的汗国在新疆一带，斡儿朵设在伊犂，他颁布律令，规定王子必须远离定居区，必须是在草原上长大，长子术赤的金帐汗国在南俄草原，他也有如此律令，可汗的宫帐处乌拉河口，远离莫斯科和基辅，故他们的游牧帝国保持得最为长久。
汉化加深战斗力就减弱，汉化不多战斗力就强些，这一情况在蒙金战争中清楚地显示出来。金国虽然因为汉化失去了一些战斗力，但女直人建国时日尚短，只有一百余年，他们的游牧民族本色还没有完全消褪，蒙古人要征服他们确不是件容易的事，金国的每一片土地都经过长期激烈的搏杀，反复争夺后才最终易手，汉化尚浅的缘故。
清皇太极鉴于历史，希望能避免汉化，他颂行了许多严厉的律令，防止满洲人失去游牧民族本色，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皇族必须说满语，朝廷内部必须使用满文，规定满文为唯一的官方文字，曰：“弃国语而效他国，其国亦未有长久者也”（《东华录》）。二是严禁穿着明朝服饰，否则按犯罪论处，曰：“先时儒臣达海，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朕不从，辄以为朕不讷谏，实为子孙万世计也。”三是不忘骑射，曰：“我国所恃，全在射艺”，“（金帝完颜亮，金哀宗）忘其骑射，以效汉俗，国遂灭亡。”可谓处心积虑矣！
为防止汉化，清王朝以基本国策的方式，把皇太极的律令写进了大清法律，不许动摇，故清王朝能在黑洞效应如此强烈的时候，仍能延续三百年之久。并且清王朝虽亡，满洲女直没有完全消失，能基本保有满洲故地。但不管他们如何用尽心机，汉化终究无法避免，汉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59
龙是谁创造的？
龙不是农耕汉民族创造出来的，龙由猪而来，有猪崇拜习俗的女直先民创造了龙，龙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图腾。
最早的龙出现在红山文化中，距今已有6000年。早先的龙是猪首龙，因为龙头上有猪特有的鼻孔，故称“玉猪龙”。红山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用野猪头和块石摆塑出来的龙图案，龙头为野猪头，进一步证明了龙的前身确是猪头，原始的龙是猪龙。
红山文化属于游牧文化，那里地处辽河上游，是阿尔泰游牧民族传统活动区域，从未进入农耕文明圈，因为那里的气候环境不适合农耕。红山文化的女直属性非常明显，只有女直有猪崇拜习俗，“玉猪龙”是女真先民的创造。
女直先民的生存方式与猪关系密切，这有史可考。“肃慎（息慎）”是女直的另一个称呼，在殷商之前就出现了，用以指称白山黑水间的女直先民，而猪是其衣食
《括地志》曰：“靺鞨国，古肃慎也，东及北各抵大海。”
“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
“养豕，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寒风。”“多勇力，善射，弓长四尺，如弩，矢用楉，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
“葬则交木作椁，杀猪积椁上，富者至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人粮。”
由于猪在女直人的生存方式中很重要，对猪产生崇拜就很自然了。
“楉”就是白桦树，东北最为常见的树木，女直把“青石”做成箭头用以狩猎，这种石箭威力无比，早已出名，被指定为贡品，殷商就有了肃慎来贡“石宕楉矢”的记载。
自然界的野猪是一种极为勇猛的野兽，因此女直先民把猪想象成具有神力的动物也在情理之中，久而久之，猪慢慢变成了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并与能飞的鸟，可怕的蛇结合起来，演化成原始的猪头的龙。但龙并不是女直先民的图腾，他们的图腾是鸟，他们认定自己的祖先是卵生而来，他们是鸟的后裔，而猪的神力只是一种可以驾驭利用的力量。
这种猪崇拜习俗从来没有在女直的历史中消失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记载满洲人风俗习惯的书籍中看到。满洲人认为在所有猛兽之中，野猪是最勇猛的动物，他们有“一猪，二熊，三虎”的说法，猪排在第一位。
自然界的野猪确十分勇猛，它们并不惧与虎豹搏斗，如果有女直猎手捕杀了一头公野猪，整个山寨便会节日般欢腾起来，萨满巫师前来敲下猪獠牙，通过古老的仪式把獠牙放在勇士头顶，此人便被授予了勇士称号，其时山寨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分得一块野猪骨为吉祥事，而身挂猪獠牙则是满洲勇士的标志。
自然界的野猪不但是极为勇猛的动物，而且繁殖能力特别强，这可能是女直先民对猪产生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远古时代，更多地繁殖后代，更快地扩大种群一直是人类的期盼。
女直先民认为猪是神力附体的野兽，可能还因为猪不怕蛇，猪竟能以蛇为食。自古以来人类的天敌不是虎狼熊豺而是蛇，在人类眼里蛇的形象天生可怖，而人类毛发稀少，皮肤又薄，最易遭到蛇的攻击。人类可以使用火或者筑垒墙壁以防猛兽的扑杀，但无法避开蛇的偷袭，因此人对蛇充满恐惧，但猪竟然不怕蛇，且是蛇的天敌，蛇类最多的河湖沼泽是猪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猪爱吃的蛇。为此古人还用阴阳相克的理论去描述这种现象。《论衡·物势》曰：“亥（猪）水也，已（蛇）火也，水胜火，故豕食蛇。”这是古人对这种自然现象的哲学思考。
由于惧怕蛇继而敬畏蛇这是很自然的，女直先民就是把他们的鸟崇拜，猪崇拜，和敬畏之蛇三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原始的龙，猪与蛇藉着鸟的翅膀飞起来，这种结合附合人的心理习惯，这种飞腾乃是一种可以探寻，能够追溯的心路历程，具有人类心理学上的逻辑必然性。
图腾是人类自我观照的产物，图腾是“我从何处来”终极思维的结果。人类的终极思维常常会指向自然界某一种动物，反映出人类确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反映出人类在幼年时期并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由于动物都有特殊的、人所不具备的本领，人因此崇拜起动物来。
图腾是民族历史的化石，突厥民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狼，女直民族说自己的祖先是鸟，但汉民族却没有自己固有的图腾，没有关于自己的终极思维，这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与汉民族特殊的历史遭遇有关。
红山文化并没有像三星堆文化那样突然消失，猪首的龙将在华夏文明中越飞越高，越来越张牙舞爪，形象变得越来越可怕，而身为耕奴的汉民族先民则只能匍匐仰望了。
考古已经发现了红山文化的传承线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梁带村发掘出西周一个叫做“芮公”的大墓（出土青铜器铭文有“芮公”字样），墓中出土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猪龙，个头很大，器型典型。学者们大为不解：为什么西周王陵中会出现数千年前，属于不同考古分野的东西呢？考古报告说，芮公可能是个玉器收藏家，因为太喜欢自己的收藏品，故带进墓中，就像唐太宗带去《兰亭集序》真迹一样。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玉猪龙的出现清楚地显示红山文化没有消失，芮公即是其传人。芮公必是西周贵族，红山先民与开创西周的人存在渊源关系。应知西周时期不存在文物市场，也没有今天人们的“收藏”概念，玉猪龙是神器，不是收藏品，它是一种部族权力的象征物，通过血缘关系一代代传承而来，或者是通过征伐兼并，从权力更替中传承下来。
笔者难以认同汉民族是“龙的传人”的说法，笔者以为那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读。龙不是汉民族的图腾，我们也不是龙的子孙。
龙从来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龙绝不是自我观照的产物，龙是一种可怕的想象，龙不是人可以亲近的对象，龙不会成为汉民族先民关于自己源出的想象。
汉民族崇拜龙源自汉民族孕育过程的历史特殊性，汉民族确是在一种可怕的人类权力的孵化下形成的，权力崇拜已经成为一种基因密码写进了我们民族最初的细胞之中。
龙是多种可怕动物的拼凑，传递着恐怖，这是汉民族先民对政治权力的深切感受，对于这种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可怕力量，他们除了祷求勿被伤害，便是顺从以求其息怒，他们别无选择！龙确是用来伺候的，龙不是可以倾诉的对象，龙没有典型的图腾属性。
当农耕汉民族先民被阿尔泰游牧民族捆绑着驱赶到黄土高原上为奴的时候，作为战争的失败者他们自然会寻找失败原因，汉民族先民会认为游牧民族的龙在发威，奴隶主们的可怕权威来自他们的龙，而统治者也会宣称，他们对奴隶生杀予夺的大权来自他们祖先驾驭的龙。
美洲印第安人被欧洲殖民者征服，印第安人认定他们失败的原因是自己插羽毛的祖先神灵打不过欧洲人的上帝，因此土著人别无选择，只有认输听命了，从此印第安人开始敬畏欧洲人的十字架了，汉民族先民也会这样想这样做。
女直先民创造了龙，最后在华夏文化中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换言之，龙是帝王专有之物，乃是帝王的代名词，除了帝王谁也不能使用龙的形象，不能以龙自居，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有杀头之罪。
龙决不是一般贵族可以染指的东西，更不是一般民众可以讲谈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如果你的语言中有“你是龙的传人”如此这般的意思，你正好附合“十恶不赦”的第一“恶”了。仅此一点看去，我们就已经知道那些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人是多么荒谬！60
华夏文化中的猪崇拜痕迹
远古时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有两大部族，就是狼图腾的突厥先民和鸟图腾的女直先民，而与华夏文明起源最为密切的是猪崇拜的女直。我们看到从黄帝到夏商周秦都是女直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夏商周秦的创建者都把自己的远古祖先追溯到帝喾的原因，他们确有共同的起源。司马迁《五帝本纪》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原因在此，他们还可能来自同一个地区。
在华夏文明的初期，狼崇拜的突厥总体上处于“戎夷”地位，或者说处于华夏文明核心圈的外围。炎帝虽是突厥背景，但此后突厥便沉默下来。
对于女直和突厥的对立，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鹿以归”，“大戎袭杀周幽王，还有秦人与“犬戎”世代为敌、征战不断的记载中了解到这样一种历史状态。
但到了汉末情况出现逆转，突厥重新崛起，他们又占上风了。具有标识意义的现象是女直固有的单于称号逐渐被突厥固有的可汗称号替代。从拓跋北魏到隋唐再到蒙元，统治者的突厥色彩盖过女直色彩，这种突厥占上风的状态也沿续千年以上，清王朝的崛起则是女直的复兴和绝响，从此人类结束了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消失了，定居民族不再处于劣势，人类迈进了新时代。
女直的鸟崇拜和猪崇拜最终演变为凤和龙，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符号。
华夏文化中的鸟崇拜痕迹最为明显，史书不但有卵生故事的明确记载，考古发掘出来的玉器青铜器中，鸟的造形也比比皆是。一个商代青铜壶铭文就是“玄鸟妇”，这三个字合书在一起，明白无误地注解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本义，应知“玄”不是“黑”，而是“北”的意思，他们从北方的蒙古高原南侵而来。
《左传·昭公》记载：黄帝的继位者名“少皞”，他以各种鸟来命名，朝中之官：
“（少皞）为鸟师而鸟名……视鸠氏司徒也，且鸟鸠氏同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夷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
“五鸠，鸠民者也。”
“鸠民”是管牧百姓的意思。朝庭设有五司，竟以五种鸟名来指称，那是黄帝有鸟崇拜习俗的明证。
女直的猪崇拜并非完全淹没在龙文化中了，猪崇拜还在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留下深刻的印记，而揭示这种猪崇拜痕迹可以成为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真相的一个切入点。
女直的猪崇拜从殷墟甲骨文中显示出来：
我们从甲骨文中得知商人的世祖名“亥”，就是“王亥”，而“契”是远古始祖。商人自“王亥”开始才真正走上崛起和称霸之路，因此在商人心目中“王亥”的地位无比崇高，我们看到王亥之名出现在殷商王朝每次祭祀大典中。
王亥之“王”是尊称，冠于名之上，那是后人加上去的，或者是他的谥号，就像古代“子”是尊称，总是放在名之前一样，“亥”才是此人的本来名号。
“亥”是个象形字，象形一只侧身卧着的野猪，只有女直民族才有明确可考的猪崇拜习俗，只有众望所归的的氏族首领、公认的勇士才会有“猪”这样一个尊贵而崇高的称号，这个商人远祖以猪为名，显示出明白无误的女直背景。
从甲骨文看来，商人世祖“亥”好象并不是一个人，这个部族的历代首领都叫“亥”，就是说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勇士称号，“亥”有可能是单于的代名词。
在殷墟卜辞中“契”又写作“高祖亥”，有时也把帝喾和商汤称作“高祖亥”，可见猪绝不是普通人可以自称的，猪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崇拜对象，黄帝和帝喾都可能有“亥”这样一个尊号。满洲语“猪”读作“噶哈”正是“亥”的原始读音。
甲骨文中“王亥”还有异写，可以从“亥”从“鸟”或从“隹”（“隹”是鸟另一种象形写法），也就是说这个“亥”人有鸟的身份，或者说这个有猪鸟两重身份的人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是女直先民传说中的卵生始祖，这个猪鸟结合的符号不仅是一个部族符号，而且还是一个萨满教神灵符号。
周人同样有猪崇拜习俗，《周本纪》记载，周人原本居于“豳”，他们是“豳人”，后来“豳人悉从亶父”“作周”，建国号曰周。
“豕”就是猪，一个象形字，“豳”由两个“豕”组成，一个会意字，“豳”不是地名，而是他们的习俗。
“豳”与“坐”造字方法相同(参见汉字起源一节)，原先表达的都是尊者的意思，不过是把“人”换成了“豕”而已。“豳”是周人猪崇拜习俗的写照，他们的部族首领都有猪这样一个荣誉称号。
西周末期遭逢叛乱“周历王出奔于彘”，他仓惶出逃，避难而去的地方叫做“彘”，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个象形字，象形一头野猪，就是说历王遭到狼图腾的犬戎攻击后逃到有猪崇拜习俗的地方去了，那里显然是周人的本部或故地。
周礼周官也留着女直猪崇拜的痕迹：
周礼六官：天官（总理朝政，六官之首）、地官（民政）、春官（宗族）、秋官（刑罚）、冬官（营造），天官又称“冢宰”。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尚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尚书·蔡仲之命》：“惟周公冢宰，正百工”。
“冢”就是猪，象形会意字，屋下有一猪，有猪称号者为百官之长，反映出在周人观念里猪是极为尊贵的称号。周公旦曾任此“正百工”之官。
清人段玉裁已经考证，“亥”、“豕”、“”三字在篆文中原本就是同一字，笔者则进一步推测，这三字原本有同一个读音“亥（该）”。
殷墟甲骨文中“亥”又写作“该”，可见“该”与“亥”原本是同一个字，有共同的读音。“该”是会意字，由“言”和“亥”组成，本义就是会说话的猪，就是王者。象形汉字的原始读音常常保留在其形声字中，而作为形旁的象形字其读音大多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是汉字读音演变的一大特点。
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曰：“我有国冢君-----”，意思是说有高贵猪称号的部族国家首领都唯我是从了，当此之时武王旗下已汇集了许多女直部落了。
女直以猪为尊，以猪为荣，以猪指称部族首领的习俗并没有在历史上消失，《金史》记载，金代有“豳王”这一名号，必由帝室宗亲充任，执掌女直故地，极为尊贵，这个名号不见于其他王朝。
《金史》记载，金代有封王子为“葛王”的传统，只有帝室宗亲才能授予这个名号，《金史·章宗》有“封皇子为葛王”的记载，金世宗、金章宗登基之前都是葛王，可见葛王是十分尊荣的称号，非一般人可以拥有。
笔者以为这个“葛”正是满洲女直语猪的读音“噶哈”的汉字拟音，即“亥”。所有这些都是古老的猪崇拜习俗的继承延续。
直到努尔哈赤之时，女直的猪崇拜习俗仍然顽强存在，努尔啥赤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其格”（英亲王），满州语本义就是“公野猪”（aidagan）
此人英勇善战，在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就以猪为名。努尔啥赤的第一个牛录，即第一支军队，其“牛录额真”（牛录之长）名叫“噶哈”，满洲语就是猪，他能以猪为名必是公认的勇士且有高贵的血缘。
古代汉语中的“牙将”、“牙帐”则直接由野猪的獠牙而来，可以想见古代上将身上都装饰着猪獠牙，或者其蒙古包内挂着猪獠牙。古汉语中的“牙”还有“统帅府”的意思，如“（突厥）建牙于河北”，就是突厥可汗的宫帐驻扎在黄河以北的意思。
《尚书·君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任命书，“君”和“牙”都是此人的名号，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意思是让你作天子的翼卫，帝室的心腹。可见“牙”是非常高贵的称呼，因为“牙”就是猪的代称。所有这些都是女直猪崇拜在华夏文化中留下的痕迹。61
良渚文化的民族背景
笔者前面已经说到处于长江东南部的吴越古国，是从北而来的女直先民创建的，那里虽然是农耕汉民族先民的原始聚居区，但这些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者却来自遥远的北方，他们是说阿尔泰语的游牧民族。鸟图腾的女直“降而生商”，“降而生吴”，“降而生越”，这就是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回荡着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弥久长新地唱响了五千年。
同类消灭同类，同类取代同类，原生态的游牧民族取代已经汉化的远房堂兄堂弟的过程就是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史家习惯上把人类的历史分为史前和史后，中国历史上有确切明称的朝代和方国都出现在史后，那是有过文字记载的历史。那么在没有文字之前，即“史前”时期，这种游牧民族南侵建立奴隶国家的情况是否存在过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个主旋律有着无比悠长的前奏，在无比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种南侵肯定无数次发生过，游牧民族掠人为奴的生存方式不是突然出现的，奴隶制国家在东方出现的历史已经无比久远了，良渚文化就是明证。
解读良渚文化的民族背景有助于理解这个主旋律，有助于描述出真实的华夏文明起源史。
良渚文化出现在环太湖地区，那里是汉民族先民传统的农耕区域，农耕民族是那里的土著民族，但统治者并非土著，土著的身份是耕奴。考古发现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良渚镇，这个古文化的上限约为5300年前，下限约为4300年前，良渚古国大约存续了一千年。这个古国历时之久确令人惊叹，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吴越古国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从何入手解读良渚文化的民族背景呢？笔者以为可从良渚文化的“神徽”入手，神徽是打开良渚文化奥秘的钥匙，神徽把统治者的民族背景清楚地显示出来。
良渚文化产生在没有青铜的史前时代，主要的文化遗存是玉制品，至今该遗址中已发掘出10000多件玉器。玉器数量虽丰，但品种并不复杂，主要是斧状的钺，圆片形的壁，筒状的琮，还有半圆形的璜等。
良渚玉器还有一个特点是上面的图案非常单一，雕刻出来的动物形象只有两种：鸟和兽。或浮雕或阴刻，或只有鸟或只有兽，不再有其他图纹。
学者们所称的“神徽”则是鸟和兽的结合体，所有精美的大形的玉器上都雕刻着这样一个神徽，区别只是有的刻得繁复些，有的刻得简约些。
鸟的形象那是一目了然，没有疑问，但这个兽是什么动物则众说纷纭，但并没有人作过深入探究。笔者以为辨认出这个兽是什么动物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民族背景信息。确认良渚文化中的兽是什么动物与确认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头像表达的是什么人种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从中可以确认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他们来自何方。
神徽细部照片
神徽中的动物就是猪，猪崇拜是女直特有的习俗，良渚古国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的女直先民明矣！
其实猪的形象不难辨别，猪长着特有的鼻孔，有特有的从下向上生长并暴露在外的獠牙，没有任何其它动物有如此的鼻孔和倒着长的獠牙，猪它脸上有毛，人脸上不会长毛，神徽怎么可能是人脸造型呢？只是学者们基于汉民族的文化观念，不愿把神徽往猪方向去思考，因为猪在汉民族文化中是贬义的，汉人认为那是一种下贱的兽类，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往虎方向去思考。
良渚文化既显示鸟崇拜，又显示猪崇拜，两种文化符号的重合清楚地显示出民族属性，那确是南侵而来的女直先民的遗存。良渚古国与夏商周秦一样，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征服和奴役农耕汉民族先民的结果，一个史前时期出现的吴越方国，一个更早时期的奴隶制国家。
良渚文化玉琮猪脸造型
玉琮猪脸上的鼻子和獠牙清晰可辨
神徽有助于我们认识女直先民观念里鸟与猪是何种关系，并真正了解由鸟，猪，蛇演变而来的“龙”的历史内涵。
女直先民认定他们的祖先是卵生，由鸟而来，他们是鸟的后裔。他们又认为猪是有神力附体的猛兽，而女直是唯一能借用猪的神力的人，他们战胜征服敌人的能力来自猪，他们的统治权威建立在猪的神力之上。猪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但他们并不非由猪而生，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在神徽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人的两手张开着，按在猪的眼角上方，猪呲着獠牙注视前方，勇猛的猪就这样被人驾御着了，猪听命于这个驾御者。我们看到整个神徽又是一个飞鸟图形，表达着这样的意思：女直凭藉祖先之神鸟，使唤着有神力附体的猪，飞腾在天地之间。这个意思最终演变成了龙，龙的原始含义是驾御着猪的神力去战胜和征服敌人，换言之，龙的本义是威慑力，女直先民并不认为他们由龙而生。
放置于墓主人头顶的山形器是猪与鸟的结合体
良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明白无误地显示着民族背景：
遗址中出土了用人头盖骨做成的饮器，这是匈奴特有习俗。
良渚古国盛行人殉，祭坛边有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儿童骨架，人殉正是匈奴的特征。
良渚的祭坛与红山的祭坛形制完全一样，用土筑成，呈回字结构，逐级依山而上，表达着相同的萨满教观念。
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镞，一个石镞还深嵌在死者的肋骨之中，这应该就是肃慎的“石宕楉矢”了。
良渚文化中的许多玉器都用和田玉制作，显然只有马背民族才有如此大的活动范围，应非农耕定居民族所为。
良渚遗址中心处在两山之间的狭窄地带，东苕溪从中而过，山下有水涝之患，如此环境并不利稻作农业，只能是游牧民族的屯驻之处，可见使用祭坛的人并不事农耕，甚至可能还未转入定居。
上图：墓主人头上的成排猪獠牙
下图：墓主人头颅和獠牙土中的形状
所谓史前和史后只是历史学家的人为划分，史前指人类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后指有了记载的历史，但史前和史后的社会形态并无区别，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史前东方早已存在的两大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状态史前史后不会有任何差异，他们全都按照自己古老的生存方式生活着。不要以为史前是人类的蒙昧时代，史后便进入了文明状态，这是一种错觉，史前和史后是无缝衔接，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史前阿尔泰游牧民族同样有“掠人为奴”的生存方式，他们自北而来征服和掳掠汉民族先民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情形史前就已经存在，并非从吴越才开始的，只是吴越有过文字记载而先前的良渚古国没有记载而已。
从本质上看，5300年前出现的良渚古国与300年前出现的清王朝并无截然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农耕汉民族为奴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五千年！
从大历史的视野去看，历史上那些纯粹由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如汉、宋、明因其为时短暂，充其量只是5000年的一个零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农耕汉民族为奴的历史！
历史学家所称的“满天繁星”式的文明起源，其实全都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南侵造成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建立奴隶制国家的文化遗存。当我们用历史的光谱仪对准“满天繁星”的时候，我们吃惊地发现它们全都有同样的光谱——同样的历史内涵。/dispbbs.asp?boardid=2&id=3413601&page=8&uid=&usernames=&user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