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的评论，流露出一定的崇尚雅正的倾向。
例如评曹植云“情兼雅怨”，当是指其诗虽抒发政治上遭受压抑的怨愤，但表达得比较温厚含蓄，而且仍常流露眷恋君上的情愫，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风格。与此相反，嵇康则“过为峻切，汗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嵇康为人刚直，频致怨憎。钟嵘认为其诗也露才扬己，指斥宵小过于严峻，不够温雅。今日所见嵇康诗中此类情况不多，但如“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巘”、“寡智自生灾，屡使众衅成”、“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羲农邀已远，抚膺独咨磋。朔戒贵尚容，渔夫好扬波。虽逸亦已难，非余心所嘉”等语，仍使人感到其刚肠疾恶、落落寡合、不肯倔泥扬波、委曲求容的性格。钟嵘欣赏前一种表现，认为像嵇康那样则太直露，伤温厚渊雅之致。这种美学趣味，当然是受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这是他崇雅的一个方面。
钟嵘论雅的又一内容指诗歌语言之典雅、组织之工整、风度之雍容等方面而言。其评颜延之云:“体裁绮密，情喻渊深。
钟嵘论雅的又一内容指诗歌语言之典雅、组织之工整、风度之雍容等方面而言。其评颜延之云:“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固是经纶文雅。”便指出其诗组织细密、字句考究、多用典故的特点。又评谢超宗等:“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并引其从祖钟宪语，说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颜延之之子颜测)最荷家声”。可知颜延之的风格确是“雅”的典型。钟宪说到颜、陆体，钟嵘也说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可知陆机的风格也被目为雅的。钟嵘评陆机时虽未直接用“雅”之类字样，但说陆机“尚规矩，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所谓“尚规矩，贵绮错”，也正是组织工整之意。“贵绮错”相当于颜延之的“体裁绮密”。又评任防云:“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摧居中品。”任防与颜延之一样，是喜用典故的典型。使用古典，便易给人以典雅之感。在《诗品》关于诗人继承关系和流派的体系之中，陆机一颜延之一谢超宗等成为一系，(任防条未言其源出何人。)其缘由大致如上所述。对这一系的“文雅”风格，钟嵘是肯定的，但也指出其易于产生的缺点。评陆机云“有伤直致之奇”。过分地经营安排，规行矩步，人工气息浓重，难免缺少自然天成、妙手偶得那样的奇拔之美。又评颜延之云:“弥见拘束”，“乖秀逸”，并且说颜氏那样做犹可，才力不逮而刻意模仿者，便将陷于困跪。评任防也说其“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都指出效法此体者易产生的流弊。颜延之、任防喜用典故，固然使其诗有典雅风貌，但其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钟嵘反对动辄用事。总之，钟嵘对于陆机、颜延之、谢超宗、任防这一系的“雅”的风格，评论颇有分寸。既表现出某种肯定的态度，又指出其流弊。陆机因其才高，举体华美，故置于上品，推为太康之英;颜延之、任肪则在中品。元嘉诸子究以谢客为雄，颜氏处于辅佐地位。至于谢超宗等，只能居于下品。
与颜、陆体相对的风格，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自然”、“直寻”者，轻便秀逸者，逸荡无拘束者，便都与经营安排、典雅凝重相异。鲍照、汤惠休与颜陆雅体全然不同。《诗品》评鲍照云“驱迈疾于颜延”，便是说其诗给人的印象如车马疾驰，迥异于颜延之诗那种如士大夫规行矩步、雍容揖让于庙堂之上的体貌。又说鲍照“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这使我们想起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对鲍照一派风格的概括:“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鲍照诗情感表现强烈急迫，语言色彩浓重艳丽，形象则往往奇警耸动，总之是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刺激。此种风格犹如大红大紫，又如繁手淫声，迎合一般读者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故不但谓之险，而且称为俗。当时与鲍照并称者，有汤惠休。钟嵘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休、鲍后出，咸亦标世”。可知二人之作曾风行一时。钟嵘评汤惠休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淫靡指过分美艳，情过其才或指其诗多写男女情思。颜延之鄙薄其诗，说是“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当即指其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如同抒发男女爱恋的民歌《吴声》、《西曲》一般。鲍照也有这方面的作品，休、鲍并称，当与此有关。而这也是被目为俗的一个原因吧。又钟嵘评论沈约，说他“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也是近于俗的。“不闲于经纶”，指不擅长于典雅之制;“长于清怨”之“清怨”，当包括哀思宛转的男女之情而言。钟嵘又说沈约诗“见重间里，诵咏成音”。其诗为里巷所重，流播广泛，当与多咏男女之情的俗制颇有关系。
南朝时期，《吴声》、《西曲》不但盛行于民间，亦为不少士大夫所爱好。这些歌曲中十之八九为歌咏男女恋情，流连哀思，摇荡性情。《诗品》对此类歌谣不屑于登录，但在评鲍照、惠休、沈约时隐约反映出他们受此类歌谣影响的事实。此外评谢惠连云“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评吴迈远云“善于风人答赠”，评鲍行卿云”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也反映了那样的事实。“风人”即指民间歌谣。又评许瑶之云“长于短句咏物”，指以五言四句诗体咏物。此种诗体即效法《吴声》、《西曲》。今存许瑶之咏物诗仅一首《咏榕榴枕诗》:“端木生河侧，因病遂成妍。朝将云髻别，夜与蛾眉连。”既有民歌风味，而与女性有关，故被载人《玉台新咏》。南朝文人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风谣影响。反映在文学批评方面，《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了“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的主张，认为融会民间歌谣，有助于诗歌的流畅圆转;又认为创作诗歌，其语言风格当在雅俗之间。徐陵编《玉台新咏》，著录若干《西曲》、《吴歌》和晋宋文人的拟作。这种情况，当然是时代特点的反映。钟嵘虽不录风谣，但《诗品》中亦多少显示了一点文人受其影响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