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野麾下有18位军长，分别是谁？
林彪作为四野的总司令，位高权重，曾统领过100万军队，麾下更是将才无数，曾有18位军长追随着他。
那么这18人到底是谁呢？
其实早期的东北野战军整编为12个主力纵队，后来才合编成四野军。
在最巅峰时期，四野军约有150万人，共分编成18个军，各军任职一位军长，在这些人当中有部分是国民党投靠过来的将才，部分是老党员和立下赫赫战功的猛将。
他们分别是：
李天佑，担任38军首任军长。于19在广西临桂县六塘乡出生，后来加入我党，参与百色起义，被编入红七军。凭着广西人的血性，一路东征西讨，参加过四渡赤水、攻陷娄山关、飞越大渡河等战役，都干出了大功劳。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李天佑带队血战三所里，还把美国大兵给拦截在松骨峰痛击，打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仗，振奋了军风鼓舞了士气。当时彭德怀就开心的称李天佑统领的部队是“万岁军”。
刘震，第39军军长。19出生于湖北孝感。入党后参加过红军长征，曾率领军队参与榆林桥战争、陕北崂山战役等。到了解放战争，刘震追随林彪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解放战役，打得国军接连败退，是军队中有名的虎将。
韩先楚，担任第40军第一任军长。19出生，湖北黄安县人氏。在独树镇战役中一鸣惊人，被赋予重任，之后又在榆林桥和崂山战役中，打出不错战绩。据说，韩先楚精通战场兵法，有着自己的指挥技巧，在解放海南战役上，他拥有旋风司令的美称。
吴克华，41军第一位军长。籍贯江西戈阳县。先是加入工农红军，再入党。参与过长征和赣东赣北等战役。解放战争中，吴克华发挥出色，在塔山阻截战中一举成名。随后带军参加解放衡宝、广西等战争，给新中国建立，做出杰出贡献，获授中将军衔。
万毅，任42军军长。1907年出生，籍贯辽宁大连，满族人。当年，年轻的他参与过南京保卫战，但遭遇日军猛烈攻击，全军覆没，唯独他侥幸生存。之后还被蒋介石抓过，也顺利逃脱。1938年，万毅同志正式入党，在后来各大战役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是实至名归的好军长。
洪学智，43军军长。1913出生在安徽金寨。抗战时期，在百团大战中做出贡献。解放战争中，洪学智还参与了各大解放战役，被国家授予上将军衔。
邓华，任44军军长。他是湖南林县人。参与过多次反“围剿”战役，跟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担任红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后来，还负责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深受领导器重。
黄永胜，任职45军军长。曾是陕甘宁联防军旅长，而且是林彪非常器重的亲信之一，在“四大金刚”之列。解放后，获授予上将军衔。
詹才芳，46军军长。1907年出生，湖南黄安县人。早年前参与“黄麻起义”，前前后后又参加过诸多战役，立下战功，获得林彪赏识，提拔为麾下军长。
梁兴初，担任47军军长。江西吉安人，参加过红军长征，以及诸多战役，有“梁老虎”之美称。
贺晋年，担任48军的军长。19出生在陕西安定县，是早期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土革阶段，担任游击骑兵队的副队长，然后提升为工农红军团长，师长，最后到军长。
钟伟同志，担任49军军长。湖南平江人，之前叫钟步云，后改为钟德泰，最终定名为钟伟。跟随红军长征后，战功凸出，担任过东北野战军12纵队司令官，后来成为49军军长。
曾泽生，任50军军长。他出生在云南的大兴镇。参加过禹王山战役，在滇军里面非常有名。后来，辽沈战争中，曾泽生不辱使命，当上国军第六十军的军长。后来，意识到革命重要思想，毅然反戈，投诚我党，获任50军军长。
张轸，51军的军长。这位将军也是从国军里投诚过来的。早年前，他受过高等教育是个难得的大学生。就读过河南省陆军学校，与不少军阀是校友。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张轸带着2万余国军，深明大义在金口地区宣布起义，大喊打倒蒋介石，毅然加入了我军。
王劲修，担任52军军长。出生于晚清光绪二十九年，就读过黄埔军校第一期和长沙讲武堂。是老蒋培养的军官人才。为此老蒋还专门把王劲修调到前线，负责打击红军部队。后来，王劲修在湖南一带惨败，联合陈明仁和程潜等宣布起义，转而协助红军投身到解放战争中。
除此之外，还有53军军长陈明仁，54军军长丁盛等，都深明大义，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
#孝感头条# “老师，您不能插队！”中午在学校食堂进餐时，一位老师在自己所教的学生的谦让下刚刚站到队伍中，就被后面的学生“批评”，老师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好不尴尬。
这是位于孝感市交通西路的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学生食堂出现的一幕。据悉，这所学校今年上半年换了校长后，食堂“顺理成章”地换了餐饮公司，学校执行上级文件，中小学校不能开办教工食堂，说是为了“防止”食堂腐败。于是，学校的教工食堂取消了，改成学生第二食堂，老师和学生共同进餐。
这所学校规模不小，全校有约60个教学班，另外这所学校旁边还有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加起来，大约有80个教学班级，两校共用一个食堂，有点拥挤，那上午最后一节课和下午最后一节课大约80名老师，进餐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老师和学生共同进餐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老师和学生都挤在一起，难免会出现一些尴尬……。有的老师说，我只想上课后，有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吃个饭，好好休息一下，现在这样一改，没有心情到学校食堂进餐了。为了避开学生进餐高峰，要么早点去进餐，要么上最后一节课后就不去食堂进餐，到外面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餐。
有的老师想不通，单独办一个教工食堂，就像原来那样，老师并没有多吃多占，跟外面的东西价格也差不多，怎么就变成了“腐败”了呢？无论办还是不办教工食堂，这学校食堂“腐败”的锅老师们绝对不能背！
联想到前年有一次到上海，参观上海市位于黄浦区的一所非常著名的老牌重点中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学校负责人介绍学校情况时，谈到学校关心关爱老师，学校不仅有教工食堂，而且办得非常好。一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就是每天早上上班早于7：30到校的老师，免费提供早餐。在这样的学校工作，真的是太舒心了，让老师们不卖力工作也很难，这恐怕就是人家学校办得好的原因之一吧！
学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关心老师，老师们以饱满的工作激情回报学校，这不就是和谐学校应该有的样子吗？想到我们孝感有这样一所学校，为了防止学校食堂“腐败”而取消教工食堂，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1928年7月，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率先进行缩编，取消了军团与军的番号，整编为13个师，共25万人。顾祝同的第9军被编为第2师，顾军长变成了顾师长。
然而，缩编裁兵的实施，遭到地方军阀的消极对抗。谈判桌上摆不平的，必将付诸武力。1929年1月编遣会议不久，桂系便公开采取了对抗行动。当时桂系控制的地盘以两湖为中心，以两广为依托，触角已延伸到华北。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的第4集团军总部设于武汉，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却是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亲蒋派。2月19日，李宗仁以“武汉军分会”主席的名义，越权将鲁涤平免职，改任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同时派两师兵力由武汉进入长沙，将鲁涤平赶往江西，控制了湖南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湘案”。
“湘案”的发生，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索。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命令监察院调查“核办”，一面军政双管齐下，秘密策反桂系将领，同时调兵遣将，部署军事讨伐桂系。
3月27日，蒋介石一声令下，三路大军进攻武汉。顾祝同率第2师由蚌埠出发，沿皖西、鄂东向武汉前进，在太湖、潜山一带停留。其间，顾祝同不无忧虑地对左右说：“我们要兢兢业业，白崇禧的部队可不好对付。”
白崇禧是桂系中最能打的，向来能征善战，素有“小诸葛”之称。尽管白崇禧并不在武汉，但桂系起家的有“钢军”之称的第7军驻守武汉，令顾祝同不敢不防。顾祝同小心部署，谨慎作战，直到部队到达湖北新洲、黄陂之间，突然有下属来报：“桂军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已阵前倒戈！”
“倒戈？会有这种事？”喜讯来得太突然，而且似乎毫无理由，以致顾祝同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当时他没有想到，桂系将领的战场倒戈，是蒋介石策划瓦解的结果。当他最终相信这一事实后，顿时大喜过望，立刻问：“胡宗铎、陶钧呢？”
手下报告：“已向沙市、宜昌撤逃。”
顾祝同大喜过望：“好，立即下令，全速前进！”
此时，桂军因李明瑞在孝感倒戈，很快陷入被动，只好放弃武汉，分头撤退。蒋军进入武汉后，继续追击。时逢川军刘湘响应蒋军，由西向东夹击桂军，桂军军长胡宗铎、陶钧被迫通电下野，残部全部投降，桂系集团军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进入武汉后，顾祝同的“死对头”刘峙升任第1军军长兼武汉绥靖主任，第2师划归刘峙统辖，顾祝同心中十分窝火。
年底，唐生智联合石友三等举兵反蒋。12月2日深夜，倒戈将军石友三调集数十门大炮，隔江炮轰南京。蒋介石急电武汉，命令第2师前往南京。顾祝同率部火速赶往南京，参加讨伐唐生智、石友三的战争。
1930年1月，石友三重回蒋介石帐下，唐生智通电下野，顾祝同因功得以让他的第2师脱离第1军建制。随后，顾祝同又率第2师参加中原大战，战后被蒋介石提升为第16路军总指挥，不久后又升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洛阳行营主任，掌管军事大权。
紧接着，顾祝同又兼任江苏省主席。不过，顾祝同并未高兴太久，他的儿女亲家兼老部下赵启录卖官丑闻曝光后，舆论为之大哗，矛头赫然指向顾祝同，顾祝同只好将赵启录撤职查办。可事情没有就此完结，不少要员进而要求，不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顾祝同也应受到惩罚。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将顾祝同召到南京官邸，责问一番，决定撤销其江苏省主席一职。
蒋介石毕竟视顾祝同为亲信，在将他免职的同时，立刻令他赴抚州就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北路军总司令”，也算是让他体面下台。到达抚州后，顾祝同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的北路军以陈诚的第18军为主力，而陈诚当时势头正猛，遇事总是越级直接向蒋介石请示，
蒋介石也时常直接指挥陈诚和其他各军，直接掌握军事部署，弄得顾祝同这个总司令形同虚设。闲极无聊，顾祝同就整日和赵启录等高级幕僚打牌聊天，打发时光。
顾祝同心里虽有抱怨，但从不流露，对蒋介石所有安排始终恭谨从命，百依百顺，毫无怨言。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始终将顾祝同纳入心腹之列。
自从东征陈炯明起，顾祝同就在何应钦麾下任职，与刘峙、钱大钧、蒋鼎文并称何氏门下“四大金刚”。何应钦乃蒋介石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但通过两次东征和北伐，何应钦在黄埔军中声望日隆，一向低调做人的他，也有了些居功自傲的心态。
1927年8月，在桂系倒蒋时，何应钦为掌握黄埔军权，与桂系一唱一和，对蒋介石实施逼宫，致使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复职后，首先“入壁夺符”，悄然赶赴徐州，进入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令免去何应钦第1路军总指挥之职，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将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卫队全部撤走。何应钦受此打击，不得不对蒋介石俯首帖耳，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由于两人之间互有所倚，表面上仍然合作密切。
后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蒋、何的同床异梦，让顾祝同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不能有悖于何应钦这位老上司；但另一方面，他看出何应钦不具备取代蒋介石的实力，自然更加不能得罪蒋介石，因而行事处处小心。靠着所谓的“忠心耿耿”，顾祝同深为蒋介石所信任。
1928年，在二次北伐中，被寄予厚望的顾祝同，被张宗昌、孙传芳联军打得大败，这也导致他一度成为刘峙的部下，差点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中，何应钦为第1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以顾祝同的第9军和刘峙的第1军为主力。两军沿津浦路北上。刘峙的第1军担任津浦路正面攻击，顾祝同的第9军担任津浦路左路攻击。
在最初与直鲁联军张宗昌的交战中，顾祝同和刘峙协同作战，势如破竹。在临淮关，两军开始与孙传芳部接触。然而攻占临淮关后，顾祝同与属下师长分析战局，认为：“孙传芳的兵力布置情况不明，突前怕会吃亏。”
顾祝同一向谨慎，又是第一次指挥3个师大规模作战，唯恐出现差错，在与师长们再三商量、斟酌后，他终于下令：“部队后撤！”结果部队后撤时，遭到张宗昌、孙传芳联军的追击，顾祝同部受了不小的伤亡，后撤成了溃败。
就在顾祝同后撤之时，刘峙却在乘胜前进，并在长淮卫与孙传芳的部队遭遇。凭着连战连捷而高涨的士气，刘峙部再度一战而胜，占领了蚌埠，抢占了头功。在顾祝同的第9军后撤60公里时，刘峙的第1军却前进了20公里。
何应钦本来认为顾祝同作战能力强，作风稳健，比刘峙更具备统率部队的能力，有意培植顾祝同，拟将第1、第9两个军归顾指挥。然而通过此次战争，何应钦发现顾祝同优柔寡断，果敢不足，谨慎有余，非统率大兵团作战的将才。于是改变初衷，令顾祝同的第9军归刘峙指挥，而此后顾祝同的升迁也总是在刘峙之后，顾祝同只能扼腕惋惜。同样的，由于表现欠佳，当时的蒋介石，相比顾祝同，明显更信任和重用刘峙。
二次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的口号，对军队进行缩编。1928年7月25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1集团军率先进行缩编，取消了军团与军的番号，整编为13个师、2个独立旅、3个炮兵团，共25.5万人。顾祝同的第9军被编为陆军第2师，顾军长变成了顾师长。然而，缩编裁兵的实施，遭到各军政派系的消极对抗。谈判桌上摆不平的，必将付诸武力。1929年1月编遣会议不久，桂系便公开采取了对抗行动。
当时桂系控制的地盘以两湖为中心，以两广为依托，触角已延伸到华北。桂系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总部设于武汉，然而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却是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亲蒋派。
1929年2月19日，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越权将鲁涤平免职，改任何健为湖南省主席，同时派两师兵力由武汉进入长沙，将鲁涤平赶往江西，控制了湖南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湘案”。
“湘案”的发生，成为了蒋桂战争的导火索。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命令监察院调查“核办”，一面军政双管齐下，秘密策反桂系将领，同时调兵遣将，部署军事讨伐桂系。
3月27日，蒋介石一声令下，蒋军三路大军进攻武汉。顾祝同率第2师由蚌埠出发，沿皖西、鄂东向武汉前进，在太湖、潜山一带停留。
其间，顾祝同不无忧虑地对左右说：“我们要兢兢业业，白崇禧的部队可不好对付。”
白崇禧是桂系首领之一，向来能征善战，素有“小诸葛”之称。尽管白崇禧并不在武汉，但桂系起家的第7军驻守武汉，令顾祝同不敢不防。顾祝同小心部署，谨慎作战，直到部队到达湖北新洲、黄陂之间，突然有下属来报：“桂军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已阵前倒戈！”
“倒戈？会有这种事吗？”喜讯来得太突然，而且似乎毫无理由，以致顾祝同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当时他不会想到，桂系将领的战场倒戈，是蒋介石策划瓦解的结果。当他最终相信这一事实后，顿时大喜过望，立刻问：“胡宗铎、陶钧呢？”
“已向沙市、宜昌撤逃。”“好，立即下令，全速前进！”
此时，桂军因李明瑞在孝感倒戈，很快陷入被动，只好放弃武汉，分头撤退。蒋军进入武汉后，继续追击。时逢川军刘湘响应蒋军，由西向东夹击桂军，桂军军长胡宗铎、陶钧被迫通电下野，残部全部投降，桂系集团军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进入武汉后，顾祝同的“死对头”刘峙升任第1军军长兼武汉绥靖主任，第2师划归刘峙统辖，顾祝同心中十分窝火。
当然，尽管不如刘峙，但是顾祝同在蒋系将领中的地位还是极为靠前的。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黄埔学生军随即改编为第1军，蒋介石亲任军长。在第二次东征凯旋后，顾祝同先任第2团中校团副，旋即升任第3师上校参谋长，接着又晋升为第3师少将副师长。当时的蒋介石本人尚羽翼未丰，后来在军界走红的诸将领此时不过是蒋的嫡系第1军中的连排长，大多数尚是大头兵。而顾祝同早早就当了副师长，成为蒋系骨干。
顾祝同的职务长期被刘峙压一头，让他如芒刺在身。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刘峙认为蒋介石回不来了，将宝押在了何应钦身上，而顾祝同则面见宋美龄，表示一切服从。如此一来，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后，自然开始重用顾祝同，而反感打压刘峙了。
在中国空军史上，参加抗日战争空战，打下过日本飞机的人，在国民党空军中大有人在；参加过中国人民空军志愿军，在朝鲜上空打下过美军飞机的飞行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也算得上群星闪烁，但先后参加过这两次战争，而且都打下过敌机的人，却只有一位。
他就是邢海帆。
刑海帆祖籍是四川闽中。在他高中将要毕业时，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约几个同学准备到延安从军，后又在报上见到国民党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没想到，在几千名应征者中，最后他入选了。
1937年10月，邢海帆作为黄埔第3分校的学员穿上了军装，先受严格的陆军训练，然后到航校学习飞行。先后3年多的紧张训练，邢海帆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到美国进行深造。在美国学习一年之后，被选留在印度的中国航校任教。
在他再三地要求下，他被调入中美空军混合团3大队28中队任分队长。
1944年12月31日，中美空军发动了大规模空中进攻战役，决心摧毁日军在华中的空中力量。邢海帆作为分队长，带着4架P-40战斗机去执行最危险的地面攻击任务，被称为“钻火网”。
他们顺着长江飞到武汉，加大速度向徐家棚机场俯冲而下。邢海帆说：“我看见停机坪上有20多架日机盖着蒙布，高兴得大叫起来。此时日军发现了我们，地面高射武器打得满天火光，在天上织起一片火网。我不管那么多，第一个俯冲下去钻进火网，对准第一架飞机就猛打。我看见日机中弹起火，便稍拉起机头又瞄准最后一架敌机猛射，也打着了火。在通过敌停机坪的瞬间，我把6捆18颗炸弹一气全扔了下去。当我拉起飞机，回头看地面已是一片火海。再次通过机场上空时，我的飞机被热浪冲得摇摇晃晃。回到机场上才知道我的飞机中了几颗敌弹，幸未击中要害。”
一天之后，我又带队攻击武昌的南湖机场。这里的日机都藏在马蹄形的掩体里，必须大角度俯冲才可能击中。但我们还是多次冲进火网，我又击中了两架敌机。可是这回我的飞机中了14发子弹，勉强飞回机场。
在以后进攻上海、洛阳、孝感等地的机场时，我又在空中击落敌机一架，并击毁地面敌机多架。在抗日战争中，我击落击毁的敌机一共8架，击毁敌火车头20余个，炸沉敌舰船几艘。”
由于邢海帆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他得到中、美两国的多枚勋章奖章，还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的荣誉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这位战功赫赫的国民党空中骄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愿意在内战中向人民开枪，便借奔父丧、结婚、探亲等理由请长假，后又从战斗部队调到航校任教，避开内战前线，他的行动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
1948年3月，通过地下组织的帮助，他辗转来到解放区。邢海帆说：“我到解放区时，只剩下身上穿的一条短裤、一件衬衫，是真的无产阶级了。”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邢海帆生先是在航空学校任教，培训新飞行员，后又调到在北京组建的第一支空军战斗飞行部队任代理队长，担负保卫政协第一次会议并组织领导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任务，作为带队长机，第一个架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在中国空军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邢海帆作为志愿军空军一员，要与曾是他教官和同学的美国人作战了。
1951年岁末的一天，邢海帆作为副团长，带着6架飞机在清川江上空巡逻。他发现海边有两个黑点，说了声“下去看看”，随即俯冲而下。靠近才看清是两架美国F-80战斗机，贴着海面向南返航。
邢海帆冲着长机就冲了过去。敌机发现邢海帆，就突然转弯，想摆脱追击。邢海帆也跟着猛拐，但速度太快，眼看就要冲过头。他急中生智，把飞机变成倒飞，接着按下炮钮，当即把敌机右翅膀打掉一半，敌机变成火球栽向地面。
邢海帆把飞机改平后，又立即对准敌僚机3炮齐发，打得敌僚机拖着黑烟飞不多远也掉了下去。邢海帆几十秒钟之内，以熟练的飞行技术，干净利落地打下两架敌机，在志愿军空军中传为佳话，也使他成为中国人民空军中唯一一位既受过美国训练，又得过美国勋章，还打下过美国飞机的人。#军事##历史#
为什么为农村的土地不能丢？大家都知，广东深圳、广州拆迁拆出了很多“亿万富翁”，二三十年前他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哦。
武汉黄陂区，位于武汉西北角，曾经隶属孝感，后又划归武汉市管辖。
面积：2261平方公里，人口：115.16万（）；别名：木兰故里；方言：黄陂话。著名景点：木兰山，木兰天池等；新景点：清凉寨、锦鲤沟等。
武汉最西北的蔡店乡离武汉市区也就八九十里地，具体多远也说不清，因为武汉三镇不知以哪里为中心，不好算，不远不近。但近二十多年已经开发了新旅游景点清凉寨、锦鲤沟等景点。以前山旮旯几乎找不到老婆，现在景点旁边村里男子娶的老婆却是县城“下嫁”来的，变化实在大。
随着城市化，黄陂农村的都跑武汉市区去买房，最差的也要到市与区交界的盘龙城去买一套，农村的小洋楼平时基本没人住。没办法，农村娃想讨到老婆，必须在城里必须有一套房，否则只能“打光棍”了。
地是越来少了，大城市扩张很快，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更快，三五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州天河区二十多年还是农田，现在是最繁华的地段，房价贵的十多万一平米。但天河区已经没啥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续发展潜力有限。广州人普遍预测广州后期潜力巨大的可能是黄埔区、南沙区，因为这两区地多。
武汉发展慢一点，但再三五十年，城市扩容、产业外迁应该也到黄陂了，那时地就值钱了，所以千万别把地丢了。
＃武汉
1955年起至1964年，全军授衔，前前后后共评出开国将帅1614人，3万多名其他校官，但他们中同时获得“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三枚一级勋章的，仅仅只有144人。
如，上将吕正操因为1937年10月从东北军加入八路军，大革命时期空缺，故授予八一勋章；上将李天佑虽然抗战时担任343旅代旅长，但1938年底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直到1944年春才回延安，所以抗战时期他的独立自由勋章只能授予二级。
而罗厚福在1955年授衔时只是一名大校，却是1266名大校中唯一一个拿到”三枚一级勋章”的大校，位列144人之一。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他的资历：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过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政治委员，红军第二十八军营政治委员，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并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二、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 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大队长，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
三、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
鉴于他的革命资历与功勋，在1961年晋升为开国少将。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人的授衔，似乎更为奇特，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的同时，却一枚勋章也没有获得。这真是耐人寻味。
他是谁？他就是1961年又晋升为开国少将的徐介藩。
徐介藩，黄埔三期毕业，1926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作战参谋、科长，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8年回国，担任了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建国后，又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参赞，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朝战结束后，他又担了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主任。#将帅风云录##开国将帅轶事##解放军开国将军轶事#
1930年2月，周总理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鄂豫皖边区的工作。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大别山区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和三支红军的领导，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学问分享官#
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22日，在短短的26天时间内连续向鄂豫边特委发出5次指示信及决定。同时，周总理亲自逐个与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干部郭述申（孝感人，首任特委书记）、许继慎（六安人，红一军军长）、熊受喧（英山人，黄埔三期，红一军政治部主任）谈话，希望他们到鄂豫皖边区使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得到迅速地贯彻。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总理对大别山革命老区斗争的重视程度以及周密细致的求真务实精神。
周总理统一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和崛起，随后在短矩的两年多时间里即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后来还指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使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第二支红军长征部队成为“北上先锋”。#历史冷知识# #黄冈头条#
中国医疗器械黄埔军校
深圳安科，诞生于1986年的深圳蛇口。
其背后股东是中科院下属公司深圳科健公司与美国安捷伦公司。
安科几乎是整个深圳医械行业的孵化地。
由于中科院的背景加持，作为当时深圳最早拥有博士后流动站的科技公司，从创立之初就招揽了一大批高学历人才。但也因各种原因先后出走，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同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安科系，这个名称一度就是深圳医械行业的代名词。
安科系著名的公司
有迈瑞医疗、理邦仪器300206、宝莱特300246、开立300633、美德、安健、瑞孚泰等公司。其中的迈瑞300760更越升为医疗器械中国市值第一股，七位曾是安科老臣的创始人徐航、李西廷、成明和、张巨平、严萍宜、聂彤等人也被尊称为迈瑞七君子。
迈瑞上市后大股东徐航也离开了亲手创办的企业，开发了后来在深圳赫赫有名的豪宅项目深圳湾1号。而被称为黄埔二期的迈瑞，其先后离职创业人员也裂变出了普门688389、雷杜、微点、帝迈、华声、麦科田等企业。在深圳与安科系有关的医疗器械公司有近二百家左右之多，不过可惜的是安科自己却衰落了。
，安科被南京季氏三兄弟旗下的丰盛建工收购，但前景不容乐观。季氏的兴趣在资本市场，虽然其旗下的丰盛控股607曾在-三年间在香港市场有着市值暴增230倍的传奇神话。然而，并购虽然能带来大量的资产，同时也会带来大量的负担。糟糕的经营状况以及债务危机等令丰盛系风雨飘摇。
，安科的母公司科健000035也被江苏海安严圣军的天楹环保借壳。科健的投资眼光与战略布局在业界还是很被称道的，其曾是中国最早投资锂电池、光通信等项目的企业，可惜因为各种原因结果并不如意，令人唏嘘。
回到正题
实际上除了深圳，全国还有很多医疗器械的圈子与集散地。比如以输液针闻名的江西进贤、内窥镜的安徽桐庐以及低端耗材河南长垣yuán。其他医疗器材之乡还有扬州头桥镇、湖北孝感、江苏的徐州和常州等，共同构筑了中国医疗器械的半壁江山。
我国在中低端医疗器械产品的产量现早己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疗器械的生产基地。但竞争也愈发的激烈，现在从业者不约而同的将医疗器械的突破点聚焦在高端医疗器械、零部件、新材料以及国产替代上。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分级诊疗建设推进，医疗器械产业技术能力的进步与这两年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医疗器械行业还有很长一个阶段处在黄金发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