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陈村位于江山市西北部，物产丰富、古迹众多、人文底蕴深厚，尤以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麻糍节”和大陈面等特产而闻名。历史上的大陈村曾富甲一方，村中的汪氏一族乐善好施、重教尚学，对后代教育的拳拳之心让人景仰。如今的古村落依山而建，呈南北长条状分布，基本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整体格局——宗祠、文昌阁、仓屋、街道等公共设施分布在南面，北面以民居为主——村中的道路、学堂、老宅、碑石等犹存，更有汪氏宗祠及被合并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一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置身其村中，仿佛有朗朗的书声和阵阵的书香穿越时空传来。
据《环山汪氏宗谱》记载，大陈汪氏系唐代越国公汪华之后，六十一世祖自江西婺源大阪迁至开化，七十三世祖迁常山，其长子汪普贤“游须江至大陈，爱其山环如城，水潆如带，林木葱郁，土厚泉甘，遂挚家而居，号曰环山”。汪普贤系元末明初人，晚年时始迁大陈，由此推知，大陈的建村时间应为明代初期，距今600余年。自明以降，大陈汪氏一族一直耕读为业、诗礼传家、人才辈出，至清代时已是“烟居数百家，云连鳞次，皆其一姓，为三衢阖郡之巨族”。族中子弟“锐志书籍，蛮声艺苑，为邑西北之首望”，重教尚学之风愈盛，“家弦户诵，环山皆文章也”。清代道光初年，族中的汪膏（1799～1876）与其子汪乃恕（1865～1912）、族孙汪汉滔（1891～1963）一道把大陈汪氏的教育事业推向极盛。
汪膏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年少丧父却富有经营头脑，成人后“节于用而善于治，生息岁数倍，由是致富”。发家后的汪膏依然好学不倦，且性好侠、乐行善，凡赈贫济乏、修桥治路之类的公益事业无不慷慨解囊，又以清介自持。出任嘉定（今属上海）县丞期间，他于民丝毫无取，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环境下要家中每年寄去数千金以补亏空。兄长忧其为官所累，一再让他回乡。于是年近五十的汪膏弃官回乡，并愈加注重行善赈贫。六十多岁时，因村中宗祠被毁，汪膏带头捐金万余，还带动村人助捐，重建了汪氏宗祠，被传为一时佳话。除助建宗祠外，汪膏做了一件泽被后人的大事：创立萃文会。宗祠落成后，他出资二千余金，同时倡议族人捐资置办田产，所得租金用于族中子弟的延师求学、赶考入试之用，更亲自制订了萃文会章程，使大陈汪氏一族子弟无论贫富都能同堂而学，求学赶考均有资助，学业优异者可获奖励。汪膏辞世后，其子汪乃恕继承父志，被族人推举为萃文会经理，打理会产。
汪乃恕“生而岐嶷，性颖悟”，童年就能诵读四书五经，又被父亲授以治家理财之道。十二岁时，因汪膏去世，年幼失父的汪乃恕年纪轻轻便开始管理家业，因经营有方、生财有道成为了一方巨富。发家之后的汪乃恕秉承了父亲对公益善事的热心，对萃文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自接手之初，他就慷慨捐五十亩田产作为学产，并不断增加萃文会产业，使其田产遍及常山、开化、衢县和江山各地。此外，他扩大私塾教学规模，在衢州府中设立了环山试馆，为汪氏后人求学进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创立于19世纪后半叶的萃文会在汪氏父子的精心管理下，经过数十年投入发展，至清末民国初年结出累累硕果。汪氏后人中也俊才辈出，声名鹊起，汪汉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汪汉滔既是萃文会的受益者，也是进一步推动萃文会发展的人物。他幼年失怙，依托萃文会对族中学子的支持赴上海求学，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北伐革命，历任上海《大生报》主笔、浙江省嘉善县长、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参事、福建税务局局长等职，与孔祥熙等民国名人相厚。1942年辞职归里后，他在萃文会基础上创办了大陈萃文中学，自任董事长兼校长。中学成立当年就录取新生150名，除本县外还有衢州、常山、龙游、开化等地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萃文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班新生。学校以产业租息作为固定收入，实行成绩优秀学生享受公费待遇的制度，最盛时有十二个班级，其教学质量堪与江山县立中学媲美，为江山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6年，汪汉滔辞去校长职务，后赴台湾。建国后，萃文中学停办，部分师生并入江山县立中学，建筑相继作为江山初级师范学校、鹿溪初级中学校舍所用。从创办到停办，萃文中学的这段发展历史不仅是大陈汪氏的教育史，更可以看做中国近代教育的缩影。
除学堂外，大陈村中还有43处保存较完整的古民居，绝大部分是清代中晚期所建。大陈村的民居用材简单、装饰质朴，与汪氏宗祠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村落依山势而建，房屋分布往往或根据山体起伏，或规避山石而定，村中道路迤逦曲折，难以纵横如棋盘。民居建筑的结构也不十分规整，特别是大门由于要正对道路，常常偏离建筑中轴线。相比之下，建筑内部的格局倒相对规整，大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天井呈长条形，面积较大，青石铺就。梁架绝大多数为穿斗式，梁柱用材较细，部分规模较大的民居还有阁楼。
大陈比较典型的古民居有汪乃恕旧宅、汪汉滔旧宅和汪燧旧宅。汪乃恕生前富而好乐，热心公益事业，又节俭持家，住宅并不豪华，不过与村中其他民居相比，其内部装饰仍是最好的。清光绪庚子年（1900），汪乃恕因避乱迁居衢州，至此不再常居大陈，只在重要节日或处理产业事务时才回来，由此推断，汪乃恕旧宅应建于19世纪后期。宅邸东南朝向，四合院格局，占地面积300余平方米，并无大富之家的宏伟气势。大门设于东南角，门外为一小巷。房屋所在位置地势较高，室内地面与道路落差近一米，以石砌台阶相联。这种落差不是为了展现气势，纯粹是自然条件限制。跨入齐膝的木门槛，是面积很小的门厅，顶棚置菱形藻井，仅轮廓用木构件制作，周边装饰均为白底绘彩画。这种做法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民居中应用较多，主要见于门厅或门楼底部。自门厅往右是一长条状大天井，宽4.3米，长达12米，做法与别处不同：无论是天井中部还是四边均用长条青石铺设，而没有用卵石。卵石铺地风格比较细腻，有精致感；而青石色泽纯正，线条粗犷，给人清新爽朗之感。天井前后为厅堂，左右为厢房。因大门设在边角处，前后厅堂没有主从之分，都可以充当会客议事场所。旧宅与村中其他民居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建筑的内部装饰。阁楼栏杆由多幅长达2米多的相同图案组成，每幅图案以曲折婉转的线条做成网格，线条头部为夔龙状，末端卷曲为尾部，中间部分完全没有龙身的样子——这种做法在《营造法式》中称为夔式——图案中间为一圆形万字纹，周围以缠枝纹为饰。若干格子中还以双联环和莲花雕刻填充。整幅图案线条明朗，做工精细，远观如一幅精美的刺绣。栏杆下各柱牛腿雕刻卷草龙纹。卷草龙纹的牛腿雕刻在江山市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建筑中应用较为普遍，但汪宅牛腿的卷草龙纹构图更为复杂：其龙头位于底部，口吐莲花，仅占整个牛腿的1/4。作为草龙身躯的卷草在回卷同时又向上分出一支，往相反方向回卷，幅度更大。整个牛腿上部都充满了卷草纹，带来很强的装饰效果。在厅堂及厢房门窗上，木雕装饰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厅堂的门由六扇隔扇组成。隔扇俗称门板，是一种可移动的建筑木构件，通透的上半部分称为隔心，下半部分是裙板。中间很窄的一块木板是绦环板，常常有丰富的雕刻内容。旧宅中隔扇的隔心制作工艺与阁楼栏杆的夔式做法类似，中部以冰裂纹代替万字纹，网格中点缀凤凰、蝙蝠、锦鸡、花卉等雕饰。绦环板虽仅方寸空间，雕刻内容却非常丰富，两侧有浅雕的菊花及云雷纹，中间透雕入刀更深，图案立体感强，内容包括文房四宝、如意、瓜果、山水人物等。隔扇下部裙板装饰相对简单，仅用浮雕线条勾勒出聚宝盆的图案，厢房隔扇裙板则完全不加装饰。
汪汉滔旧宅位于村落南端，是一处园林式住宅。汪汉滔年少出外求学，五十多岁才回归故里。其住宅由两个时期的建筑组合而成，时代特征明显。建筑东南朝向，占地面积850平方米，以中部花墙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后半部分为中式建筑，系汪汉滔祖上所建，格局有些怪异，平面上恰好是一所四合院建筑沿长边中间剖开的一半，主厅堂完整，厢房与天井仅有一半。厢房处外墙为马头墙造型，两边遥相对应。造成这种建筑结构的原因往往是房屋主人在建到一半时因财力不济，不得不暂时停工，留待后人有实力时再建。汪汉滔幼时家境贫寒，祖上留给他的可能就是未完工程，他发迹后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改造设计，将其融入园林庭园中——虽有悖常理，倒也别有一番风味——这一部分中式建筑的立面为重檐阁楼式，檐柱之上的屋面滴水入天井边沟，主屋面则由金柱支撑，往内收进一个走廊的宽度，双重屋檐层次分明。建筑内部装饰非常简单，门窗已开始采用玻璃，梁架与柱用材简陋，但设计合理，实用性较强。庭园正中的花墙做得颇有特色。墙体以蓑衣顶作墙帽，横亘院中。墙两侧较低，中间陡然如一轮明月升起，墙中以圆洞为门，沟通内外。墙外侧花草繁茂，一条乱石铺就的小路通向圆门。墙体与后院主屋两侧的马头墙、重檐黛瓦构成了一幅高低有致、色彩斑斓的画卷。前院是中式园林与西式小洋楼的结合。庭院四周分别有一幢二层小楼、三处平房及门厅，均采用西式做法，通体粉刷成白色。庭院西北方有一月池，池边以乱石堆砌，清水浮萍，鱼动惊莲，给庭院增加了不少灵气。
汪燧旧宅是大陈村中建筑体量最大、整体状况与周边环境保存较好的古民居，其外观与内部均具有浓厚、鲜明的江南特点。汪燧（1845～1915）以经营布店、当铺等为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因避乱迁居衢县。其住宅建于19世纪后半叶。自村中拾径而上，十步之外便可见背衬青山，北临道路的老屋。高大雄浑又斑驳苍老的墙体与久经岁月的小巷阶石、青藤构成了一幅古朴的画面，意境悠远。建筑为二进二天井格局，中轴线自东向西分别为天井、中堂、天井和后堂。因需正对道路的缘故，大门位于第一个天井的北侧、建筑的东北角，并没有遵循按中轴线对称的原则。在建筑内部各单元布局上，汪燧旧宅也颇有特色：宅邸面阔达23米，中堂与后堂的宽度仅4.5米，天井却长13米。这种布局下的天井显得特别大，厅堂与厢房围在周边，使二进二天井格局同时具备了四合院式建筑的特点。二楼楼层高达两米多，宽敞明亮，立面上为重檐阁楼式。重檐做法与汪汉滔旧宅类似，但规模更大、气势壮观。整幢建筑的房间将近40间，容量不小，展示了中国古时大家族聚居的空间场景。
汪燧旧宅的内部装饰质朴大气，且采用了一些村中其他民居中不多见的建筑构件。檐下各柱上牛腿雕刻的内容大多为草龙，但龙头较大，线条粗犷，细部不加修饰，留空较多，与汪乃恕旧宅中的细腻风格有明显区别。厢房隔扇隔心以万字纹为饰，无其他雕刻图案点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内天井两侧走廊上部的做法：檐柱与金柱以月梁相联，月梁上以瓜柱支撑卷棚中檩，瓜柱两侧各有一虾背梁，将瓜柱与檐柱、金柱相联，曲线柔美又不失大气（檐柱与金柱之间的天花采用卷棚在民居中比较少见）。天井四角采用垂莲柱做法，两侧檐柱各有两根，分布在中部，至四角处似有柱支撑梁枋，却悬于空中，下部雕刻莲花状。垂莲柱令建筑构件更合理、科学地传递受力，既起到支撑上部结构的作用，又美观大方，还充分利用了地面空间。
大陈汪氏宗祠始建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咸丰十一年（1861）被太平军焚毁，同治癸亥年（1863）重建。虽已是清王朝垂暮之时，但大陈汪氏家族在多年苦心经营下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富甲一方。族人纷纷响应重建宗祠的号召，“有力者助钱，无力者助木”，历时四年方告竣。由于有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撑，宗祠用材、工艺都极为考究，超过了原来。宗祠建筑座西朝东，三进二天井结构。因依山而建，自大门往内的各堂渐次升高。后堂地面与大门前地面高差达2.36米。室外地面与别处不同，不用卵石铺地而用石灰岩条石铺就。据村中老人介绍，由于当地盛产石灰，这些条石是当年建祠时族人到山中捡来的，因此大小形状并不十分规整，却别有韵味。
大门三重檐造型，檐下以层层斗拱支撑。大门上方、额匾之下的区域精雕细刻，装饰极为精美。与额匾底部水平的位置上，两侧各对称分布了三只牛腿。最外侧的两只雕刻狮子戏球和狮子戏子；中间的两只一雕福星，一雕寿星，意为“福寿双全”；最内侧的两只为仰头相对的麒麟。牛腿之间的花板、横梁，柱与柱之间的挂落上无一留空，遍刻麒麟、大象、蝙蝠、凤、鹿等吉祥物，又有山水、人物、花卉、水果等寓意吉祥如意的内容，均雕工精湛、细致入微，艺术水平很高。屋檐下大门两侧各有四只牛腿，雕八仙人物。门两侧设廊，上以卷棚做顶，月梁上以虾背梁联接瓜柱与檐柱，曲线优美，又极实用。宗祠内部同样用材讲究，装饰华美。中堂有康乾盛世之风，梁柱粗硕，雕刻的彩画琳琅满目、富丽堂皇。明间的抬梁浑圆粗大，整体风格气势雄伟，在江山同时期的宗祠建筑中仅此一例，体现了汪氏家族雄厚的财力——张村黄氏宗祠、廿八都文昌宫等清代晚期的公共建筑虽然门楼、装饰、彩画同样繁缛华丽，但与清代中期建筑相比，内部梁架的用材就寒碜了许多——不过汪氏宗祠的梁架结构还是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一是立柱之上没有斗拱，直接承受檩条；二是构件加工稍欠和谐圆融之美，特别是抬梁的曲线整体比较生硬。
宗祠的戏台顶部有八角藻井，周围饰以斗拱与彩画。因岁月侵蚀，彩画已斑驳不清，拱上的描彩还能看出一些轮廓。戏台屋檐下同样以精致牛腿与花板雕刻为装饰。六只牛腿分别雕刻了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五子登科、四世同堂等民间传说，花板雕刻了曹操赠袍关云长等戏文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雕刻作品的风格与门楼上的雕刻迥然不同，即便在江山其他古建筑中也很少见。一般古建筑的人物形象雕刻大都以写实为主，人物各部位的比例比较合理。这组雕刻则有写意的特点，人物头部占了整个身体的1/4，线条浑圆，有汉代陶俑的遗风，又与佛教人物的绘画风格类似。而除了这组人物雕刻外，其他的花草、山水、动物则没有太大差异，究其原因或许是汪氏先人的偏好，也可能是制作工匠的师承有别。
在以宗族为纽带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宗祠不仅是族人祭祀祖宗的场所，也是公共活动和教育子弟之地，往往充当学校的功能。不过财力丰沛的宗族通常会在宗祠旁另建文昌阁，作为族中子弟求学之处。大陈汪氏同样在规模宏大的宗祠北面建了文昌阁。汪氏文昌阁始建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造得颇为大气。建筑占地约为宗祠建筑的1/3强，二进一天井格局。正立面与宗祠相同，也是三重挑檐屋面，但装饰极为简单，除牛腿、雀替略作雕饰外，多以实用为主。第一进有阁楼，名为奎星阁。文昌星与奎星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其中文昌星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奎星俗称魁星，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旧时多被读书人崇祀。汪氏文昌阁中又建奎星阁，既是汪氏对家族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希翼，也是民间教育文化的集中体现。文昌阁后堂装饰相对丰富，特别是檐柱上四只雕有龙狮的牛腿艺术价值较高。
大陈仓屋位于汪氏宗祠南不足二十米处，是当时贮藏萃文会田产所收谷物之处。建筑造型与一般民居相似，青砖黛瓦，但外墙不加粉刷，内部为二进一天井结构。各厢房原来作为贮谷间和工作用房。虽然总体价值一般，但一进墙壁上所嵌的一方民国时期碑石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碑石系当时的江山县公署于民国四年（1915）所立，内容与萃文会有关。民国初年，萃文会产业遍及衢州各县。由于清王朝已被终结，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社会比较动荡，汪氏家族中一些不肖子孙趁机觊觎萃文会财产，破坏会产、盗抢谷物甚至私自转让店产，见没有受到惩戒，便变本加厉、愈加猖獗。待秩序稍定后，族中管事上告，要求主持公道、追回失物、惩治恶徒。为以儆效尤，保护萃文会各地产业不受侵害，在汪氏家族要求下，相关部门在各县的萃文产业处发出告示，并刊勒上石：“为此合亟出示晓喻：凡属萃文学产，汪氏族裔不得借故盗卖或多方破坏，外人也不得私相买卖。此项产业自示之后，倘有此等情事，无论何时，准该经理人指名呈诉，提案究办，以维学务而垂久远……俾众咸知，勿违切切。”该碑刻是萃文会发展的历史物证，记载了萃文会的由来、产业情况及其职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