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国民党军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六军团第18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于黔东江口地区与主力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于11月19日由桑植地区出发,实行长征。
萧克回忆说:“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一路上,红二、红六军团以灵活的作战行动,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山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
红军到达黔东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的预定任务,但预定在黔东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设想却难以实现。红军刚刚到达石阡、江口地区,国民党“追剿”军十五个师就陆续围拢而来,同时,这一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山大谷深,也不利于部队久留和进行运动战。基于此,军委分会于1936年1月9日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部队休整七天后,于1月20日开始西进。为了迷惑敌人,保证部队顺利渡过乌江,贺龙等人精心设计了“龙摆尾”的战术,指挥部队先是挥戈南下,进入余庆县境,于21日在龙溪口附近突破国民党军第23师的防线。
1月24日是农历丙子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的炮兵、重机枪部队为前锋,经红灯堡、水绞占领瓮安县城,红六军团进驻猴场,国民党保安团弃城逃走。红军在瓮安期间,适值春节,由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六军团都曾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后,积极了解百姓疾苦和熟悉当地实际情况,加强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和力度,在瓮安县书写标语,开群众大会,积极开展宣传和打富济贫活动,给群众分猪肉、盐巴、土地等,和老百姓一道过了一个热闹的“红军年”。
红军随后转兵西进,连下洗马河、龙里,以多路纵队直趋贵阳。蒋介石曾经在指挥部队堵截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时,被毛泽东的兵逼贵阳搞得晕头转向,怎么也想不到贺龙也会再施佯攻贵阳、调虎离山之计,认定贺龙这次是要真攻贵阳,急调堵截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急赴贵阳,使得乌江沿岸防御力量骤减。但遵义方向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却准备南渡乌江,截击红军。
贺龙再施巧计,率部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疾进,摆出要经息烽北渡乌江的姿态。蒋介石断定红二、红六军团是要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乌江北取遵义,于是又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有利时机,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歼灭守敌两个营1000人,袭击修文,于2月2日从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将国民党军各路“追剿”军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乌江之后,2月4日克黔西,6日占大定,9日取毕节,迅速地实现了战略展开。在黔、大、毕地区,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很快开展了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贺龙为革命委员会 ,陈希云为代 ,朱长清为副 。
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也随之建立。红军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