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曾致函毛泽东：“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做些工作。”
毛主席阅悉张国焘来函后指出，张国焘是想换个地方，他怕是已经有主意了，我们做工作也只能是尽人事了。我想恩来有办法，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张闻天怒斥张国焘：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吗？
毛主席指出，他这又不是第一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恐怕这个张国焘要去见蒋介石。
周恩来劝张国焘：历史上孰是孰非的事情，只有回到延安去解决。你既然来到武汉，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向长江局报告，然后由中央裁决。
整风运动必须从上到下，必须先把上梁不正的问题整好了才能确保下梁不歪，所以整风运动跟人事调整是分不开的，这不是权力斗争，不是为了打击报复异己，而是为了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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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 | 从延安再出发（11）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司马南
1945年，华东局人事调整，毛主席采纳了陈毅和粟裕的意见，而患得患失，索权要名的饶漱石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毛主席提醒刘少奇：你可能看错人了。
刘少奇对饶漱石信任有加，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在1929年，饶漱石曾担任过满洲省团省委书记，而刘少奇是省委书记，在刘少奇被捕入狱后，是饶漱石领导满洲同志，并将刘少奇营救出狱。
在1942年3月，担任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要回延安时，也是他建议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而陈毅是新四军军长，兼管军委分会的工作。
建国后，刘少奇还曾向中央建议：让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可就在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期间，他因为与陈毅的政见不合产生了争吵。为了把陈毅调离华中局，饶漱石就亲自给中央发报讲他工作中的“问题"。少奇同志出于对饶漱石的信赖，真的是相信了他。不久，陈毅被调走了。
所以在1954年，粉碎饶漱石阴谋后，少奇同志出于愧疚，主动打电话给陈毅，要去他家拜访，
接到少奇同志的电话，陈毅非常的意外又纳闷：因为大家都知道少奇同志从来不串门，
在少奇同志到达陈毅家中后，他是开门见山说：
陈总啊，我真糊涂啊，人家把大刀架在脖子上了我还不知道啊！过去我看错了人，让你受委屈了。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并请求原谅！
陈毅知道说的是饶漱石，两个人在工作中由于他产生过误会！
面对少奇同志一脸的真诚，陈毅非常的感动：说什么道歉？事情都过去了，我们朝前看！
就这样，曾经有误会并产生了隔阂的老战友冰释前嫌了！
就是在抗战时期，饶漱石在背后搞了一些小动作，让陈毅感到很委屈，曾经给毛主席去信，坦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毛主席为此给陈毅写了一封信，对陈毅进行了劝说。信的内容如下：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所以在1945年，华东局人事调整后，毛主席会对少奇同志说：你可能看错人了。
“新华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4月24日，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方面——负责党的书刊发行工作的新华书店，于革命圣地延安诞生。
党和政府对新华书店十分关怀，不但对它的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在基本建设、劳动人事、财政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帮助和优惠。
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在延安北门外的新门市部正式开业时，毛泽东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派秘书送到书店；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往这个新门市部祝贺。1948年12月，毛泽东在平山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的紧张时刻，又为新华书店重新题写了店名，由中宣部出版组华应申派人送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机关。平津解放后，北平新华书店和全国各地新华店，即统一用了这一次的题字，作为新的牌匾店招。
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1949年10月3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便由主任委员黄洛峰、副主任委员华应申和徐伯昕，在京主持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各大区新华书店部分店、各省分店和有关单位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的题词是：“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在会议结束前的10月18日下午，他还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体参加会议的代表，并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的题词一直为出版战线上的同志奉为圭臬，指引着出版工作者包括新华书店的同志们严肃认真地把出版、发行精神食粮工作做得精益求精，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
(摘编自《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为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题词》，作者：舒晨。如有侵权，告知侵删)
1957年，毛泽东决定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为什么没有接过来呢？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定调子的。
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名单，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当然也包括在内。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担任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
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
半年前，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还草拟了一份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在这份名单上，仍然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的人选。
这就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为此，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1958年12月29日，朱德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要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以后，朱德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推辞国家主席职务。朱德说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于是，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候选人。
1959年4月5日，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
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做了这样的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做，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面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在紧接着召开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十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高度赞扬他“度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