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是立春，时在公历2月4日前后。这时天气渐暖，大地回春，标志春天来临，需要抓紧备耕工作。我国是农业大国，素来很重视立春这个节日。先后传承有迎春、打春、送春等系列民俗活动。首先是迎春，早在《礼记月令》中就记载有：是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并有祭祀太皞、芒神（即编制岁时节令管农业的勾芒神）的仪式，以祈求丰收。
在祭祀同时，天子还要亲自扶犁耕地，以示重农耕。从王充《论衡》可知，自周代已有冬季示农牛（即告示农耕早晚）之俗，到汉代才改在立春日进行。此俗是用泥做成土牛，一男一女各执耒耜，人与牛的站立位置，是根据立春到来时间的早晚安排的。如果立春日在腊月十五日前后，人就站在牛的前面，表示农事早；若立春在岁末年初、则人牛并列、表示农事正常；若立春在阴历正月十五前后则人站在牛后，表示农事晚。农民根据这官府出示的人牛位置可得知“立春”的大概日期，以利安排农活。芒神与牛相对应的位置，也同此。
自唐以来，又有了打春、送春的习俗。打春，又叫春或春牛、打春牛。唐朝卢筆诗中，可见“打春牛”字眼。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有：“…...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预造小春牛数十…...分送殿阁……临安府亦鞭春开宴。”以上虽有百姓府前卖小春牛的记录，但主要记的是两宋和明代官员们打牛、送牛之俗。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除记有官吏春场迎春、打春外，还有民众选出的劳动能手和民间能歌善舞者也参与的有关记载。
立春前一日，由各地方长官率士民东郊迎春，祭春牛，把芒神。仪式毕，衙役从土制春牛肚中取出事先放人的小土牛，敲锣打鼓，列队将其分送到官绅人家，以示吉利，官则给与奖赏。南宋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外州那由公库造小春牛，分送诸厅，并遍送缙绅家”的记载。上述的这种送春，主要是送做好的小土牛，分送对象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分送的方式虽有“各相献遗”，但主要是役列队初打鼓送。地方上，如黄河、长江流域中下游以及准河流域各州县，尽管不同时期具体仪式不一定全同，但一般也要仿京城之仪，于立春前一日，设坛于城东郊，祭泥塑春牛（清末才改用竹扎纸糊牛）和纸扎的芒神，祭后再迎之入城。
迎接春牛的仪式隆重，旌旗锣鼓前导，勾芒神披红戴绿，坐在四人抬的大轿上，插金花、贴金身的春牛，也由人抬着，后随穿官服、手持牛鞭的春官（一般由乞丐或堕民扮演），然后是坐轿的文官，骑马的武官以及当地绅。这支队伍，在头戴柳枝胥吏、差役的前呼后拥下，朝县城级级行进。途中，春官边行边打春牛边唱：“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五谷丰登，四打六畜兴旺。”沿途百姓，则在自家门口摆上桌子，桌披写上“迎春接福”字样，桌上摆着满盛米饭的甑子，左右放着象征长寿、洁净、高足的松柏、竹枝、梅枝、青菜，并准备好春鞭（粘有花纸的竹竿或柳条）以及稻谷、米、麦、豆等。待护送春牛、芒神的队伍经过时，就争着鞭打春牛。同时，用各种粮食颗粒撒向春官，撒着了就意味着可沾福，会谷米满仓，万事如意。春牛在迎到县衙门前时放下。
正午，知县用春棒槌鼓三声，用春鞭击土牛三下，然后由更民轮流击牛，至牛碎为止。这时，围观民众，一拥而上，抢拾春牛碎土和原装于牛肚而撒出的五谷。土抛田中、谷入仓中，可预兆吉利丰收。若用以化水饮之还认为可治病，若以此水和泥抹火灶、牛棚，则可六畜肥硕。是日，各家各户还要忙着给家中耕牛限好吃的，有的地方、民族，还要给牛吸米酒、鸡蛋，并牵牛至田间象征性地耕一两行，表示春耕的开始，俗称“耕春”。至于土春牛的制作，按元代《析津志》、清代《春牛经》所记，其制作时间、规格颜色等都有规定。乾隆时，由钦天监按干支推算定出春牛、芒神的式样颜色，各州县再照其形与色去制作。《春牛经》中规定：“牛身高四尺，象四时，至尾长八尺象八节。”春牛皮毛、头、角颜色，按当年五行方色来定。这种一直是用土做的春牛、到清朝末年，才改为用竹扎纸或蒙布制作。
吉林长春，清末也有官更东郊行礼迎春析年以及效古帝亲耕、鞭牛以促春耕等习俗。农民动犁前也有鞭牛仪式，但现已不见，而只传下了这样一首春牛歌：“春交五九尾，春打六九头。手举鞭头打春牛，打得春牛下田去，打得昏王不露头。”督耕的君王成了昏王，不难窥见现代以来阶级斗争学说的形响。歌中对牛敬惜情感的淡化，则可能与当地铁牛已取代耕牛有关。
由上述可见，已有三千年历史的立春节活动，经历了诸多的演变。由迎春——又有了打春送春；由官府按规格制作土春牛——清末以来改为用竹骨纸布皮扎制，民间制作也不再受统一规格的制约；春牛肚中原装的吉样物是数量有限的小土牛——改装数量甚多的五谷粒乃至花生、枣、栗子、核桃等；由天子示范亲耕——官吏亲耕——民间群体头头带头示耕；送春由小土牛只送官绅人家——百姓争抢土块粮食以沾富和挨家挨户送春牛图…...从这些演变中，不难窥见立春节民俗由上层向民间扩展并日趋简化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