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世钦（西藏水文退休人员）
【编者按】：当你读到西藏一串串水文数据的时候，你可知道这一串串水文数据背后的故事？饱含着一代又一代西藏水文人的艰辛、困苦、危难、血汗、情感、家庭，甚至是生命。每当读到杨世钦先生写的《我的西藏梦》一书中“奴下水文站的记忆”，此情此景，总是让人哽咽不止，甚至是情不自禁的泪如泉涌。
老一辈西藏水文人在交通极端闭塞，犹如原始社会般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求实、开拓进取”的无私奉献精神，就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在鞭策着我们：生活在如今美好的社会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西藏宝贵的水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又有什么理由不把西藏建设好呢！
【作者简介】：杨世钦同志，生于1943年。1965年，毕业于成都水力发电学校陆地水文专业，志愿申请到西藏从事水文工作。先后在米林县奴下水文站、仁布县奴各沙水文站、墨竹工卡县唐加水文站、羊卓雍湖地区水文站、水文局勘测队；到内地带西藏水文班学生、水文局政治处、拉萨水文大队工作过。杨世钦同志较长时间从事水文宣传工作，为宣传西藏水文精神，先后在多家报纸、杂志、期刊上，发表宣传西藏水文的文章十多万字，图片千多张。多家报社、杂志社聘用为特约记者和通讯员。
杨世钦同志于退休，退休后通过十多年的努力，整理了以前工作时写的部分文章，同时又根据以前工作的记忆，撰写了部分文章。为弘扬老西藏精神和西藏水文精神，特出版《我的西藏梦》一书。
作者杨世钦写的新书《我的西藏梦》
【正文】
水文站职工自建的雨量器
1955年 ，水文人来到奴下山沟时“一无所有”，只能借用老百姓的住房，在村庄安装一个雨量器观测降水量，在江边埋设水尺桩，两三个人住在江边的帐篷里，每天观测水位，采用接力赛的方式，把观测记载簿，尽快送到村庄，再将水情报，尽快通过自己架设的电台，发送给国家有关部门，再发至印度。
如何进行流量测验呢？在条件完全不具备情况下，只好采用浮标测流法。雅鲁藏布江在奴下段，常年江面宽300多米，水深30多米，最大水面流速3米多。在这样的河段用浮标测流，有两大困难很难解决，一是如何投放浮标？二是如何测水深？水文人借用老百姓牛皮船，进行浮标测流。
牛皮船在雅鲁藏布江中，犹如天空中的风筝，投放一两个浮标，牛皮船就被洪水冲到断面下游，水文人再划着牛皮船靠岸，用人背着牛皮船，沿江边往上游，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投放浮标，从早上到下午，用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测一次流。测水深也是用牛皮船，两个人用手提着几十公斤重的铅鱼，往水下放，进行水深测量，为了避免翻船，另一边加放石块平衡，因测水深实在费劲，且很危险，所以测一次断面，很多次测流借用，这里是冲淤变化很大的河流，断面变化相当大。
从事水文工作的人都清楚，这样的方式测出的水深、流速和流量精确吗？精度有多高？这样的测流多么费劲，多么危险。奴下水文人是多么希望，在雅鲁藏布江两岸架设一条过河缆道，用测船、绞车、铅鱼、流速仪进行测流啊！
旧西藏是农奴制度社会，残酷落后的社会制度，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老百姓耕地是二牛抬杠，犁头是一根青冈木。有的地方还是刀耕火种。因此在西藏很难找到木工，更找不到造船的木工，老百姓的船，是牛皮船，有的地方是一根大木头，中间挖一个槽。因此水文人只能自己动手造船。
通过全站水文职工认真讨论，决心自己造船。雅鲁藏布江两岸都是原始森林，船工陈世发并不是木工，他只是看见过造船，决定由他带领大家造船。
站长王承宗和职工多次骑马到林芝，找筑桥部队领导说明原因，要一些斧头、锯……钢筋之类的东西。（那时的人，思想之好，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大家相见，如同亲人一样，相互之间是那样信任，那样亲热。）也许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建设新西藏，在贡献各自的力量。
奴下水文人上山伐木，拉到江边，再沿着江边拉到奴下。上山砍下青冈木，烧木炭，再运回木炭。在雅鲁藏布江边，摆下了造船的战场。拉大锯，改木板；借用老百姓的羊皮风箱，打船钉。这场面，引来了多少老百姓好奇、观看和赞扬，他们赞扬水文人顶呱呱，了不起。通过几个月努力，第一艘水文测船终于造出来了。尽管样式不十分理想，但毕竟是奴下水文人自己造的啊！奴下水文站成为全西藏水文战线，第一个自己动手，造水文测船，并投入测流的水文站。
有了测船还需要绞车，水文人用牦牛和骡马运来的东西，只有细钢丝绳、铅鱼和流速仪，绞车只有自己想办法。于是大家又想到自己造。水文人上山伐下比较理想的青冈木，做起了青冈木的绞车架和绞车，称为天平式绞车。1966年，杨世钦同志分配到到奴下时，仍然是这样的绞车。（好像内地从水井边打水的绞车）这一年冬季，奴下开始用自己造的船和绞车，运用撑船的杆，固定测船，用流速仪测流了。水文人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高兴之余，奴下水文人又想到汛期如何测流？又是站长王承宗骑马到林芝，找到修筑川藏公路的部队，向他们求助，要粗的钢丝绳。部队领导同意给，但很粗，而且长度没有300多米长。此时王承宗想，粗钢丝绳也要，200多米也行，可以一分为二，两边靠江边可以接起来。想到奴下水文站，测流过河缆道有希望了，心里特别高兴，便快马加鞭赶回奴下。
水文站职工自建的气象观测场
如何将这200多米的粗钢丝绳运回奴下，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奴下水文站到林芝45公里，不通公路，如何办？经大家研究决定：水文站除留下观测人员外，全体出动，再雇用十几位老百姓一道，大家带上糌粑，步行到林芝，用蚂蚁搬家的方法，一人抬一节钢丝绳，一定要将这一条“巨龙”抬回奴下。就这样，近20个人，抬着一条长龙，弯弯曲曲行进在路上。吃糌粑睡路边，用几天时间把钢丝绳抬到奴下。在奴下老百姓的协助下，通过全体奴下水文职工共同努力，一条横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测流过河吊船缆道，终于建成了。奴下水文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第一次撑着自己造的测船，用自己架设的缆道测流。
在造船的同时，奴下水文人用自己改的木板，在站房后面建起了25×25平方米的气象观测场，安装上用骡马、牦牛运送到站的气象仪器，并开始气象观测。
奴下水文人，通过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神圣使命，心情无比高兴和自豪。
李子源在气象场内安装调试自记雨量器
1957年，由于中央决定：西藏民主改革暂缓进行，因此西藏对进藏人员和机构都进行大精简，同时进行了人员调整，吴瑞琛、邓善坤、杨前锋调离奴下。1958年 ，王承宗、蒋清贵调离奴下，李子源任水文站站长，奴下水文站包括船工在内只有5人。在站长李子源的带领下，坚持完成测报任务。
1958年冬天，奴下水文站多次遭到叛匪袭击和围攻，水文站5人进行顽强斗争和回击，林芝分工委，派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快马加鞭赶到奴下解围。
几天后，在得知叛匪将再次大规模包围袭击奴下水文站时，分工委命令：奴下水文人，放弃一切公家和自己财产，带上水文资料和电台，连夜撤回到林芝。水文人夜渡雅鲁藏布江，当夜叛匪不仅烧毁水文站房子，还捣毁水文测验设施。
平叛斗争胜利结束，1959年6月，水文人回到奴下，在一片废墟中，重建自己家园。大家再次住进帐篷。用叛匪烧毁的锈铁皮，在围墙边上搭一个篷，作为厨房。重新架设缆道，恢复水文测验工作。
水文站职工自建的测船
1959年，赖京恢调离奴下，杨通全的爱人，毛雁群调到奴下站工作。同年年底，从扬州水利学校毕业的陈绍良同志，分配在奴下水文站工作，这时奴下水文站有6人。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自己动手，在叛匪烧毁的旧墙上盖上木板，办公室、宿舍、仓库都在这几间房里。
1959年，平叛斗争胜利结束后，奴下山口的山坡上，设立了边防站，有一个连的部队住在这里。奴下水文人不仅多了一个邻居，更重要的是有了安全感，而且很多困难，可以请解放军战士帮助。
1960年，水文站招收藏族职工洛桑多吉为测工，1960年底，王文田爱人邓智敏进藏，分配在奴下水文站工作。当年杨通全、毛雁群两口从奴下调到山南羊村水文站工作，奴下水文站仍然是六位职工。
邓智敏1967年在奴下水文站宿舍前留影
1962年，雅鲁藏布江出现了历史特大洪水，（到目前几十年中，还没有超过这一水位）水位12.31米，（测站基面）雅鲁藏布江在奴下段，江面宽达到500多米，水文站测船，停在站房门口，测流缆道被冲毁。水位迅速上涨时，半小时看一次水位，临时水尺桩，增设好几支。这次大洪水，提醒了奴下水文人，过河缆道太低，根本测不到最高洪水流量。
为了解决测到最高洪水流量问题，在江的右岸必须要有十几米高的支架，支撑起过河缆道钢丝绳。在当时没有水泥，没有钢材情况下，只有采用木桩。可是这要多大的树啊！
为了能测到最高洪水流量，奴下水文人在站长李子源带领下，选择在断面上游，白拉村庄的山坡上伐木，为了便于把圆木拉下山，水文人沿山脊往山上寻找理想的树。经一天的选择，确定一根又大又直的松木，经大家的努力，伐倒了这根松树。为了运输方便，用了两天时间，去掉树枝和树皮，然后锯下18米长一段，小的一端直径45公分，大的一端直径65公分。这段圆木太粗太长，全站职工加上奴下村庄的老百姓，根本拉不动。这时站长李子源到边防站找到部队首长，请解放军帮助。部队派了几十名战士，水文人、老百姓，解放军战士，一共六十多人，克服重重困难，用两天时间，终于把这庞然大物拉到雅鲁藏布江边，又在大家帮助下，将圆木顺江而下，拉到断面处，再从江边拉到要埋设桩的地方。
水文人在埋设圆木的地方，挖下3米多深的坑，因当时西藏还没有水泥，填上卵石和土。在解放军和老百姓的帮助下，高高的圆木桩，在雅鲁藏布江右岸竖立起来了，能测到最高洪水流量的缆道终于建立起来。以后奴下水文站采用高水位一条缆道，低水位又架设一条缆道的测流方法。
奴下水文站每年高低水位相差10米以上，汛期水大、浪大，测流时在船上记录时，颠簸利害，无法记录，如果是下雨就更难记录。陈绍良同志建议，岸边搭一个棚子，记录的人在岸上，撑船的人带上耳机，用送话器把水深传上岸，流速信号直接传上岸，记录人一直在岸上操作，在六十年代初，能把流速仪信号送上岸，奴下水文站是全西藏水文第一。
长时间以来，水文站都是属于当地政府领导，奴下水文站属于米林县领导。1965年，经县组织部同意，请了一位藏族老百姓（索朗益西）作炊事员。1965年，从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毕业的杨世钦，申请到西藏，1966年3月，分配到奴下站。由于是当地政府领导，包括行政、经费都属当地，所以县里经常抽调水文站的人，去从事当地行政工作，水文站的人员严重不足。杨世钦同志到水文站第二天，就独自一人骑马，到米林县粮食仓库买粮食，以后三次骑马到派区、两次骑马到米林县，其中一次在路边睡一夜。
奴下水文站每次测流取沙，需要摇绞车3人，撑船一人，记录一人，炊事员做饭。没有一个人多的，包括女同志邓智敏，也得和男同志一样，测流时，75公斤铅鱼，30多米水深，摇绞车测流，一次也不能少。汛期看水位的人，哪怕晚上看3次、5次水位，都是一个人，而且白天同样参加测流和劳动，奴下水文人实在太累、太累！
站长李子源总是想，能否修建一个自记水位计，晚上不起来观测水位，即使每晚起来一次观测，水文人也会轻松一点点。为此他四处联系水泥和钢筋，通过多方联系，终于在1967年，购到两吨内地水泥和一些钢筋，准备水文站，自己建自记水位计，大家一致同意。
两吨水泥太少，要修一个能观测到较大水位变幅的自记水位计，根本不可能，站长李子源初步计算，只能修建测五米水位变幅的水位计，因此决定修建水位7米到12米的自记水位计，解决汛期观测问题。
全站职工，自觉利用工作之余，到河边用手捡小卵石，同时搬开大卵石，一锹一锹的挖下面的河沙，切一根根钢筋，同时把钢筋在石头上磨掉铁锈……自己动手挖进水沟。这些劳动现在看来是多么落后，可是在当时只能这样劳动。
第一次我们计划是浇筑内方，外面也是方形的自记井，但第一圈浇筑后，怎么也把里面的木板取不掉，最后是打坏了浇筑的第一圈。如何办？大家很为难。最后杨世钦同志提出，浇筑外方内圆的井，并和陈世发一起制作了内圆的模具。第一圈浇筑成功，以后每一星期浇筑一圈，大概用了两个月时间，将自记水位计浇筑完毕。站长李子源，为了将岸上测流记录结合一起，上面又浇筑成长方形，以后测流时，在自记水位计室内记录。奴下水文站在全西藏水文系统，第一个建起钢筋混泥土自记水位计，并在自记水位计室内，测流记录。
以前奴下水文站的气象场，是25×25米，当时观测项目多，因使用多年，木桩都腐烂了。1967年，在站长李子源的带领下，又一次新建。根据水文规范，建起15×20平方米的气象观测场。此时百叶箱的脚架、观测的木梯，已腐烂不能再用，杨世钦同志就自己动手做了新的脚架和观测木梯。
到1965年，奴下水文站在陈世发的带领下，先后造了四艘水文测船，自己造的木质天平式绞车，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初，才换用南京水工仪器厂的绞车。奴下水文人，在西藏水文系统中，创造了自己造船第一;流速仪信号送上岸第一;自己建起钢筋水泥自记水位计第一，三个第一。水文人自己动手，艰苦奋斗，不仅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同时也推动了水文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