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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重大新发现 尧都 舜都 华夏文明发源地终于得到证实!

时间:2019-08-07 17: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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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重大新发现 尧都 舜都 华夏文明发源地终于得到证实!

(华夏之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虽然已经结束,但对华夏文明起源的探索仍在路上,对于华夏文明的追求,五千年来从没停止。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历经磨难仍然以一个完整、独立的文明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成为全球华人的文明特征。

尧舜禹是华夏文明的上古先圣,以尧舜禹为代表人物的仁义思想与形成的禅让制文明体系,是中国文明思想体系的主旨。对尧舜禹文化的深入研究是破解华夏文明起源的最重要途径。

“孟子言必称尧舜”,彰显了尧舜禹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尧舜禹之都的研究,王国维曾经的学术成果成为当代对夏文明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观点,成为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难以逾越的深沟险壑,禁锢了华夏文化的研究方向。

至今为止,在以考古学考古遗址为主要方法的夏文化研究理论,在发现发掘的所有考古遗址中,能与尧舜禹时期与尧舜禹人物确切有关的考古遗址,只有位于淮河涂山的“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淮河涂山南麓、淮河东岸,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遗存有沟槽和圜底坑、火烧堆、方土台、长方形土坑遗迹。出土有陶器、磨石、草木灰、兽骨、兽牙等。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禹会村遗址是在淮河中游地区选定的唯一一处遗址。作为淮河流域大型的龙山文化遗址,为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禹会村遗址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工程;5月,禹会村遗址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的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夏,对禹会村遗址进行重启考古发掘,发现了尧舜禹时期规模巨大的城墙遗址。不久的将来,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将会以一个实实在在的尧舜禹时期的尧、舜都城,呈现于中华民族。

为什么说“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淮河涂山禹会村考古遗址,是尧、舜的共同都城而不是大禹的都城呢?

在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中,尧、舜、禹三代形成的禅让制度是奠定华夏文明的基础,是华夏文明形成确立的标志,为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文明思想基础。

《孟子·万章上》记载:“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子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尧帝选贤确立舜为管理天下的继承者,舜辅佐尧帝28年治理天下,尧帝驾崩;舜帝为尧帝守孝三年后,舜帝离开尧之都,避居于“南河之南”,以让帝位于尧之子。但天下诸侯朝拜天子,不去见尧的儿子而去拜见舜;打官司的人,不去见尧的儿子而去拜见舜;歌颂的人,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这之后舜才回到中国——尧之都,继承天子之位。如果舜居住在尧的都城、尧的宫殿,逼迫尧的儿子,就是篡夺,而不是上天给的了。

由此可见,舜帝是继承尧的禅让,在尧帝的都城——当时的中国,继承了天下帝位;而不是尧帝有尧帝的都城,舜帝有舜帝的都城,所谓“尧都平阳,舜都蒲坂”这样的荒唐观点——也许“荒唐”就是因此而来,“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庄子·天下》。

这又牵涉两个重要历史考古问题,一是作为尧舜之都的中国具体是哪里?二是“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的“南河之南”具体在哪里?

“现在还有不少学者跨跃时空,在以千年计的时段里,一会西北,一会儿中原,一会南方,全都搅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政体或文化体,各区域先民各是各的,那时也没有形成中华民族认同,所以我们的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是按照当代人的思维来考虑当时的历史问题的。”这是原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教授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观点。对此,笔者相当赞同,当时尧舜禹管理时期的天下、中国,实为万国中的一个大国,一个高度文明的大国,以其高度文化与文明,成为万国憧憬之中国。

“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当大禹治水成功,受舜帝禅让承继天下帝位后,在禹五年于淮河涂山南麓的禹会村——今天的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举行了天下万国来朝的“涂山之会”。如果说,当时的天下有“万国诸侯”有些夸张,但当时有一千八百国却是有史料记载的事实,到商汤灭夏时,诸侯兼并只有八百国了。天下诸侯一千八百国,从四面八方来朝觐天子的国家,当然只能是天子所处的都城——尧舜所在城邦国家的中国。

因此,“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淮河涂山禹会村,“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就是尧舜禹时期的城邦国家——中国,尧舜之都城,尧舜禹时期一城即一国。

当舜帝为辞让帝位于尧之子,离开尧之都、离开中国,避居的“南河之南”又是在哪里呢?这又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做为尧舜禹的传人,尧舜禹的承继者,笔者有必要有责任,为华夏民族明示这一答案。

在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中,“南”与“淮”“夷”在上古历史中所包含的意义与地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中国历史文化谜团。为此,许多学者发表了众多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但并无明确结论。在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许多关于“南”“淮”“夷”名称相关的历史记录,其历史、文化的原始性是我们破解“南”字含义与地理概念的关键所在。

(1-1)录卣铭文(穆王时期,《集成》5420):淮夷敢伐内国。

(1-2)晋侯铜人铭文(夷厉时期,《近二》968):淮夷伐格,晋侯搏戎。

(1-3)师簋铭文(宣王时期,《集成》4313):王若曰,师淮夷

我帛畮臣,……今余肈令女齐帀、僰

左右虎臣,正淮夷。即厥邦兽,曰冉、曰、曰铃、曰达。

(1-4)兮甲盘铭文(宣王时期,《集成》10174):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

值得注意的是,兮甲盘铭文中同时出现“南淮夷”和“淮夷”。“南淮夷”,这里有方向因素“南”和地域因素“淮”,可认为“南方之淮夷”。这除兮甲盘铭文外,还见于如下铜器铭文:

(2-1)翏生盨(夷厉时期,《集成》4459):王征南淮夷,伐角、,伐桐、遹。翏生从。

(2-2)敔簋(夷厉时期,《集成》4323):南淮夷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

(2-3)虢仲盨(厉王时期,《集成》4435):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

(2-4)禹鼎(厉王时期,《集成》2833):乌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

(2-5)仲催父鼎(西周晚期[10],《集成》2734):噚伯边及仲催父伐南淮夷。

(2-6)驹父盨盖(宣王时期,《集成》4464):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见(视)南淮夷。

“南夷”,这个名称中有方向因素“南”,可认为南方之夷,则这个名称的覆盖范围很广泛,甚至可包括荆楚。不过,这个名称只见于如下几篇铜器铭文中,称荆楚的似乎不见。

(3-1)竞卣铭文(穆王时期[11],《集成》5425):惟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

(3-2)史密簋铭文(西周中期偏晚,《近出》489):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

(3-3)无簋铭文(西周中期偏晚(?)[12],《集成》4227):王征南夷。

(3-4)钟铭文(夷厉时期,《集成》260):王肈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孳敢臽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

子迺遣间来逆卲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3-5)应侯视工鼎(夷厉时期,《近二》323):用南夷毛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视工曰,征伐毛,我□□翦伐南夷毛。

(3-6)应侯视工簋(夷厉时期,《首阳》39):王若曰:“应侯视工,

,淮南夷毛敢口薄厥众鲁,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毛。休克翦伐南夷。

《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明确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从以上最原始的青铜器铭文及中国文献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南国”“南夷”“南土”“南国”“淮夷”“南淮夷”“淮南夷”频繁出现,与“南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意义,其在历史事件中所指向的地区,具有特殊指向——即以淮河涂山为中心的地域。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概念与结论:“南”与“淮”“夷”在华夏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具有等同概念与地理区域;它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在语言上、用词上的褒贬区别。

由此,我们对舜帝辞避的“南河之南”,解读为今天人们可以理解、认识的“淮河之南”“淮南”,就豁然开朗、一目了然。

那么,笔者的观点结论“南河之南”为“淮河之南”“淮南”,可以经得起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吗?经得起中国文献典籍的考问吗?还有其他证明印证吗?

在今天的“淮河之南”的“淮南”,距离“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十多公里处的淮河之南,有一个“舜耕山”,其历史来源已经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但“舜耕山”的地名却无声地记录着那远古的华夏历史。当舜帝离开尧之都的禹会村,南行于十多公里处的舜耕山,隐居耕种;当天下诸侯来朝拜天子时,前往尧之都禹会村淮河上游十多公里处的舜耕山,朝拜舜帝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淮河上游而来的诸侯更是可以直接到舜耕山朝拜舜帝,而无需继续顺淮而下去到禹会村;对于百姓诉讼来说,去十多公里外的舜耕山由舜帝来处理,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因此,孤证不立,“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於经典者,率在东土”(王国维),淮南舜耕山地名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也印证了“南河之南”实为今之“淮河之南”“淮南”的舜耕山。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徵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王国维)。“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向我们揭示了作为尧舜之都的中国,即今之“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南河之南”即今之淮河之南的淮南舜耕山;“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之所以在尧、舜之都的禹会村举行“涂山之会”,表明了大禹承继尧舜禅让制度,受位正统的合法性,也是传播尧舜仁义思想最好的地点与方法。(华夏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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