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为了给孩子多挣点彩礼，从初一开始，晚上就出去捡烟花纸箱。
1月27日，安徽，一对老夫妻在这个新年到来之际，不辞辛苦地捡拾别人丢弃的烟花纸箱。
初一晚上去开始已经六天了，连续几天晚上都去捡。家里有个大房子，堆满了足足几百斤，不为别的，就为了给儿子结婚多攒点彩礼钱。儿子知道了，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一定要孝敬父母，父母挣点钱真的不容易。”
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现象，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土壤中。彩礼制度起源于古代的订婚婚姻。订婚婚姻制度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调“男女不遇无媒”(《礼记》)。
先秦《礼》中说:“惑时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西周这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是历代“六礼”的延续和发展。其中“纳征”，又称“纳币”、“纳征”或“纳币 ”，就是送钱，相当于现在的“彩礼”。
在古代，“六礼”是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的标准结婚程序。如果不遵循这一程序，男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不会得到承认。“纳征仪式的完成标志着婚约的结束，因此婚约具有法律效力。
在以唐律为基础的历代封建法典中，雇佣金制度一直沿用下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宋代中原地区上层人家结婚送彩礼和嫁妆的简单情况：“下定了，即旦望媒人传语。遇节序，即以节物头面羊酒之类追女家，随家丰俭。女家多回巧作之类。次下财礼，次报成结日子。”
据典籍记载，在元代，上户出聘金1两、银4两，下户无金、银3两。这说明彩礼是得到当时政府认可的。聘礼之俗受到文人们的批评，例如，元代郑介夫指出：“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
《陈留县志》记载：“婚礼量门第，较丰蔷。即小户贫家聘妇率用多金。贫不堪者，率不得妻。习俗所成，殊为未善。”由 此可见，过去中原地区贫穷人家娶妻需要送大量的彩礼，并有攀比（较丰蔷）之风。
新中国成立前的彩礼在社会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然而在订亲之前，媒人茂恒要多次来往于两家，必须最细致地商定女方的嫁妆和男方的聘金。”然后，新郎家将彩礼的一半送到新娘家，到商定结婚日期的时候，新郎家送去另一半彩礼。书中没有记述彩礼的数量，只说第一次是“由挑夫搬运这些彩礼到女家”，第二次彩礼“主要包括丝绸和其他为新娘置办的衣服料子”可见，在那个时代，富有人家娶妻要付相当数量的彩礼。
老父亲曾对我说，解放前男方家送彩礼，女方家也送嫁妆，是彩礼和嫁妆并行。越是贫穷人家，越要支付大量彩礼，而富裕人家不仅不需要送大量的彩礼，女方反而陪送大量的嫁妆。老爸说，他年轻的时候，结婚费用并不高，那时的习惯是女方陪送嫁妆而不是男方送很多彩礼。嫁妆一般不多，穷苦人家一般陪送两件新的上衣和头饰之类，只有那些家境条件好的才陪送一些家具。男方一般也不花什么钱。
聘婚制度的重大变革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婚姻法虽几经修订，正文中均无此类规定，而是规定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至此过去“聘娶婚”这种婚姻形式，才发生了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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