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浅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性。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我国出现了很多新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仰韶文化和东方的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得名于考古人员在今天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一个史前聚居地。
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精美绝伦的陶器，这种陶器一般被涂成三种颜色，白色、红色和黑色。
正统的仰韶文化似乎在公元前1600年或1500年左右结束，但是这种文化在一些更偏远的地区继续存在，其中最为知名的地方是甘肃，可能持续到公元前 700 年左右。
这种彩陶的遗迹已在我国的广大地区被发现：河北、山西、河南、陕西至甘肃；新疆也发现了一些碎片。
这种文化的人住在靠近河流和小溪的村庄里。他们有各种形式的房屋，包括地下住宅和动物围栏。
他们不仅从事一些农业活动而且还有驯养的动物。他们的工具是石头和稀有的骨头标本。
金属当器具在在这一时期晚期才被人们发现并应用。
他们将死者埋葬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些地方发现了彩绘陶器，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使用粗糙的灰色陶器，可见彩色陶器在当时的重要性。
在彩陶文化逐渐被人们熟知之后，总有些西方国家的考古学家喜欢将仰韶文化的陶器与西方的彩陶进行比较。
他们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相近的是多瑙河下游盆地和突厥斯坦阿瑙的陶器。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巧合，但那些傲慢的西方人总是用各种毫无权威性的证据说中国的彩陶器具出现在西方之后，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将印欧人视为该文化的始祖。
这种说法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进行佐证，所以想要弄清这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最好的方法一定是让时间来证明。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在我国北部和西部山区蓬勃发展，而在我国的东部平原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如今被人们称之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发现地于现在的山东省，在1928年才被发现，其特点是出产质量极佳的黑陶，并且同样不含金属。
陶器表面抛光却没有仰韶文化那样的漆面，而且大多没有装饰，最常见的装饰就是用利器在上面切割的几何图案。
考古人员在龙山发现了很多灰陶，根据研究结果推测，这是龙山人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
在西方人眼中，龙山文化的人和近东“泰尔”的居民一样，居住在早期定居点废墟上反复建造而成的土丘上。
在这种情况下，考古人员根据遗址和开采出的器具推测，龙山人是长期定居在今天的山东省。
他们的房子是泥土的，并且村庄四周都是泥墙，可能是为了抵御一些当时的野兽。
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化流传于今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其陶器的一些标本远至河南、山西。
这种文化在我国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600 年左右，有明显证据表明在南方的持续时间更长。
由于在近东也出现了具有类似特征的黑陶，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据称带来彩陶的移民之后，它已被另一次移民引入远东。
由于典型的黑陶仅限于华东平原，这一理论并未被普遍接受。
如果它是从西方传入的，考古人员应该在在中国西部也能找到相当数量的陶器。
因为普通的黑陶是陶窑中特殊温度的产物，对古代人而言，烧制这种东西应该不算很难，所以黑陶几乎随处可见。
然而，正统的龙山黑陶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陶器薄而精美，而且极具东方元素。
所以和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尽管一些西方考古学家绞尽脑汁的想将龙山文化和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龙山文化是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
对我国的史前文化而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两个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坐标”，这两种文化都曾被视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
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成为了考古界的热门课题，尤其是对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更加重要。
这两种文化都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也是西方考古学者为何极力想要和仰韶文化沾边的原因之一。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让全世界认识到我们作为文明古国的底蕴，而龙山文化更是加深了世界对我国远古文化的认知。
参考文献：从文化到文明化——仰韶文化百年历程及其文明化成就[J]. 魏兴涛.华夏考古,(04)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历史影响[J]. 毛曦.文博,2001(05)
试论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标准及相关问题[J]. 王宜涛.文博,1990(04)
中国考古学. 刘莉;;陈星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论龙山文化的传播[J]. 傅道津.东岳论丛,19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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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基著《悦读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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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垣唐代李石夫妇合葬墓
选自《文物》10期，山西大学文博学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
2002年7月,在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新建西街的扩建工程中,发现唐代砖室墓一座。发现时墓葬已被工人扰乱,县文物博物馆立即派工作人员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陶俑和唐代武周时期墓志铭等文物,墓葬编号2002M 3。
一 墓葬形制
襄垣县城地处襄垣盆地中部,浊漳河北源纵贯盆地,地势平坦。2002M 3的墓葬位置在襄垣县城新建西街,因工地客观条件限制,仅发掘了墓室,未能对墓道进行清理和钻探。墓葬为带墓道的单室砖墓,方向为北偏东15°,墓葬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近甬道处宽1.1、深3.95米,形制和长度不明。墓室内用青砖沿墓壁砌“凹”字形棺床,高0.25米,仅在墓门口留宽0.8、长1.1米的墓室地面。棺床和地面均以砖错缝平铺(图一)。
墓葬早年水浸,积有0.3米厚的淤泥层,发现时又受到严重扰乱,墓主人骨架及葬具无存,仅见少数骨骼残块,故无法辨认其人数、性别及葬式。墓室地面放置青石墓志1合。随葬的陶俑多被破坏,位置被扰乱,散于墓室各处。
二 随葬器物
1.陶俑
文吏俑 2件。泥质灰陶,通体涂白彩,但大部分脱落。模制,人物体态丰满,立于圆形底板之上。头戴冠,身穿交领宽袖及地袍服,足穿云头履,双手拱于胸前。M 3∶1、2,高36厘米(封二∶1;图二)。
武士俑 4件。泥质灰陶,模制,通体涂白彩,大部脱落。分为2式。1式2件,头戴兜鍪,肩披披膊,身着过膝长甲,甲身系胸索,腰系带,下身着裤,足穿靴。右手叉腰,左臂上屈,作持物状,双脚“丁”字形立于圆形底板之上。M 3∶3、4,高56厘米(封二∶2;图三)。
2式2件,1件头缺失。头戴兜鍪,上身穿圆领小袖衣袍,下身穿裤,足穿靴,立于圆形底板之上。双手握于胸前,手心有孔,作持物状。M 3∶5,高39.5厘米(图四)。
女侍俑 4件。泥质灰陶,模制,通体涂白,原有彩绘,头发黑彩,帔帛绘红色圆点,嘴唇涂朱等,但大部分脱落。女俑头梳丫髻,穿圆领小袖及地衫裙,肩披长帛,帔帛右端搭盖交于身前的双手垂于膝下,足穿云头履,立于圆形底板之上。面容圆润,体态丰满。M 3∶7～10,高27.5厘米(封二∶3;图五)。
男侍俑 4件。泥质灰陶,模制,通体涂白彩,大部脱落。头戴胡帽,帽似两片缝合而成,
正中留有缝缝。上身穿圆领小袖衣,下身内穿裤,外围似兽皮缝缀的短裙,足穿靴,双腿分开立于圆形板之上。陶俑面部五官紧凑,似为少年胡人,右臂横屈胸前,手作握物状,似乎为牵马(驼)俑。M3∶11～14,高26厘米(封二∶4)。
牛车 1件(M3∶15、16)。泥质灰陶,手制,通体涂白彩,大部脱落。牛前后腿分立于两块圆角长方形底板上。牛角残,低头,短腿。牛车由车舆和车轮组成,车舆长方形,卷棚顶两端翘起,前高后低。舆底板前端两侧和下部正中留有穿木辕及木车轴的圆孔。车轮圆饼状,中心凸起为车。牛体长26、高13厘米;车舆长16、宽13、高21厘米(图六)。
马1件(M3∶17)。泥质灰陶,模制,通体涂白彩,大部脱落。勾首,分缨,剪鬃,束尾,背置鞍鞯。四肢及底板残,残断处露支撑铁骨。长41、高35厘米(图八)。
骆驼 1件(M3∶18)。泥质灰陶,手制,通体涂黄彩,大部脱落。勾首,双峰,背负囊,囊分左右两部分,囊外挂三个陶瓶和一个陶盒,用黄泥粘接。四肢及底板残。长34、高12厘米(图九)。
鸡 1件(M3:19)。泥质灰陶,手制,通体涂白彩,大部分脱落。鸡冠残,昂首站立于圆锥形底座上。长11、高13厘米(图七)。
（文字模糊省略）
人面鱼身俑 1件(M3∶20)。泥质灰陶,手制,通体涂白彩,大部脱落。
李石墓所出双人首蛇身俑和人首鱼身俑,徐苹芳先生曾根据《大汉原陵秘葬经》书中的记载,认为此类物应该定名为“墓龙”、“仪鱼”。已有一些考古报告在报道此类随葬品时,使用了这两个名称。这两种俑在长治唐墓中均有出土,是长治地区唐墓的重要特征。对照《大汉原陵秘葬经》,长治唐墓出土墓龙、仪鱼的形制、位置,与书中所载有某些差异。长治唐墓墓室中心位置多放置墓志,葬具或尸骨多位于墓室西侧,按《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所记载的明器放置位置和墓葬实际情况对比,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变化。由表一可以看出,在长治地区的唐墓中,仅墓志摆放位置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两类俑(包括其他俑)的摆放位置则较为随意。可见《大汉原陵秘葬经》对随葬品情况的记载与唐代有较大差距,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唐到宋、元,随葬俑类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能探索清楚这种变化的轨迹,无疑是很重要的。
绘图:畅红霞
摄影:张庆捷
执笔:郎保利 刘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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