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
顾维钧对张润娥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顾维钧出生在上海一幢老式住宅中，由于家道中落，做过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的父亲顾溶失业，当时一家生活无着。
可是就在顾维钧出生的同时，顾溶的工作就解决了，有人请他做账房先生。
顾家的经济状况也有些好转，顾维钧被全家人看做“福星”。
顾维钧3岁这年就已经进入了私塾读书，11岁的时候进入了西式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熏陶的。
1901年，聪明过人的顾维钧考上知名的圣约翰大学，进到圣约翰大学念书，是顾维钧人生道路一个关键的转折。
在这儿，顾维钧接纳了欧洲文化思想，结交了一批有先进思想的同学们，使他的见识增长。
见到身旁一批又一批同学们赶赴出国留学，顾维钧也向爸爸明确提出了前去美国出国留学的要求。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满怀对将来的幸福生活充满期待，并开始了留学生活。
1908年，时年20岁的顾维钧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那时，顾维钧已到美国留学4年，正在上大学三年级。
这年初，父亲顾溶突然从老家写来一封信，要求他回家与张小姐完婚。
张小姐的名字叫张润娥，张润娥出生于上海的一户中医世家，其父张云骧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经常出入于顾府。
也是因此，张云骧与当时的顾家小少爷顾维钧很熟，且经常为其看病。
或许是张云骧觉得这个小家伙聪明过人，于是便有了联姻的想法。
后经媒人撮合，12岁的顾维钧正式与10岁的张润娥订了亲。
顾维钧对这桩婚姻非常的排斥，但是后来顾维钧的父亲却以绝食来逼迫她，所以他不得不迎娶张润娥。
新婚宴那天，张润娥等了许久，却一直没有期盼中的身影出现，新婚夜新郎却消失，这就像笑话一样的存在。
顾维钧为了不面对张润娥，他躲在了母亲的房中，而母亲为了面子上能过得去，只好不告诉丈夫儿子在她这里。
妻子张润娥见顾维钧久久不动，便放下身段，请顾维钧回到他们的房间。
顾维钧告诉张润娥，他们只有夫妻之名，不必有夫妻之实。
张润娥与顾维钧并未圆房，婚后两人相敬如宾。
顾维钧回美国之前，顾溶对他说，你一定要对张润娥负责，他是张家独女。
顾维钧虽然心中百般不愿意，但还是将张润娥带到了国外。
顾维钧对张润娥很客气，却让张润娥感觉到彻头彻尾的薄凉。
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
而顾维钧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
强扭的瓜终究不甜，1909年秋天，顾维钧最终还是和张润娥提出了离婚。
顾维钧非常冷静地和张润娥分析了他们维持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关系的弊端，张润娥静静听着，并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同。
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他说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为避免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这不是他逼她所为。
他希望张润娥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
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
19，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其“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两人离婚后不久，顾维钧认识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
唐宝玥是一个受过很多教育的女孩，她对顾维钧是相当喜欢的，后来两人在19成婚。
只是唐宝玥在19便因为疾病离世了，作为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但也是对自己丈夫的事业起了不少的助力作用。
在唐宝玥死后，顾维钧又娶了第三任妻子民国名媛黄蕙兰。
黄蕙兰是不折不扣的白富美，从小家庭优越，精通法、英、荷等六种语言，自带女神光环。
黄蕙兰还是交际高手，顾维钧对这位名媛心动不已，最后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黄蕙兰动用娘家的财力，让顾维钧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不过这段男才女貌的婚礼维持了39年后，两人还是以离婚告终。
顾维钧的第四任妻子叫严幼韵，严幼韵是上海富商家的大家闺秀，也是第一批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学生，是复旦大学的女校花。
严幼韵其实早就认识了顾维钧，只是那时她已经结婚生子，她的丈夫是杨光泩，无奈后来她的丈夫因公殉职。
顾维钧虽然比严幼韵整整大了20岁，但二人还是相扶相持，一直到晚年。
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张润娥。
张润娥是典型封建礼教下的女子，她恪守妇道，以夫为天。
在一味的顺从中，耗尽了自己的青春。
最终心灰意冷，落发为尼。
优秀的婚姻，不应该是根系在一个人身上，只有各自优秀，共同进步，才能做到双赢。
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还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1888年，顾维钧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
顾维钧3岁就入了私塾，在私塾里读了7年书。这为他打下了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
顾维钧出生在上海一幢老式住宅中，由于家道中落，做过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的父亲顾溶失业，当时一家生活无着。
可是就在顾维钧出生的同时，顾溶的工作就解决了，有人请他做账房先生。
顾家的经济状况也有些好转，顾维钧被全家人看做“福星”。
顾维钧3岁这年就已经进入了私塾读书，11岁的时候进入了西式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熏陶的。
有一次，年幼的顾维钧生了病，父亲送他去张云骧那里看病。痊愈后的顾维钧生龙活虎，聪慧非常，张云骧当即萌生了联姻的想法。
后来，在“媒妁之言”下，双方父母为12岁的顾维钧和10岁的张润娥定下了娃娃亲。
当时的顾维钧还小，不懂得这份婚约的意义。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赴重洋到了美国，第二年就进入了哥伦比亚求学。
此时，顾家家道中落，家里已然揭不开锅，若不是张云骧倾囊相助，顾维钧哪里有钱去到美国。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然后就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在岳丈家的资助下赴美留学，先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考取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他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四年时间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又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顾维钧留美读到大三时接到父亲多次来信催促他回国与张家小姐完婚。这时的他在美国眼界大开，思想观念为之一新，自然不满于父母为他订下的小脚旧式女人，可是那时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要解除婚约，父亲自然不会同意，反复推托后他只能答应假期回国探望双亲，父亲答应下来，想等他回到国内再做打算。
在国外的一年里，顾维钧每次见面都会尽力说出这些伟大的真理，而张润娥却一句话也没说。直到19，顾伟军向两人提出离婚，张润娥才觉得婚姻无望，只能点头接受，并签署了离婚协议。
堵住父母的嘴。顾维钧要求张润娥亲手抄写四份离婚协议，并将其交还给父母。就这样，两人“以非常友好的方式相互分离”
离婚后，顾维钧回到纽约继续学业。194月，他被唐少仪推荐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的英语秘书和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的秘书。
顾维钧的第四任妻子叫严幼韵，严幼韵是上海富商家的大家闺秀，也是第一批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学生，是复旦大学的女校花。
严幼韵其实早就认识了顾维钧，只是那时她已经结婚生子，她的丈夫是杨光泩，无奈后来她的丈夫因公殉职。
顾维钧虽然比严幼韵整整大了20岁，但二人还是相扶相持，一直到晚年。
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张润娥。
后来张润娥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患上重病离世了，而张润娥失去了丈夫之后又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这样的经历让她对人生彻底绝望。
最后她来到了寺庙当中选择剃度出家，就这样一辈子与青灯相伴，顾维钧得知了张家的情况之后，心中也产生了愧疚之意。
1933年，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特地给她写了一封忏悔信，并附送一笔5万元的银行存单，派人送到寺庙。
然而，面对5万巨款，张润娥视若无物，感情岂是金钱可以赎回的？她分文未动，把钱和信原封退还。
张润娥看似有几分骨气，其实始终没能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
丈夫再好，给不了你想要的爱又何必纠缠，与其无法自拔沉沦其中，不如自己改变命运，活出精彩人生。
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就是个很好的典范，在认清婚姻无可挽回时，她果断放手，之后专心学习语言，逆袭成为一名大学德语教师，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与其等待别人决定你的幸福，不如自己创造幸福。毕竟是苦是甜，都是你自己品尝，何不通过改变自身，来争取一个美好的境遇。
曹汝霖（1877年1月23日－1966年8月4日），字润田，男，上海人，清末民初政治家，新交通系首领，20世纪初亲日官员之一。
1877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曹汝霖生于上海。1900年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法学院学习。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曹汝霖接受袁世凯的命令，代表政府跟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损害民国主权。
192月28日，袁世凯特派曹汝霖兼充外交官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长。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
19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西方国家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故此协约国未经中方同意，将属于德国的山东之权益转移给了日本。凡尔赛条约触发国内不满情绪，引起北京大学生在195月4日到天安门示威之事件。结果，五四运动正式展开，对民国国运、思想与学术发展有重大影响。五四运动此后曹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正丰、井陉正丰煤矿股份公司董事长。曹在下野后，与段祺瑞多有联络，例如在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时，曾受邀到关外邀请张作霖入京。
19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成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1941年日军接管了协和医院等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现在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927年，曹汝霖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被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日本占领华北后，曾多次要求曹汝霖出任伪政府委员长等官职，曹汝霖坚拒不受。并多次为被日军拘捕审讯的人作担保，并且无意中保护了重庆国民政府的特工。
1949年，曹汝霖迁居台湾，未几到日本居住到1957年，后又迁到美国。
1966年，曹汝霖在美国底特律逝世，享寿高龄89岁。
他在晚年时撰写回忆录《一生之回忆》。其中，他提过关于与日本签署青岛撤兵换文之事，称“欣然同意”之语其实是普通措辞。他写道：“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对于因五四事件而被迫辞职，他认为“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他在《一生之回忆》中，称亲日但并非亲日本军阀，对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深恶痛绝。
蒋中正经北伐统一后，亦尊重曹汝霖，曾询问对日政策的意见。
日本战后首相吉田茂在战前曾出任外交领事等官职，亦曾与公开/秘密与曹汝霖见面，当政以后，对旅居日本的曹汝霖多加照料，并多次询问其意见。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梅思平参与放火焚烧曹汝霖住宅的运动（并非领导者且亦有资料显示纵火者是匡互生）。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要曹汝霖出来任职遭拒，梅思平则出任了日伪政府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梅思平以叛国罪被处决。
1908年，在岳父支持下赴美求学的外交天才，20岁的顾维钧被骗回国与18岁的张润娥完婚。顾维钧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第三天，张润娥找丈夫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坚持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1888年，顾维钧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
顾维钧3岁就入了私塾，在私塾里读了7年书。这为他打下了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
有一次，顾维钧生病了，家里请来名医张云骧为他治病，一来二去，张云骧和顾维钧的父亲便熟悉了。
张云骧见顾维钧面相不俗，且聪颖过人，认定他日后必有出息，便主动提出，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张润娥许配给顾维钧。
张云骧是上海滩的名医，家底不薄。而且医生济世活人，名声也不错。顾家一合计，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顾维钧和张润娥就定下了娃娃亲，此时的顾维钧年仅12岁。
后来顾家没落后，顾维钧中学毕业后，父亲想让他经商，岳父张云骧极力阻止，表示自己出钱资助他上学，为此还卖掉了部分祖产。有了岳父的资助，顾维钧自费赴美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然而书读得越多，见识越广，顾维钧也对他早年的包办婚姻越来越不满。
有一次，他去拜见岳父张云骧，当岳父让女儿张润娥出来见他的时候，张润娥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非常失望失望，也产生了退婚的想法，但是顾父认为这是负义之举，以绝食相逼，顾维钧只能答应如期举行婚礼。
婚礼当天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所有人都欢天喜地地庆祝着，却没有人在乎过这两个年轻人的感受。
顾维钧为了躲避和妻子同房，竟然躲到了母亲的房间。母亲也没办法，怕把事情闹大，让人知道了看笑话，于是她还是选择袒护自己的儿子，让顾维钧在自己的屋里过了两夜。
到第三天夜里，顾维钧不得不入了洞房。但他还是对张润娥敬而远之。他死活不肯和她同床。
张润娥也知道顾维钧根本不喜欢她，她默默坐在床上，看着顾维钧对他说：“这大床是为你而设的。”张润娥沉默半晌，温柔地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以睡在沙发上……”
后来顾维钧回美国之前，父亲对他说，你一定要对张润娥负责，他是张家独女。顾维钧虽然心中百般不愿意，但还是将张润娥带到了国外。
顾维钧对张润娥很客气，他带着张润娥在美国街头闲逛，向她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不愿和张润娥住在一起，他拜托好友将张润娥寄宿在费城一对非常慈祥的德国老夫妇家中，希望这对老夫妇可以为她补习英文，他独自一个人去纽约上学去了。
在国外的一年间，每次见面，顾维钧费尽口舌说这些大道理，而张润娥总是一言不发。直到19，顾维钧提出两人离婚时，张润娥深感婚姻无望，只能点头接受，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
为了堵住双方父母的嘴。顾维钧让张润娥手抄了四份离婚协议，寄回国交给双方父母。就这样，两人“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
离婚之后，顾维钧回到纽约继续学习，194月被唐绍仪推荐回国，担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的秘书，这份工作持续的时间很短。
之后唐绍仪将自己的女儿唐梅介绍给了顾维钧，两人在天津频繁约会，196月，顾维钧和唐梅结婚。
与之前有名无实的婚姻相比，这次被各方都看好的婚姻也给顾维钧带来了巨大的收获。首先唐梅是位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子，不仅与顾维钧在感情上和思想上都高度契合，还在外交应酬上给予了丈夫鼎力支持。
唐梅还给顾维钧生了一儿一女，顾维钧可谓事业和家庭双丰收。
可是在1910月，唐梅在丈夫无法分身之际，替他参加华盛顿和费城同时有两个重要的外交盛会，就在她在返回的路上不幸染上了流感，因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在回到华盛顿两天后就去世了。
妻子离世，顾维钧伤心欲绝，但还是决心以国事为重，决定出使巴黎。在这个时尚之都，顾维钧邂逅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黄蕙兰。
1910月，顾维钧与黄惠兰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婚礼。黄蕙兰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甚至连顾维钧都自叹不如。她活跃于国际政坛，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凭着青春和财富，赢得掌声一片。
不过这段男才女貌的婚礼只维持了39年，最后两人还是以离婚告终。
1959年，72岁的顾维钧与54岁的严幼韵结婚，婚后相亲相爱。
她和顾维钧之间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两人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
顾的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1985年，顾维钧以97岁高龄在纽约辞世。
纵观顾维钧的一生，仕途坦荡、名声光辉、姻缘天作，不可谓不华丽精彩。他的经历一向被称为“男人的终极梦想”，而这一切的背后除了他的个人才华，更少不了几位夫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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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还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1888年，顾维钧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
顾维钧3岁就入了私塾，在私塾里读了7年书。这为他打下了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
有一次，顾维钧生病了，家里请来名医张云骧为他治病，一来二去，张云骧和顾维钧的父亲便熟悉了。
张云骧见顾维钧面相不俗，且聪颖过人，认定他日后必有出息，便主动提出，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张润娥许配给顾维钧。
张云骧是上海滩的名医，家底不薄。而且医生济世活人，名声也不错。顾家一合计，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于是，顾维钧和张润娥就定下了娃娃亲，此时的顾维钧年仅12岁。
后来顾家没落后，顾维钧中学毕业后，父亲想让他经商，岳父张云骧极力阻止，表示自己出钱资助他上学，为此还卖掉了部分祖产。有了岳父的资助，顾维钧自费赴美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然而书读得越多，见识越广，顾维钧也对他早年的包办婚姻越来越不满。
有一次，他去拜见岳父张云骧，当岳父让女儿张润娥出来见他的时候，张润娥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非常失望失望，也产生了退婚的想法，但是顾父认为这是负义之举，以绝食相逼，顾维钧只能答应如期举行婚礼。
婚礼当天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所有人都欢天喜地地庆祝着，却没有人在乎过这两个年轻人的感受。
顾维钧为了躲避和妻子同房，竟然躲到了母亲的房间。母亲也没办法，怕把事情闹大，让人知道了看笑话，于是她还是选择袒护自己的儿子，让顾维钧在自己的屋里过了两夜。
到第三天夜里，顾维钧不得不入了洞房。但他还是对张润娥敬而远之。他死活不肯和她同床。
张润娥也知道顾维钧根本不喜欢她，她默默坐在床上，看着顾维钧对他说：“这大床是为你而设的。”张润娥沉默半晌，温柔地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以睡在沙发上……”
后来顾维钧回美国之前，父亲对他说，你一定要对张润娥负责，他是张家独女。顾维钧虽然心中百般不愿意，但还是将张润娥带到了国外。
顾维钧对张润娥很客气，他带着张润娥在美国街头闲逛，向她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不愿和张润娥住在一起，他拜托好友将张润娥寄宿在费城一对非常慈祥的德国老夫妇家中，希望这对老夫妇可以为她补习英文，他独自一个人去纽约上学去了。
在国外的一年间，每次见面，顾维钧费尽口舌说这些大道理，而张润娥总是一言不发。直到19，顾维钧提出两人离婚时，张润娥深感婚姻无望，只能点头接受，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
为了堵住双方父母的嘴。顾维钧让张润娥手抄了四份离婚协议，寄回国交给双方父母。就这样，两人“以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
离婚之后，顾维钧回到纽约继续学习，194月被唐绍仪推荐回国，担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的秘书。
之后唐绍仪将自己的女儿唐梅介绍给了顾维钧，两人在天津频繁约会，196月，顾维钧和唐梅结婚。
与之前有名无实的婚姻相比，这次被各方都看好的婚姻也给顾维钧带来了巨大的收获。首先唐梅是位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子，不仅与顾维钧在感情上和思想上都高度契合，还在外交应酬上给予了丈夫鼎力支持。唐梅还给顾维钧生了一儿一女。
可是在1910月，唐梅在丈夫无法分身之际，替他参加华盛顿和费城同时有两个重要的外交盛会，就在她在返回的路上不幸染上了流感，因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在回到华盛顿两天后就去世了。
妻子离世，顾维钧伤心欲绝，但还是决心以国事为重，决定出使巴黎。在这个时尚之都，顾维钧邂逅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黄蕙兰。
1910月，顾维钧与黄惠兰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婚礼。黄蕙兰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甚至连顾维钧都自叹不如。她活跃于国际政坛，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凭着青春和财富，赢得掌声一片。
不过这段男才女貌的婚礼只维持了39年，最后两人还是以离婚告终。
1959年，72岁的顾维钧与54岁的严幼韵结婚，婚后相亲相爱。
她和顾维钧之间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两人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
顾的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1985年，顾维钧以97岁高龄在纽约辞世。
纵观顾维钧的一生，仕途坦荡、名声光辉、姻缘天作，不可谓不华丽精彩。他的经历一向被称为“男人的终极梦想”，而这一切的背后除了他的个人才华，更少不了几位夫人的功劳。
奈何思想观念过于传统的张润娥太认死理，未能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只能说，这样的结局，是时代的悲剧。#情感点评大赏#
本文昨天讲到端方死后嫁女，欲将“毛公鼎”作为嫁妆，袁世凯家未敢接受这国宝重器，因而将鼎以三万两白银扺押给俄国道胜银行。无奈典押到期端氏后裔无力赎回，鼎遂成为道胜银行物品，后道胜银行歇业时又将毛公鼎转押给北京的大陆银行。
行文至此，面对毛公鼎的如此尴尬的命运和波折，国人无不唏嘘不已，然而英美及日本人却认为这是他们攫取我稀世珍宝的好时机来了。此时一位叫辛普森的英国记者表示愿出资5万美元购藏毛公鼎，委托端方生前结拜的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合。可是此议一出立刻舆论哗然，中国各界人士纷纷声言，决不允许让毛公鼎这件国之瑰宝流失海外，否则将会愧对祖先和后人。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忧心如焚，他极力促成中国的一些实业家购买，在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变卖家产买下了这件国之重宝。
叶恭绰何许人也？他何以要变卖家产购藏毛公鼎呢？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以金石、书画名世，其父精通诗、书、文，受家庭熏陶喜爱书画。而叶恭绰作为中国的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具有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特征，以收藏明代宣德炉而有名。
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后任交通总长兼交行总经理等职。早年他曾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闻名遐迩的中国画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画社会团体。抗战时避居香港以卖字为生，期间与张大千、吴湖帆和黄宾虹等书画家交往密切。解放后他历任北京中国画院第一任院长、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务。
叶恭绰变卖家产购藏毛公鼎后，将这件国之瑰宝一直密藏在天津的寓所，到抗日战争爆发，紧急将其运往上海的家中珍藏。由于战争形势急转日下，叶将毛公鼎迁移到上海仅4个月，日军便占领了上海。来不及再转移的情况下，便密藏后匆忙逃往香港避难。
香港避难的叶恭绰始终忐忑不安，日本人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也一直在寻找毛公鼎的下落。就在叶对毛公鼎安危寝食不安之时，上海又传来一个既难堪又紧急的消息。
那是叶有一个贪图其上海财产的姨太太潘氏，在避难到香港时她却执意留在上海，欲伙同她的情夫准备霸占其财产，威胁叶不同意就将毛公鼎的秘密告诉日本人。为保毛公鼎安全叶一边假意答应潘氏要求，一边电告西南联大任外文系主任的侄子叶公超，让他火速赶往上海设法保住毛公鼎。叶公超赶往上海转移密藏了毛公鼎，但潘氏见如意算盘落空便向日本人告密，闯进叶家逮捕了他。
叶公超面对威逼利诱始终不说毛公鼎下落，虽然严刑拷打守口如瓶。日本人将消息故意传到香港，叶恭绰心如刀绞、左右为难，一边是情同父子的叔侄之情，一边是将临劫难的国之珍宝，都不可以轻易割舍。受尽折磨的叶公超将生死置之度外，托看望的妹妹带出便条：誓死不屈服日本人淫威！嘱托仿造一件赝品交给日本人。最后叶家交出赝品青铜器后，加上重金保释放关押拷打50来天的叶公超被放出来。
一年后，叶公超在日本人逐渐松懈时，将毛公鼎安全运往香港交给了叔父叶恭绰。他又开始了另一段艰难相伴的历程。
香港不久沦陷，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遭受监视，在一位德籍友人帮助下，携毛公鼎返回上海。处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不愿出任敌伪官职的他10多年坐吃山空，已陷等米下锅的窘境，加之怀抱这随时可能引爆的毛公鼎如同炸药，也为生计不得巳将其转让给一位商人，条件是战争结束后必须将国宝上交国家。
这位发国难财的商人接受条件仅以300两黄金收藏了毛公鼎。
后来“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是否是从这位商人手中收缴的毛公鼎，这位商人到底姓甚名谁，却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题。
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在主编的《国宝大观》中似乎是给了答案：“抗战事起，鼎移存香港。后因日寇进攻香港，恐在战争中失落，被运到上海，为商人陈克勤所得，旋后为陈泳仁出巨资购得。抗战胜利，陈氏以一代重器，献之于政府。”
这件国宝于1948年随同南京博物院的众多文物一起被运到台湾，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行文至此、一路述来，多亏这些爱国人士的维护保全，才不至使国宝流失海外，真正是善莫大焉！#微头条日签# #国宝里的故事#
汪伪政权建立初期，是南京和重庆互相搞暗杀特务活动的高峰期。即便如此，周佛海仍然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
例如，顾祝同的岳父家住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夫妇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思，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
当时，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在上海，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佛海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先生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
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重庆方面的这一回答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初期到最后，他们一直坚持“暗中布置”之办法。因此，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
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
段运凯是段褀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二人迁居上海。
初期，周佛海通过段运凯找杜月笙，通过李北涛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当然，这些都没有成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佛海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
从这时开始直到胜利，周佛海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是通过军统的戴笠、程克祥、彭寿。
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朗西就介绍了程克祥、彭寿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克祥、彭寿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程克祥、彭寿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
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程克祥、彭寿被释放出来。
周佛海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样、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程克祥自重庆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还有周佛海母亲、岳父在息烽的照片。电台先是架在上海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思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抗战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战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之军事人员。
1945年初，当周佛海计划将上海搞为不设防城市时，顾祝同也来电望周积极进行。因为三战区靠近沪杭地区，本来设想顾将接管沪杭。因此，周都寄予很大希望于对方。张子羽就多次表示这样的意见:将来最快进入上海的肯定是顾祝同，因此周佛海大有作为。
张子羽还替周佛海拉胡宗南。胡宗南派驻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洪复礼，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张向周说情，周即将洪保释出来，以后洪即与周联系。洪提出：胡宗南希望共同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伪政府沪杭地区与西北物资交换问题。但终因胡宗南所处地区与上海相距太远，这条线没有什么发展。
除了这两个主要关系以外，在此时期，周佛海还发展一些新的关系，其中主要有刘百川。刘百川是抗战前周在江苏省任教育厅长时期的老部下，由陈立夫派到上海与周联系的，以后又来往于沪渝之间。但这条线因受戴笠排挤，也没有什么发展。
另一个人是罗宝，又名罗教植，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是从三战区屯溪来上海的，一直由周资助掩护。
还一些老的中统关系，如马元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由周保释，并资助他回重庆。有名的吴开先，也由周佛海打通川本芳太郎的关系，由日本派飞机送往重庆，让他“相机”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意见。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诱降，一直到1945年初，周佛海还通过周作民派了朱文雄去重庆，因已接近胜利，也没什么发展。
周佛海和亲信罗君强、杨惺华曾经谈起，在和重庆勾结中最担心的有三方面：
第一，中间人是否可靠，是政治掮客，还是真想做点事的人。
第二，来接头的关系，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军统与中统、中央与地方等关系复杂。
第三，重庆当局是否可靠?是否出于一时利用?
为了拉拢关系，王揖唐把青楼女子收成“干女儿”，让老婆送到王克敏门上去，满足老色鬼的淫心。
王揖唐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将“无耻”进行到底的一位。
1948年9月10日，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的刑场上站着检察官、法警等人，远远地望着……
王揖唐哭喊：饶命啊，请蒋总统开恩，我已是71岁的老人，让我自己老死吧，别枪毙我了！
执行的狱警鄙笑着：什么样的犯人都见过，像这样死到临头还大哭大嚷的，不多。
王揖唐还在哭喊，声音传得很远，枪声响了，哭叫声戛然而止。
王揖唐从1907年任清朝兵部主事，至1948年9月被枪毙，一生经历过多次惊涛骇浪，每次都能安然度过。
他从光绪帝、宣统帝至大清灭亡，北洋时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宦海沉浮，他驾一叶扁舟，从容而渡。
直到1928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他，他从此躲避津门，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政客生涯，做起失意的寓公。
但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先是东北丢失，紧接着又是华北，蒋介石政府开始重视一些老政客，王揖唐又是日本通，蒋介石便想听听他的意见。
他和曹如霖一起上庐山，与蒋介石讨论国事，随后蒋介石重新启用王揖唐。王揖唐再次步入政坛，1935年12月他名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
可“七七事变”以后，他在北平公开投敌当汉奸，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等职。
“行政委员长”王克敏比王揖唐小两岁。为了拉拢关系，王揖唐把青楼女子收成“干女儿”，让自己的老婆亲自送上门去，当了王克敏的“小妾”。
王克敏是汉奸中出名的好色，因而掏空身体，形如枯槁，眼睛怕光，人称“王瞎子”。王克敏收到绝色佳人，很是受用，差点折了老腰。
王揖唐又天天安排老婆带着“干女儿”到处买、买、买，变相行贿王克敏。
“贤婿”王克敏也识趣，给他安排实权职位“内政部长”，哪知王揖唐胃口更大，要王克敏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救济部”（方便捞钱）。
王克敏很为难地说：救灾是个临时工作，怎能设置永久性部门？王揖唐大怒而去。
虽然王克敏最终作了妥协，委任王揖唐为“赈济部”总长，但两人的关系有了暗伤。
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后，王揖唐又任伪考试院院长，后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由于他贪腐严重，伪政府逼他辞职，他在台之前，将这些机关里的公款财物席卷一空，连办公用品和伙房的粮食都不放过，令汪精卫大骂其无耻。
王揖唐还有惊世骇俗的无耻理论，他说：我从前清混到现在，做人和做官的经验敢说不弱于谁，照我的看法，无耻二字也颇不易得，无论如何，无耻也是做人的手段之一。
他接受审判时大闹法庭，公开指责法官何尘焯：你不配审我，华北沦陷时你在我手下任职，我是大汉奸，你是我的部下，那么就是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大汉奸的道理。你赶快回避吧，换别人来审讯。
这番言论博得满堂彩，旁听之人鼓掌叫好，法官好不尴尬。
不管他如何胡搅蛮缠，后被河北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南京最高法院复判为死刑。
他临行前，在刑场上张嘴无耻的大嘴直喊“饶命”，更令人觉得他肮脏的一生倍加无耻。
王揖唐是标准的有才无德，他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进士，与状元刘春霖同届。
刘春霖高中状元后，曾公派留学日本，但在官场一直很失意。
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后，立刻就想拉拢刘春霖，伪总理郑孝胥（交通银行的字就出自他手）几次出马，都遭刘春霖的拒绝。
王揖唐投敌后，利用同届之谊，跑到刘春霖家里当说客：“日本人请让你当北平市长。”
刘春霖一口回绝了王揖唐，还大骂王揖唐是个“没有骨头的东西”。
王揖唐被骂后，心生恨意，他知道刘春霖爱书如命，暗中指使日本宪兵抄了刘春霖的家，将其家中珍藏的书籍、字画全部没收。
刘春霖原本就有心脏病，眼看着自己收藏的许多孤本和字帖被抄，急火攻心，一下就撒手人寰。
王揖唐被执行时，狱警极鄙视他，连开七枪，送“无齿老儿”归西。
茫茫人世间，苍天放过谁？#历史趣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