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巴西突发军事政变，以布兰科为首的亲美军人上台执政。谁知道，巴西军警却迅速包围了新华社巴西分社大楼，逮捕了9名中国工作人员！
20世纪60年代，巴西在拉美人民日益高涨的反美、反独裁统治斗争建立了新政府，开始实行具有独立倾向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外加和外贸的开放政策。中国和巴西在经贸和文化往来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并先后派出新华社分社、贸易展览筹备组等前往里约热内卢开展工作。
但巴西政府对内维护民族权益、限制外国资本，对外奉行不干涉和自助原则的做法，遭到了美国的妒忌。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亲美派军人和反动政客奉白宫命令发动了军事政变，一夜之间，巴西社会局势完全改变，军警到处抓人，就连到巴西参加国际会议的许多拉美和非洲国家的代表也未能幸免。而美国也趁机掀起反华浪潮，企图离间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
1964年4月2日晚，巴西军警突然包围了位于里约热内卢维尔盖鲁大街的新华社分社公寓。情况紧急，新华社分社负责人王唯真等四人意识到来者不善，他们一边与对方周旋，一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赴巴贸易小组组长王耀庭。凌晨5时许，巴西军警手持冲锋枪和警棍破门而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间谍罪将王唯真四人拷上手铐押往警局。我方四人当时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向对方表明自己是应巴西政府邀请来工作的，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军警的枪托！
另一边，得到消息的王耀庭赶忙派人去新华社分社探查情况，却正好遇到了被打得脸颊肿胀的王唯真等人被押上警车。尽管心中十分愤慨但却无能为力，几人迅速返回立刻拟好电报，但就在电报局人员取走电报不久，巴西军警也找上了他们。
9名中国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巴西监狱。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但当时的中国和巴西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外交部负责人紧急约见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请他们向其国内转达中国政府的请求：请两国驻巴西大使馆代向巴西当局查询9名中国人员的情况。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部也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致电巴西银行了解中方人员情况。
9名中国人遭到了巴西军警的轮番审讯，让他们不得不警惕的是，担任审讯翻译的竟是台湾特务。王唯真等人感到这起绑架案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果然，狐狸很快就露出了尾巴！在王唯真等人义正言辞的驳斥下，眼见审讯不出什么名堂，那名特务开口了，他说台湾方面很器重几人，只要他们发表一个声明飞往台北，明天就能获得自由。
王唯真等人当即表示，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他们一定会去，但决不是通过这种方式，现在他们宁愿牺牲在异国他乡，为了表示决心并抗议巴西军警的迫害和绑架，王唯真几人当即宣布绝食！
4月5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紧急约见巴基斯坦和印尼驻华大使，请他们以受中国外交部委托的名义，向巴西外交部提出交涉，要求巴方对中国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但巴西当局全然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并对王唯真等人施加各种毒刑，野蛮地将他们扒光罚站长达13个小时之久。但即便这样中国工作人员依然正义凛然，坚贞不屈。
巴西方面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违反了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反而继续狡辩，将在9人住处搜到的清凉油等物品说成是用于谋害巴西政治家的毒药，非要给王唯真等人扣上间谍的帽子。为了制造舆论，巴西军警还把9人带到电视直播室，并当面展示所谓的“证据”，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赴巴经贸筹备组的张宝生会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当场通过电视揭穿了巴西当局的阴谋，恼羞成怒的巴西军警再一次对9人实施了暴力。
1964年10月12日，巴西军事法庭以9名中国人在巴西进行所谓的“间谍”活动为由，正式开庭审理。军事法庭不允许9人自我辩护，只能委托律师辩护，但却拒绝中国有关部门聘请律师。关键时刻，已经72岁高龄的巴西律师协会主席平托挺身而出，勇敢地担当起为中国人辩护的重任。要知道，在当时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巴西，为中国人进行辩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平托律师不畏强暴，根据9人提供的10万多字的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写出了长达51页的辩护词，提出了182项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据，说明9人清白无辜，要求法庭立即宣布他们无罪！
另外，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17名巴西人士，也冒着风险为9人做无罪证明，巴西前总统还写了书面材料，证明中国人是他在任期间批准来巴西从事新闻、贸易等工作的。
然而尽管这样，巴西军事法庭在第七次开庭之后，还试图以强权压制真理，要求判处9人每人徒刑。
巴西当局的丑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先后有87个国家的政界、法律界、新闻界等1000多位著名人士对9名中国人表示了声援。面对陷入被动的困难处境，加之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巴西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阴谋失败，以“驱逐”的名义释放了被关押了一年之久的王唯真等人。
1965年4月17日，平托律师前往陆军监狱迎接9名中国人出狱，并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