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1月，英国工兵戈登拎着一把手枪在苏州城里到处寻找李鸿章，扬言要与他决斗，无奈之下，李鸿章躲到城外的一只小汽船上，一连十来天，都不敢下船去往苏州城里，只在船上处理军务。
戈登，是“常胜军”的指挥官。
这是一支中外混编的雇佣兵队伍，最早是在1860年的时候由一个叫华尔的美国人组建而成，当时的名字叫做“洋枪队”，顾名思义，全是洋人，清一色的外国装备，洋枪洋炮，靠着帮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挣取酬劳，以上海市为据点，活跃在长江三角洲一带。
到了1862年，洋枪队背后的金主清政府将其扩编，规模上一下翻了一番，名字也改了，叫做“常胜军”，这当然是因为，有了洋枪队的武器加持，李鸿章的淮军在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几乎是屡战屡胜，也正是靠着这一时期对太平军作战积累起来的军功，不惑之年的李鸿章开始展现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和魄力，逐渐摆脱曾国藩幕僚的身份，由地方干起，又迅速走向全国层面的政治舞台，到了1870年，做到直隶总督。
往回说。
改名常胜军之后，在当年的9月份，华尔在浙江慈溪同太平军的一次交战中不幸去世，为此，当地的清政府官员还特别表示了对他的嘉奖，不仅是因为他在镇压太平军中的表现，还因为，他在上半年，加入了中国籍。
华尔去世之后，常胜军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期间虽然由一个法裔的军官领导，但他的行事作风实在是差强人意，且不受清政府的节制，甚至到了公然抢夺淮军军饷的地步，这一波诡异操作，直接导致李鸿章对常胜军的干预，由他本人亲自下令，让戈登担任常胜军领队，当时，距离戈登来到中国，只有两年，但他与李鸿章，已交情颇深。
戈登其人，出生于一个英国炮兵将领的家庭，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就使得他在行为上同亡命之徒的华尔有着巨大的反差，他身上的骑士精神，和他所表现出来的管理能力，正是李鸿章欣赏他的原因所在。
1863年春天，李鸿章率领淮军围攻苏州，戈登带领常胜军随行。
当时，苏州是太平军主力忠王李秀成的大本营，淮军开始围困苏州之后，李秀成从天津前线急忙赶回苏州，把守城的重任交给了爱将谭邵光，自己又匆匆返回了天津。
谭邵光忠心耿耿，誓与苏州城共存亡，从淮军围城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人在城在、城失人亡的最坏打算。
然而，苏南地段，紧挨着安徽，这就导致谭邵光的八位部下将领中，有一多半都是安徽人，还和合肥的李鸿章是同乡，有了这个前提在，李鸿章便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从内部分化瓦解太平军，以图不战而胜。
在这个关键当口，李鸿章派遣已投降淮军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前往苏州城中秘密会见谭邵光的部下将领郜永宽，以清廷二品武官的职位许诺，担保其投降之后的人身安全和荣华富贵。
这些安徽籍的守将，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攻城之初就心怀异志，此时，面对李鸿章的说客程学启开出的丰厚条件，果断心动了。
只不过，为了日后约定的条件能够兑现，将信将疑的郜永宽提出让英国人戈登做保，在戈登同意之后，双方折箭为盟，纳降开始。
几天之后，以郜永宽为首的8位将领果然合谋杀害太平军主将谭邵光，打开苏州城门，让李鸿章的淮军进城，然而，毕竟是太平军的高级将领，郜永宽还是留了个心眼，他只允许淮军接收苏州城的一半，另外一半，则依旧是由太平军屯军，等到李鸿章允诺的条件全部兑现，太平军以全员整编纳入淮军体系之后，郜永宽才会交出另外一半的苏州城。
这一留有后路的操作，直接为郜永宽后来的身首异处埋下伏笔。
淮军幕僚程学启认为，郜永宽这么做，摆明了不是实心实意的想投降，这样的人，即便是后期归顺之后，也是军队上的一大隐患，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摆个鸿门宴，将淮军的将领诓骗过来，全部杀掉，永决后患。
可李鸿章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认为：
“自古以来，杀害已经投降之人，都是不详之事，而且，这样做的话，只会激起太平军的愤恨，往后嘉兴、常熟的太平军就更加难打了。”
程学启接着反驳：
“如果今天我们不杀他们，那说不定哪天，可能明天也可能后天，他们就会砍了我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不剃发，不解散部队，没有这样投降的道理嘛！”
反复思量后，李鸿章听从了程学启的建议，在城东一处埋伏淮军，又请来8名太平军将领赴宴，趁着宴会的间隙，8名将领全部被杀。
不仅如此，李鸿章和程学启还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将全部投降的太平军分散合围起来，数万名士兵，全部遇害。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驻扎在苏州城外的戈登惊讶不已，极其注重契约精神的他，认为李鸿章的做法完全是背信弃义，小人的做派，他寻找到郜永宽的尸首，抱着他痛哭流涕，认为自己对不起他，随后，他拿起自己的左轮手枪，满城寻找李鸿章，与其决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