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小说里故事话语将我们引向有趣与无趣的境界，任何一部结构复杂的小说几乎不可能单独指向某个方面，“有趣与无趣”只是我要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作者在《红拂夜奔序》中写道：“对于一本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欲里。”
对比《唐人故事》中的中篇小说《红拂夜奔》与其扩展或者说改写之后的同名长篇，孰优孰劣自不待说。《唐人故事》发表于 1989 年，当时编辑为吸引眼球多加了“秘传”两字，可以算作为最初的“误读”，中篇小说《红拂夜奔》的故事叙述是仿武侠，又有点野史的风趣在里面，说到底是一个古代游侠故事。故事原型是杜光庭的《虬髯客》（《太平广记》卷 193）：红拂女慧眼识英才、与李靖私遁，而李靖英雄盖世、功成名就，虬髯客慷慨赠兵书、远涉重洋落迹扶桑。中篇小说《红拂夜奔》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仿古情结”，受这种情结波及的有大名鼎鼎的鲁迅和施蛰存。
在长篇《红拂夜奔》里故事大概是讲当年李靖住在洛阳城里，拼命证明自己无比聪明，聪明在于能够证明费尔马定理，结果屡次受挫；等到大唐王朝建立起来（对他来说，是长安城的建成）他又拼命“装傻”，结果“不得好死”。我这么说忽视了“风尘三侠”中的另外两人，红拂和虬髯公也是主人公，一个前半生的大事是随着李靖出奔，后半生的大事是殉夫被“领导上”玩弄称为政治事件；另一个爱情失败，远涉重洋当上扶桑王，最终变成了“人瑞”。还有两个主人公：“我”和小孙，我是大学老师，整天也在为费尔马定理大伤脑筋；小孙是我的合居人。
王小波在小说里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两座城池的不同之处，洛阳城脏乱、泥泞；长安城规矩、干净。在《红拂夜奔》中长安城与洛阳城是严格对立又绝对统一的，洛阳城是别人建成让李靖活在其中的，他无比聪慧却没有一次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长安城是李靖一手建立起来的，与洛阳城千差万别，且几乎满足了李靖的一切想象力，结果却使他终身困在其中。洛阳城就是一座监禁之城，而李靖一手建立起来的长安城更是如此。“
李卫公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老年时又建立了长安城。除了外表不一样，这两座城市很相像——比方说，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下，想入非非都属非法。”对于洛阳城里的李靖来说，“想入非非”是从 downtown 到 uptown 去看看而已，不过李靖不得其门而入。他以为证明自己的聪明是一条捷径，不想挨了一顿板子，等到他把费尔马定理证明出来，只好将其画在春宫图里，然后从洛阳城里逃了出去。李靖在洛阳城里被“领导上”扼杀了创造力，对此他深有体会，不能让长安城里的人想入非非。李靖作为知识分子时需要自由的空气，一旦身居高位转而成为“领导上”，又由于这一切身不由己，他只好装疯装病。
“李卫公年轻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是聪明的，那种心境一定就如率领 着一支军队面对一座富庶的城池，急于攻进去。而到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很 聪明，又想装傻时，就如孤身一人受到千军万马的围困，哪怕钻狗洞，装 猪装狗也要逃出去。”（《红拂夜奔》）
不用脱离小说文本去寻找小说的意义，在《红拂夜奔》的结尾有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
《红拂夜奔》以“红拂夜奔”作为主体事件，几乎贯穿了小说的所有章节。也就是说，小说的每一章都涉及到“红拂夜奔”这个主题，但是却不作全景式地描绘。直到第一章末尾，才第一次出现了“逃了出去”这样的句子。然而，文本当中的静态描写和作者独语都在为“出奔”作情势上的铺叙。第一章的时间跨度已经延伸到李卫公、红拂等人逃出洛阳城之后，而第二章一开始叙述人说：“李卫公老年时生活在长安城，这是他逃出洛阳城的后果。”李卫公在第二章已经死去，红拂也紧跟着要自杀殉夫，如果以人物命运终结作为小说结束的标志，追求故事的读者已经看到了结局。本书叙述人这样做并非要故意制造“悬念”，而是有意打破常规的历史叙事法则，正如新派历史学家处理历史事件时候采取的方式。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其实只有李卫公、红拂女和虬髯公等人，而且当事人对于身外的事件表现出来了应有的“未知”，叙述人的视角补充了这一点，同时也由此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叙事模式。
《红拂夜奔》的主角寻找的是有趣，强制权力的控制致使有趣的缺失；“夜奔”之路就是一条寻找有趣的路。这条路是一条不归之路，李靖死在长安城里，红拂上吊殉夫。《红拂夜奔》的故事情节可以概括如下：
李靖，红拂身处严肃无趣的洛阳城（遭受监禁） → 遭到监禁和追捕（逃跑，向有趣出奔）→ 李靖建立人力长安城（落入更为精密的无趣和管制之中）→ 死亡（再次向无趣告别，寻找最终的有趣）
《红拂夜奔》的叙事话语带有明显的多义性，故事躲在叙述话语里面变得零零碎碎。王小波坦言小说受到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这样子说起来，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出的更为丰富人类时间概念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年鉴学派“反对那种认为历史决定论可以用编年顺序把个别偶然事件连接起来的观念，反对把个人当作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以及对充满戏剧性的‘短时段’和‘事件史’的怀疑。
《红拂夜奔》有意地增加了叙述人的分量，也就是将“我”在现代社会的遭遇细细加以描绘，《寻找无双》的叙述人“王二”的分量很轻，故事多数集中在王仙客的寻找之路上。《红拂夜奔》的“我”是一位研究员，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依照作者的观点，写作始终是要推己及人。“我（王二）可以看作是李靖的现代替身来解读小说，这种奇怪的古今对比会不时地影响读者。《红拂夜奔》运用的是多声部的集合，叙事话语则是黑色幽默，或者如他所说，怪诞。怪诞的例子俯拾即是，红拂在李靖死后，想要自杀殉夫：
她需要各种指标，首先，需要一个非正常死亡指标。这是因为长安城 里每年只能有三百人非正常地死掉，死于车、兵、水、火的都在内，毒药 也在内，只有病死老死不在内。这件事要由刑部衙门办理。管这件事的官 儿查来查去，发现各种死法的人都已大大超过了指标，只有下月上吊死的 人还有空额，所以就批准她上吊死掉。（《红拂夜奔》）
另外，《红拂夜奔》当中的“我”是个数学研究员，因而大量数学命题和数学思维进入了小说的叙事当中，小说中对于具体数字的钟情，使得小说的阅读感觉变得很怪异，其目的无非是把故事引向更加怪诞的地步：洛阳城中监视李靖的公差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导致的是一次次公差被拉去砍头；李靖和“我”证明出来费尔马定理，结果一个要出逃，一个变成人瑞。这便是作者追求的有趣的叙述——黑色幽默。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黑色幽默是狂欢文本的底色，当人们深思自己的时代时，越发觉得人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黑色幽默源于人类灵魂的震颤，因而能够深入到人们的内心引起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