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耕莘曾担任上海法租界的第三把手，1951年他在家被逮捕，抄出了二十几根金条、十几万美金等，公安部长李克农下令将钱全部交给他夫人。李克农派人对抓捕他的人解释，拿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薛耕莘有功于革命，所以抄出来的东西不许动。全部交给薛耕莘夫人，作为教育子女读书之用。他家里有六个小孩，最终抓捕他的人走的时候，一件东西没拿。
薛耕莘的母亲是英国人，她去世前曾经对幼年的薛耕莘叮嘱说，“你要爱你父亲的国家，也就是要爱中国”。这句话薛耕莘记了一辈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活动也经常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薛耕莘在任职期间，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头一个是潘汉年。潘汉年手下有两个人跟他直接有联系，一个是李克农，还有一个是高真常。
薛耕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诸多帮助，有一次高真常跟薛耕莘说：给他50块钱，三个月的生活费，再让他送药品给新四军。薛耕莘帮了他的忙，他娘舅是太古轮船公司的大老板，叫查理森·哥斯特。他先把药品送到他大阿爹那里，大阿爹送到他娘舅家里，晚上娘舅有汽车，开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上。每艘船上都有他的办公室，他放在里面，晚上船就开到苏北去，东西就带过去了，从来没有露过馅。
1934年秋冬之交，法国巡捕房奉上司指令，派查缉班班长席能与薛耕莘前往巨籁达路的一所李姓民宅搜查。结果在这个房子里找到了一张存折，他跟那个姓李的说：这个东西我给你保险（存）好了，你要相信我。他说：相信。
几乎就在他们找到这个存折的同时，另外一批搜查的人也随后赶到。薛耕莘后来才知道，宋庆龄已经事先得知国民党当局要搜查李姓的情报，于是宋请求巡捕房作先行保护性搜查，薛耕莘在无意中保护了共产党的一笔27万的巨款，最后薛耕莘将这笔巨款安全地送回了李同志手中。
1935年，薛耕莘在爱心的驱使下，收容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方小宝，她的母亲是共产党员，结果在抗战胜利后，薛耕莘因为这件事情被军统以“通共罪”起诉，又在蒋介石的手谕下被打入大牢，差点走上不归之路。尽管有朋友的多方帮助，薛耕莘还是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判决后，薛耕莘就被顾祝同等人保释出狱。对于这件事情，薛耕莘认为自己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当年他自己仅仅是法租界的一个雇员，力有所限，不能对民族、对国家的进步事业作更多的贡献。
薛耕莘早年时在比利时读书，19，母亲病危，薛耕莘回到上海，回来后，他的舅舅让他去英国式的皇族学校读书，他一口回绝，就改到徐汇公学。因为母亲叮嘱他不要入英国国籍，她临死的时候突然询问：“你听妈妈话吗？”他说：“听妈妈话。”她用手握着他说：“你今天回答我的话，我很高兴。”到1950年，香港还叫他去做政治部部长，他也不做，也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一句话。
1930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开始了一个中国警员的生涯。当年的法租界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各路人马都会聚在这儿，薛耕莘小心和各方势力打交道，他要和国民党应付，也要和共产党联系，和日本人有所交往，也要和“会道门”周旋。1932年，法租界内发生的一起罢工事件，薛耕莘周旋于杜月笙和法国人之间，最终使得罢工事件得以妥善解决。事后，不仅法国的上司把薛耕莘视为心腹，黄金荣、杜月笙也对他另眼相看。
1938年，法租界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薛耕莘任正探长，第二年擢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为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成为法租界第三把手，他是租界里唯一一个中国人享受外国人待遇的人，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曾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督察长，是他的下属。
淞沪抗战后期，五十五师的官兵凭借斜桥简易的工事，与上万日军周旋了一个多星期。在完成掩护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余下的近5000名官兵退入法租界，这时薛耕莘担任了法租界当局与五十五师官兵之间的翻译官和联络官。
薛耕莘询问这些士兵：“你们是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还是到新四军那里去？”有2/3的人愿意到新四军控制的苏北去，为了保守秘密，不让日本人知道，薛耕莘亲自开车送他们到码头，不叫巡捕房里的人开。送最后一批500人时，日本人发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薛耕莘就先送人到浦东张阿六那里，一二十人一批，穿老百姓衣服，叫他们自己跑过去。在法租界滞留了将近一年后，五十五师余下官兵化装成难民，成功逃离虎口。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物资。在香港的日子里，朋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的手续，但是他最终选择回到上海。
薛耕莘回来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又到了内蒙古，这是李克农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在荒凉的内蒙古，他没有担心过揪斗，如果在上海估计性命不保。
1975年薛耕莘和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几年后，薛耕莘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头条创作挑战赛#
时间：1900前后（清末）
地点：上海公租界监狱
图解：图片左边趾高气扬的是公租界的警长，右边两个蓬头垢面的则是两个嫌疑犯。
两边的人形成明显的对比，并且那时候公租界里面的警察也是十分的神气，拥有的权利也是比较大。
你觉得图中这两个人是真正的犯事了吗？
湖北的汉奸！
晓安谈历史
1947年，上海提篮桥监狱内，即将被执行枪决的大汉奸，上海滩青帮头目常玉清的照片，常玉清绰号“常二吨”，长得肥头大耳，面容可憎。常玉清生于1888年，早年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在辛亥革命之后闯荡上海滩，一开始在码头打杂，当小混混，后来拜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师，随后逐渐在上海混出名头。日军侵华以后，常玉清招募了一大批流氓地痞成立了所谓的“黄道会”，专门为侵华日军暗杀抗日爱国志士，甚至日本人不方便去英、法等租界抓爱国志士，他也乐于效劳，并且专门安排手下去租界杀害抗日志士，其汉奸行为人神共愤。抗战胜利后，常玉清准备逃跑时被抓捕，随后被判处死刑，于1947年3月12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枪毙了这个汉奸。
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电工微笑着走上刑场后，被绑在椅子上执行枪决，英勇就义，年仅24岁。
他叫王孝和，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安放在他的头上，只要他承认就能安全离开。然而，为了保守秘密，至死他都没有承认，也没能喊出那句：“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4年，王孝和出生于浙江宁波。在上专科学校的时候就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并于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王孝和加入杨树浦发电厂，在这里他持续为工人利益发声，后来成为工会干事，深得工人欢迎，但是也得罪了工厂领导和国民党特务。
1946年7月，王孝和跟定了娃娃亲的农村姑娘忻玉英结了婚。王孝和本来不同意这门亲事，在两个人见面聊了之后才同意结婚。
王孝和觉得忻玉英淳朴善良，虽然没文化，但这样的身份却正好可以掩护他的地下党工作。
两个人婚后没有和公婆同住，王孝和坚持在外面租房居住，其实也是方便他和党组织的联络。
忻玉英发现王孝和经常会邀请一些人来家里打麻将，但是进屋又看到麻将放在桌子上，他们却又不打。
而王孝和每次都会叮嘱忻玉英到门口去看着，如果有人来，就敲三下门通知他们。
“你们打麻将，为什么还让我去外面看着呢？”忻玉英不太理解丈夫的行为。
王孝和告诉她说:“让你看着门，是防止有人来抓赌，那样会罚钱的。”
忻玉英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好人，不会做坏事，所以即便不那么理解，依然会按照他说的去做。
之后，王孝和多次安排忻玉英帮他传送信息文件等给地下党的同志，但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并不会告诉她具体内容，也不说接头人的名字。
王孝和积极投入党的事业，1948年１月成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2月，帮工人维权，这些行动都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了。
有一个叫万一的特务看上王孝和的能力和号召力，经常劝说他主动交待共产党的身份并投靠国民党，但是都被王孝和拒绝了。
1948年4月19日，王孝和觉察到特务不会放过他，危险近在眼前，但是没有接到撤退通知，他不能离开。于是和妻子一起把家里所有的资料和信件都烧掉，妻子忻玉英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发现了家外有很多人盯梢。
4月21日，王孝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给出的理由是“连续教唆，妨碍治安未遂”，把一项试图破坏上海电力系统的“罪名”给安在了王孝和的身上。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特务为了从王孝和口中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采用了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他，告诉他只要承认了那些“罪名”，他就能安全离开。
但是，入狱后的王孝和才不会相信特务的谎话，他以监狱和法庭为战场，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丑恶面目，让很多人看到国民党的罪恶。
在法庭上，面对记者，王孝和用自己身上的伤口控诉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他说：“我是被冤枉的，那些法官出示的自白书，都是受刑昏迷后，特务拿着我的手摁手印做的伪证。”
不管在监狱还是法庭，王孝和一直面带笑容，从容应对。他的态度，让国民党特务更加心慌，只能选择匆忙给他定罪，宣判死刑。
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王孝和在给家人战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他对家人和妻子感到亏欠，他还给未出生的孩子取了名字，嘱咐妻子善待孩子并找个合适的人再嫁，同时也表达了对狱中战友们的鼓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信中的“特别法庭不讲理，看它横行到几时。”表达了王孝和对国民党残酷暴行的控诉。
“在这不讲理的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这段话让我们感受到王孝和为正义和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英勇气概。
9月30日，年仅24岁的王孝和在监狱英勇就义。
为了使党的地下工作继续顺利开展，党组织让王孝和隐瞒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所以，在他最后牺牲时，也没能喊出“共产党万岁”来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
虽然王孝和至死没能表明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在上海解放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一万多民众为他举办了烈士追悼大会。
在那个年代，相信除了王孝和，还有很多无法公开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在现在的和平年代，依然也有不方便公开真实身份的人，在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生命。
但是，我们也坚信，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身份，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都是一样的。
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名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头条创作挑战赛#
民国监狱都有什么黑幕？
民国监狱里有种人，叫“龙头”，就是每个号子里刑期最长的犯人，与狱卒勾结，欺负压榨其他犯人。一有新进的犯人，龙头就会问他有没有家信，就是外面有没有人能给他送钱接济，一般都要个百八十万，钱到手后，狱卒分走六成，龙头和其他犯人分摊剩下的四成，龙头能拿两份，而进号子最晚的三个新囚犯是分不到的。龙头作为狱卒的税吏，除了收家信，还会帮着在监狱卖香烟、鸦片，也能赚很多钱，一旦有上级检查，狱卒通风报信，龙头就会提前把这些违禁品藏匿起来。
这种监狱黑幕，确实古今都有，监狱本是让人服罪悔改的地方，也黑化腐化到这种地步，危害的不仅仅是犯人，更是外界社会，难以想象，当这种犯人出狱后，又回如何变本加厉地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头条创作挑战赛#
【旧闻来源】
《大地》1947年11月16日《监狱黑幕》（有删节）
监狱黑幕，其实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民国以来，并未有真的改进，所不同者，行贿的银子，改用法币罢了。
最近上海监狱有犯人发起打倒“龙头”运动，监狱当局彻查结果，监内香烟、鸦片、铁尺、小刀，一应俱全，“龙头”行使“职权”时，还俨然像一个小法庭呢！
所谓龙头，即是一号之长，由犯人中之“资深”者任之，非盗匪，即巨窃，否则便不致被判十五年以上之徒刑或无期徒刑也。
事实上龙头便是看守和所长主任等的“税吏”，新犯人入狱，该管龙头便问你有无“家信”？如无家信则罚做苦役，如倒粪等等，家信也者，即有人来送款接济之谓也。多寡视身份而定，现在是动辄百万了。款子收到后，狱吏得六成，龙头得四成，四成之中，再按同号囚徒人数摊分，龙头得双份，其余得单份，末三名新进犯人是无份的。
龙头与看守经营香烟鸦片，既供自用，更可赚钱。如上级有人来查监，看守先送消息，违禁品都密藏在地下泥洞中了。
1951年8月25日，晚上22点55分，上海市监狱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怪事，关押在仁监、忠监、信监、和监四个监方的犯人，相继开始无故的长时间集体嘶吼。
此后，一直到9月9日，监狱一到周末都会发生犯人长时间集体嘶吼的现象，整座监狱一时间人心惶惶，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几名犯人刻意制造出来的恐慌。
法院最后将为首的三人判处死刑，其余从犯也都做了加刑处理。
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唯一记录在案的“狱啸”。狱啸这种罪犯集体嘶吼的现象自古就有，通常会引发大量囚犯发狂，厮打斗殴。
在古代这种诡异的现象完全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认知，监狱也只能当是触怒了狱神或者是太岁临门，根本无法也不敢进行弹压。
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军营，就成了战将们谈之色变的“营啸”，而最终的处理方法也只能是在骚乱平息后，将罪魁祸首军法处决，再以“邪灵作祟”的理由安抚将士，稳定军心，换言之，一旦军队里发生了“营啸”，就是再厉害将领也是束手无策。
中国古代军营管理森严，在军营中高声喧哗是明令禁止的，更不允许出现像电视剧中飞马入营的现象。
军营是肃杀之地，纪律严明，军规中素来的“十七条五十四斩”更是令士兵们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再加上军队中还有一些军官肆意欺压士兵，老兵欺负新兵等“潜规则”。
经年累月下来，士兵们精神上的压力几近崩溃，完全是靠严酷的军纪镇压着。
尤其是两军对垒，大战爆发的前夕，士兵们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很可能下一秒就会兵戎相见，一命呜呼，神经紧绷，稍有风吹躁动很可能一触即溃。
这个时候如果有士兵突然受到惊吓，或者是被噩梦吓醒惊声尖叫，崩溃的情绪马上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像海浪一样顷刻之间传遍整个军营，士兵们开始相互斗殴，啃噬，甚至是残杀。
这时如果敌军趁乱袭击，那便会一触即溃，不攻自破。
将领们也意识到长期压抑情绪十分危险，有些将领便会在大战之后，以纵兵“屠城”的方式，来让士兵们宣泄情绪，这种方式虽然极其残忍，但却是令军队稳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历史上最早记载营啸的是发生在东汉时期，与西羌的一次战争中，记载于《通鉴纪事本末》
公元77年，东汉军营中，一名士兵突然无故惊声大叫，结果在军营中寻思发生了可怕的共鸣，一石激起千层浪，东汉军营中很多士兵开始发狂，同胞之间开始相互厮杀。
西羌军队闻风而动，趁夜偷袭东汉营地，崩溃的东汉部队，竟一夜之间被逼退数十里，大势已去，东汉王朝再也无力回天。
所以说，在军营中一旦“营啸”现象大规模爆发，整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便是军神在世也无可挽回。
#大有学问#
1995年，徐景贤刑满释放，此后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望着车水马龙的街头，他的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曾几何时，他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而如今他只是一个重归社会的普通老百姓。
徐景贤1933年出生，上海奉贤人，高中文化，党员(被开除)，原上海市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人称上海头号人物。1976年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至1992年前在上海监狱服刑。1992年至1995年保外就医。
晚年的徐景贤过着低调平静的生活，由于没有退休金，他和家人一直住在老旧的弄堂小巷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他平时很少出门，宅在家里阅读和写作；他的身体也不健康，患有心脏病、肺气肿、风湿病等多种慢性病。由于生活拮据，没钱手术，他就坚持采用药物保守治疗。他还很早就立下了遗嘱，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徐景贤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74岁。
徐景贤前半生真是太顺利了，用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来形容徐景贤不为过。可是他却抱上“四人帮”的大腿，导致后半生悲剧下场，令人叹息！
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名共产党员微笑着走上刑场后，被绑在椅子上执行枪决，英勇就义，年仅24岁。
这名共产党员叫王孝和，在监狱里，他遭受了各类酷刑，依然坚贞不屈。在刑场上，他挺直腰杆，始终面带微笑，蔑视地看着前方。
行刑时，侩子手因为手抖，连打了三枪，都没有击中王孝和的要害。气急败坏的法警直接上前踢倒了痛苦抽搐的王孝和，并猛踹他的肚子。最终，王孝和因内脏受损，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1924年，王孝和出生于上海一个穷苦工人家庭。父亲在轮船公司船上当烧火工，工作上备受压迫，他从小就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无奈。
1938年，王孝和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更加刻苦学习，还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有一次，父亲因劳累病倒，轮船公司借机开除了他。王孝和气不过去公司理论，直接被轰出来了。
在那一刻，他真正认识到，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1941年5月4日，王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王孝和进入上海电力公司工作。为了更好地配合组织的工作，他成为了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抄表工。刚到厂里工作，他就和同事打成一片，人缘极好。
1946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了“九天九夜”大罢工。王孝和积极发动工人参加罢工，因表现突出，他当选为火力发电厂的工会干事。
同年7月，王孝和和从小订了娃娃亲的农村姑娘忻玉瑛结婚。结婚后，妻子忻玉瑛发现，总是有一批人夜里到家里来，几个人围着桌子坐着，桌面摆着麻将。
当时忻玉瑛不懂，还心想着家里本就没啥钱，怎么还搓麻将呢？王孝和跟她说：“你到外面去，防止有人来抓赌，如果有人来了，就敲三下门。”
忻玉瑛也没多问，按照丈夫说的搬个小板凳到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王孝和需要送一些材料，也会让忻玉瑛帮忙。
忻玉瑛后来回忆说：“尽管他常常在外工作、开会，但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他还经常教我读书、写字。”
1948年１月，王孝和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2月，一家工厂爆发了镇压工人事件。王孝和积极主动帮工人维权，组织工人上街抗议。
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再加上国民党不想失去对电力公司的掌控，派了特务万一等人打入工人工会。
国民党特务万一掌握信息后，考虑到王孝和在工会中的影响力，多次前往王孝和家试图拉拢他。希望王孝和可以主动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可以保一条命，但王孝和始终无动于衷。
1948年4月19日，特务万一又到王孝和家里，发出最后警告：“你要当心，已经要动手了。”王孝和依然不屈服，当晚和妻子一起烧毁了家里所有的书信和材料。
在焚烧材料的时候，他跟妻子说，如果他被捕了，就带着女儿去外面避难；如果他遇难了，就另外改嫁。
４月２１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孝和去电厂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监狱里，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特务对王孝和使用了“坐老虎凳”、“磨排骨”等各种酷刑。哪怕被酷刑折磨得一次次晕过去，王孝和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
后来，趁着他晕过去了，特务偷偷让王孝和在自白书上按了手印。几天后，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公开审判王孝和。面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王孝和始终面带微笑，眼里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
宣布审判结果时，王孝和突然转身面对记者把上衣脱掉了，对记者说：“为了陷害我，对我严刑拷打、逼供，制造伪证......”
他的身上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有的伤口还在渗血，法庭一片喧哗。审判长一看这个情景，心虚地赶紧宣告退庭。
之后的几次审判也改为了秘密审判，最后将他判处死刑。得知死刑的王孝和，坚定地说：“死无所惧，从我被捕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准备。”
后来，回到狱中的王孝和写了三封遗书。对父母表达了感恩、愧疚之情；对妻子满是心疼，感激她的付出，并叮嘱妻子保重身体，还为未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最后一封信写给一起奋斗的狱友们，鼓励他们坚决斗争下去，因为光明就在前方。
9月27日，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消息登报。妻子忻玉瑛挺着大肚子，牵着女儿，到监狱门口去闹，很多群众自发赶来也加入到抗议中。
特刑庭担心人群混乱，执行死刑出什么差错，宣布改期执行。9月30日，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从被捕到审判，到最后执行死刑，王孝和始终面带微笑，这些画面都被记者拍了下来。在他的笑容里，更多的是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死亡的无所畏惧、对敌人的蔑视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期盼。
上海解放后，王孝和被批准为革命烈士。11月5日，上海一万多名民众、工人，为王孝和举办了烈士追悼大会。
从入党起，王孝和始终坚定革命信念。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致敬革命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历史#
日本人对中国犯下的血海深仇，永世不忘！
孔甲丙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微风]1947年，上海监狱，被枪毙的日本军官，“黑泽次男”临刑留下的真实画面。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黑泽次男是被反铐双手，押赴监狱刑场的，两名宪兵把他绑在一张椅子上，宪兵班长马玉生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子弹从他后脑进，黑泽次男身子一歪，当场丧命。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是最早关押、审判、处决日本战犯的重要地方，在这里处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名叫黑泽次男。黑泽次男是一名日本人，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在1937年的时候他毕业了，后来便参了军。他参军的第二年便跟着日本军队来到了中国，日本人大多都是比较丧尽天良的，黑泽次男也不例外。他来到中国之后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简直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他曾经在杭州地区待过，他所在的部队被人们称为“黑梦”部队，可见他们是有多么的可怕。老百姓都是各自过着生活，日本人看到中国人就会无缘无故的杀人，只要大老远的看到日本人，人们就会躲避起来，可是他们随身都带着枪支，要是被他们看到那就会被杀害。有一次，黑泽次男带着一些日本士兵到处转悠，要是有不顺心就会有人倒霉了。他们走到了杭州的一处村子，这里都住着普通的平民老百姓，走在街上走的好好的，突然传出一声枪响。众人一下子吓得抱头鼠窜，只见枪声响起的地方一个人缓缓倒下，身上还不停的往外流着血，而开枪的人正是黑泽次男，他的脸上还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看着周围的人环视了一圈。此刻有一个小男孩躲在大人的怀里，黑泽次男看到这个小男孩之后便缓缓的走了过去。小男孩看到日本人渐渐走近，一下子吓得哇哇大哭了起来，而抱着孩子的大人也甚是害怕，身子在不停的发着抖。黑泽次男用冰冷的枪支强迫小男孩抬起了头，大人一看赶紧求饶道：“求求您，他就只是一个小孩子，您就放过他吧。”黑泽次男用冰冷的眼神看了一眼求饶的人，一脚踢开了他，小男孩见此更是害怕，哭得更厉害了。黑泽次男看着正在哭泣的小男孩，很是烦躁，开口道：“别哭了，再哭信不信我崩了你！”小男孩听此不得不止住了哭声，但还是在抽泣着。小男孩的家人一下子爬了过来将小男孩抱在了怀里，还不停地给黑泽次男求饶：“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求求您放过他吧，求求您了！”还边说边磕着头。黑泽次男是什么人，怎么会有同情心呢！他简直比禽兽还禽兽。只见他拿着枪对着小男孩的脑袋，砰的一声小男孩便倒在了地上，嘴角流出鲜红的血液，这禽兽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小男孩的家人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打死了，一下子大哭起来，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大叫着：“你这小日本鬼子，你他妈的就不是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你去死！你还我的孩子来！”边叫边朝黑泽次男扑过去，想要找他拼命。可是还没等他跑到跟前，黑泽次男举起枪对着他就是一枪，这人随着枪声缓缓地倒在了地上。就这样一会儿的功夫大人和孩子都没了，而黑泽次男杀了人似乎还很开心。黑泽次男缓缓地朝着前方走了几步，看着这些害怕的老百姓，突然哈哈哈的大笑了起来。随后黑泽次男下令将这个村子的人全部屠杀，日军拿着机关枪开始突突突的扫射，在日军的手里没有人能够逃脱，最终这个村子的人被屠杀光了。黑泽次男带领着日本士兵屠杀的不止这一个村子，有好几处都是进行集体屠杀的，有的甚至是活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军也被清缴。黑泽次男为了躲避追杀，后来还进行乔装躲到杭州日侨管理所，后来被人举报，最终被抓捕。抓捕之后法官对黑泽次男进行审判，他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进行狡辩，并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这种不要脸的话也不知道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虽然他狡辩，但还是有大量的证人的，经过各种指证最终黑泽次男被定罪，最后对黑泽次男执行枪决，枪决的当天底下围满了人，人们看到这一幕纷纷拍手叫好，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参考文献：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狱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人士共同保护的优势共产党人：恽代英】
优秀共产党人的奇迹！早期共产党领袖恽代英，才华横溢、大名鼎鼎，有“圣人”之美誉，被国民党抓捕后关在上海军人监狱一年多，令人惊奇的是，狱中很多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因“犯法”被关的国民党人，包括曾经的朋友与敌人，大家都认出了这个自称“王作霖”的人就是恽代英，但大家都自愿结成同盟而保护他，谁都不愿出来指认供出他，来邀功请赏！
而由于狱外的顾顺章叛变，到监狱里指认出恽代英，才使其身份暴露而英勇就义！#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