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说：“我这一辈子遇过两次狼，见过两次鬼，现在我感觉自己要不行了，可是还没有一本能拿的出手的作品，真是枉为人也。”他老婆嘲笑他道：“你不如去开养鸡场，还可以吃几个鸡蛋，十年写出什么了，没一点成果。”
老婆的嘲笑，无疑让陈忠实心里难受，的确，他和路遥、贾平凹都是陕西的作家，路遥凭借着《平方的世界》一举成名，贾平凹也有《废都》获奖，而他什么像样的作品都没有。
已经44岁的他感觉到生命的流逝速度太快了，如果不写出像样的作品来，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陈忠实想：自己从15岁上初中二年级开始迷恋文学至今，虽然也出过几本书，获过几次奖，但倘若只是如以前那样，写写发发一些中短篇小说，看似红火，然而没有一部硬气的能让自己满意、也让文坛肯定的大作品，那么，到了50岁以后，日子将很不好过。这种“不好过”，乃心理压力，乃一个作家特别是专业作家将要承受的心理和责任的压力。倘没有一部硬气的作品，不说对世人交待，关键是，如何对自己交待？陈忠实此时的心境，确实有一些“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况味。
有一天晚上，他与《长安报》记者李东济在旅馆，一边喝酒吃桃，一边闲聊。
两人说得投机，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要创作《白鹿原》的信息。
他说，他生在白鹿原，长在白鹿原，白鹿原一定会给他灵感，自己现在已经是45岁的人，死了也就算了，可是对不起文学啊，自己爱了一辈子的文学，一个像样的作品都没有，死了还没有一个可以垫头的东西呢！
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
李东济被他的话语感动到，他觉得陈忠实这个人可以用“豪狠”来概括，他说了要写，就一定要写好。
果然，六年之后，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写了信，告诉他《白鹿原》的写作已经完成，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请何启治定夺。
最后，他还写了一句：“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了！”
编辑来取稿的时候，正好下着大雪，地上积雪足有一尺之厚。
陈忠实天没亮就起来了，大雪封路，他步行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去接编辑。把二位客人带到建国路作协陕西分会招待所住下，陈忠实说稿子还有最后的三四章需要修改，请二位编辑安心休息两天。
果然，第三天早晨，陈忠实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准备交给两位编辑。
而后，又把二人请到家里吃饭，陈忠实回忆说，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
很多年后，编辑清波回忆说：“为了写《白鹿原》，老陈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用老陈的话说就是，那阵子他不怕请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里的饭。我对老陈家的宴请没有印象，可是对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陈家这种情况的还是令人唏嘘。”
过了20天后，陈忠实从外面回家，进门之后，妻子告诉他，出版社给你回信了。
陈忠实立刻来了精神，他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竟然是高贤均！一瞬间他感到头皮都绷紧了。
等他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哎哟”大叫一声，又跌坐在沙发上。
听到这一声惊叫，他妻子王翠英吓得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
陈忠实在沙发上缓了半晌，才算缓过气来，稍稍平静，他又忍不住细读来信。
高贤均信中说：“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上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在陈忠实留下的著作中，可以看见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封建社会里女人们的挣扎，具有觉醒意识和反叛精神的青年男女……作品的创造力可见一斑。
在传出陈忠实去世的消息时，无数人惋惜哀叹：塬上曾经有白鹿，人间从此无忠实。
《白鹿原》真的成了他的垫棺之作，陈忠实可以安心的去了。
这部作品到现在依旧火爆，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且，是这本书简直就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据说，里面有大量的真实的大尺度的描写，体现了陕西的彪悍民风。
不过，因为评奖的时候，这部分被删除了，也让陈忠实感到有些可惜，不过，九三版本的《白鹿原》还是原滋原味，现在再度发行，正好可以一饱眼福，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链接，入手了！
“豪狠”的陳忠實
——《白鹿原》創作軼事
“枕頭工程”
1986年，陳忠實44歲。這一年，他清晰地聽到了生命的警鐘。從15歲上初中二年級開始迷戀文學至今，自己雖然也出過幾本書，獲過幾次獎，但倘若只是如以前那樣，寫寫發發一些中短篇小説，看似紅火，然而沒有一部硬氣的能讓自己滿意、也讓文壇肯定的大作品，那麼，到了50歲以後，日子將很不好過。這種“不好過”，乃心理壓力，乃一個作家特別是專業作家將要承受的心理和責任的壓力。倘沒有一部硬氣的作品，不説對世人交待，關鍵是，如何對自己交待？
也是1986年，37歲的路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創作，11月，廣州的《花城》雜誌在第6期刊載了這部作品，12月，北京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該書的單行本。陳忠實與路遙同在作協大院工作，都是專業作家，路遙的創作情況如果説對陳忠實一點觸動都沒有，似乎不大可能。但已經44歲的陳忠實對於文學創作有自己的體會和見解，他認為，創作是作家的生命體驗和藝術體驗的展示，別的作家的創作，寫的是他們自己的生命體驗和藝術體驗，羨慕也好，嫉妒也好，對自己的創作都毫無用處，關鍵是，要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
1987年8月，陳忠實到長安縣查閱《長安縣誌》和有關黨史、文史資料。有一天晚上，他與《長安報》記者李東濟在旅館，一邊喝酒吃桃一邊閒聊。兩人説得投機，陳忠實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要創作《白鹿原》的資訊。説到後來，陳忠實談起自己艱難、屢屢受挫的創作歷程，感嘆自己已經是45歲的人了，“死還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愛了一輩子文學，寫了十幾年小説，死了還沒有一塊可以墊頭的東西呢”。關中民俗，亡者入殮，頭下要有枕頭，身旁還要裝其他物什，這些東西，有時是由死者生前準備或安排妥當的。陳忠實説：“東濟，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丟心不下？就是那墊頭的東西！但願——但願哇但願，但願我能給自己弄成個墊得住頭的磚頭或枕頭喲！”
李東濟用“豪狠”來概括陳忠實的氣性，陳忠實覺得“豪狠”這個詞很得勁，也很對他的心思。
1992年2月，陳忠實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何啟治寫了信，告訴他《白鹿原》的寫作已經完成，修改也將於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還是出版社派人來取，請何啟治定奪。
3月下旬的一天，人文社當代文學一編室（主管長篇小説書稿）的負責人高賢均和《當代》雜誌的編輯洪清波離京到西安。二人這次出差的主要任務，是去成都，順便到西安把陳忠實的稿子拿回。
陳忠實還在鄉下收到消息，得知高、洪二位所乘火車到西安的時間是天亮的時候。夜裏，忽然下起了大雪，地上積雪足有一尺之厚。想著要接遠方的客人，天不明陳忠實便起身。積雪封路，他步行七八里趕到遠郊汽車站，搭乘頭班車進城。高、洪二位走出車站時，陳忠實已經迎接在車站門口。把二位客人帶到建國路作協陜西分會招待所住下，陳忠實説稿子還有最後的三四章需要修改，請二位編輯安心休息兩天。
第三天早晨，陳忠實提著《白鹿原》的手稿趕往城裏。在客人所住的房間裏，他把近50萬字的厚厚一摞手稿準備交給兩位編輯。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話涌到口邊：“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倆了。”但他還是把這句話硬給咽了下去。
中午，陳忠實請二位編輯在金家巷作協後院的家裏吃午飯。夫人王翠英盡其所能，給客人做了一頓頭茬韭菜做餡的餃子。陳忠實回憶説，兩位編輯很隨和，連口説餃子好吃。很多年後，洪清波卻回憶説：“為了寫《白鹿原》，老陳家的經濟瀕臨破産。用老陳的話説就是，那陣子他不怕請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裏的飯。”“我對老陳家的宴請沒有印象，可是對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個副廳級的作協副主席，家裏的狀況可以詮釋一句成語：家徒四壁。我吃飯時只記得房間墻角裏散亂堆了些空啤酒瓶，這是我看到老陳家唯一能與現代社會接軌的標誌物。當時全國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陳家這種情況的還是令人唏噓。”
大約20天后，陳忠實進城背饃回來。進家門後，陳忠實按往常的習慣隨意問妻子，外邊寄來的信件在哪兒放著。妻子説在沙發上。他過去翻檢了一下，看到一個寄信地址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拆開信先看最後的署名，竟然是高賢均！他瞬間感到頭皮都繃緊了。待他匆匆讀完信，早已按捺不住，從沙發上一躍而起，“哎喲”一聲大叫，又跌坐回沙發。
聽到驚叫，王翠英嚇得從廚房跑過來，急問出了什麼事。陳忠實在沙發上緩了半晌才算緩過氣來，給妻子報了喜訊。稍稍平靜，他又忍不住細讀來信。高賢均信中説：
在成都開始拜讀大作……感覺非常好，這是我幾年來讀過的最好的一部長篇。猶如《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一樣，它完全是從生活出發，但比《桑幹河》更豐富更博大更生動，其總體思想藝術價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將給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像力便能創作的作家上一堂很好的寫作課。衷心祝賀您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