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头条#今天去了盐山新的蔬菜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菜市场批了些蔬菜。在外面看，整体建设挺不错，外面道路挺宽敞，里面道路也挺宽敞，可能因为是刚刚搬迁，管理还没有步入正轨，整体显得还是有些凌乱，店铺门口堆积的很乱，并且还有好多店铺写着出租，但整体比老批发市场好太多！
今天我批发了白菜，土豆，洋葱，又买了些其他蔬菜，价格如下：（每斤）
白菜：1.5元，批发价格已经翻倍了，说是昨天还0.8元呢！
土豆：两种，一种1.4元，一种1.1元，我买的前者。
洋葱：两种，白色的1.5元，紫色的1.8元，我买的后者。
以上都是批发价格，买的比较多。后面这些都是零售价格：
生菜：3元，
尖椒：8元，
线椒和杭椒：都是15元，
白萝卜：2元，剩下的不多了，按1.5元给我的，白萝卜市场基本都没了。
蒜：买了一袋，十斤，35元。
秀珍菇：一袋，四斤，15元。
金锣猪肉：后腿和五花都是23元。
可能受河北疫情的影响，今天卖白菜，洋葱和土豆的都很火爆，价格也都有所上涨。来这里批发最好多问几家，对比一下，有的每斤也会差一两角呢。
民国时河北农民与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生活水平比较
1930年清苑县11村调查的原始记载。据500家农户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平均每家一年的饮食费为126.3元，其中用于粮食114元，占90%；用于肉类3.9元，占3%；用于蔬菜1.8元，占2%；用于调味品6.6元，占5%。由此可见，清苑农民的饮食消费9/10用于粮食，不但很少吃肉，蔬菜和调味品也很少。《河北省清苑县事情》也载道：“除一年三节（指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引者注）外，平时食肉者颇少，所食肉类以猪肉最为普通，牛羊肉次之”。又说到，“调味品中最主要的为盐，此外有酱、花椒、姜、糖等，但用之者极少”。老农的回忆说，村里一般人家没有吃炒菜的，家家腌一缸萝卜，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还吃一些北瓜、茄子、韭菜、葱等时令蔬菜，以及野菜。平时改善生活，拔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最好了。能吃葱沾酱的多是富农户。
据调查记载，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不仅以粗粮为主，30年代以后甘薯还在粗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麦子不敢多吃，要拿到市场上以细粮换粗粮，一般二斗小麦能换三斗粗粮。贫农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对河北省盐山县的调查，农民的营养量都大为不足，据估计，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
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
冯玉祥将军关于旧中国清苑农村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对冀中农民的饮食留下生动的印象：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考虑到冯玉祥的家庭至少当属中等生活水平，十年只吃一次荤席，可见当时一般清苑农家的饮食状况。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按1930年11村统计，居住与生产用房合计，地主每户平均15.19间，而贫农则平均每户3.5间，雇农更少，仅2－3间。平均起来，每户5间多一点，这大约是中农家庭的房屋数量。
冯玉祥将军随父亲初迁至清苑时，是这样描绘他们住房的：“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觉的土炕及做饭的地锅以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他又说道：“成块地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里，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
晚清以来，许多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农村卫生环境之恶劣深感愕然。E.A罗斯形容中国北方乡村环境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顶，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 。
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