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部电影《寻枪》开始，到《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陆川导演一直在尝试不同的电影题材，而且每次与之前相比，野心都更大，对于一个青年导演而言，在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缝隙中能孜孜以求个人化的表达，实为难能可贵。
虽然2002年发行的《寻枪》有抄袭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野良犬》之嫌，但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电影人，敢于在自己的处女座中翻拍心目中的大师作品，其勇气可嘉。
虽然影片的故事框架、情节、结构、人物设置、主题、情绪渲染等关键因素未作过大改动，但是在视听语言、叙事形式方面还是有着不小的突破，可圈可点之处与科恩兄弟的电影血脉相承。
，为陆川赢得赞誉的第二部电影《可可西里》面世，其发力程度，已然看不出这是一个仅仅拍过一部电影的导演的作品。
虽然影片仍有参考一部关于可可西里的纪录片的成分，但其纪录片叙事视角和故事片《可可西里》视角已截然不同。
纪录片是单一主人公的视角；故事片是群像视角，展现可可西里无人区一群保护者的众多形象。
从其真实可信程度上看，很难分辨出纪录片与故事片哪个更真实——陆川的叙事视角表述，加强了其影片的真实性，更加震撼和深入人心。
从单一叙述到群像叙述，再到庞大的战争影片中个体人性无限放大的叙述，陆川始终不放弃自己在大商业电影环境里叙述视角的突破。
在电影《王的盛宴》中，依然能看到一次展现楚汉战争的独特叙述视角。
如此决绝而又荡气回肠的叙述展示，在现有的中国大商业电影被浮躁的商业文化所裹挟的语境下，陆川导演的大师像已初露端倪。
叙事视角的缺憾之处
无论是起点的《寻枪》，还是高原无人区的《可可西里》，以及颠覆历史视角的《南京！南京！》和宏大巨制的《王的盛宴》，其主题的新颖性、空间的多样性、人性的复杂性、内容的宏大性，更重要的是其年轻导演的持重性，在世界电影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不能因为陆川导演的大师像，而忽视其在电影在视角处理细节方面的随意性。
这一缺憾在《南京！南京！》中表现的比较典型，叙述视角看似独特，但仍有欠严谨，以战争中的个体人性的放大解读，来强化甚至是支撑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有立场上的以偏概全之嫌。
这样宏大的战争题材，仅仅以其单一的人性视角来阐述，难免会让人产生对南京大屠杀这场战争浩劫的无限误读。
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与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两部同样反映战争题材的电影，在国内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
在战争年代，个体人性真实的放大与群体人性真实的普遍，是两部影片在人性拷问上最大的不同：
一种是对日军侵华这一历史事实在宽容之后的自我救赎；
另一种是对日军侵华这一事实在复仇之后的人性共识。
正如《论<南京！南京！>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无视》一文中说：
“在中国电影史上，目前对于战争的人性问题的探讨最为深入的一次确是全没有战争场面的一部影片，那就是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这是一部真正闪耀着理性光芒，充满勇气、毫不妥协、绝不自欺欺人的杰出影片。《鬼子来了》冷静而自省，摆脱了文艺腔和格式化想象，人物心理刻画极其扎实，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杰作。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南京！》几乎只能算是一道变馊了的甜点。”［1］
陆川导演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切入南京大屠杀这场战争拍成电影的高人一等的艺术视角，但是，面对这样一场黑暗弥漫的浩劫，世界上任何一位艺术家在表现立场与视角都不易把握。
《南京！南京！》是一部在国内争议很大的电影，它主要体现在冒险的颠覆了以前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模式，从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串联整个故事，重新诠释了战争的本性，在概述日本兵全貌之外，凸显了日本士兵同为战争的受害者、反思者的主题。
导演塑造了一个南京大屠杀中人性化的日本兵，中国观众能否接受这样一个人性化的日本士兵，也成为网上最主要的观点分歧之一。
从国内某个大网站的针对“你是否接受陆川在电影中用人性化的视角描写日军”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支持者9960人，反对者22607人。
一部影片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捧得比天高，贬得直跺脚，并不多见。
支持者认为，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复杂人性的真实写照，应该勇敢正视，而不能一味化妖魔日军；
也有网友认为，影片还原了历史和当时身处战乱的人们的心理状态。
反对者的意见也十分尖锐，认为故事编的很牵强，美化了日军等。
诚然这其中掺杂了民族主义情节，从而抵消了对电影审美的艺术理性。
严格而言，陆川导演是使命感强烈且严肃认真的导演。
他用四年时间来雕琢一部影片，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挖掘史料。
正是在庞杂的史料中，他意外发现其中有几个人性化十足的日本兵，由此才产生新的视角，塑造的人性化日本兵——角川，究其原型，可视为真实存在的逻辑。
因为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人性在战争年代中也会同样复苏、流露，且不分敌我。
进而，一个文艺腔、敏感、受了教育的日本兵会在血腥的战争中良心发现、良知未泯，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饮恨、分裂、自责，甚至自尽身亡。
这种逻辑并无问题，但问题在于，角川这个人物孤例的个体，以此来通篇说明战争中人性存在的真实性，其说服力不强。
战争中的人性，是从整体的逻辑上考量的，一个特例独木难支。
正如《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一文中提到：
“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与这部影片最为根本的那个离奇古怪的立场有关：这个叫做角川的士兵，他在现场的种种错愕与困惑的表情，令他更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初出茅庐的美国大兵，或者一个拿着枪的旅游者，这样的处理与当时整个历史脉络是相悖的。”［2］
《<南京！南京！>艺术观一流，历史观三流》一文也谈到：
“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在1937年冬天闯进南京的十几万日本侵略军里，难免有个别的脆弱者，少数的当场愧疚者，但他们绝不是这十数万人的主流。假以之流，夸大之流，虽有艺术上可造之处，但其传播效果，确实模糊了今人对史实之主流的认知。”［3］
很多看过《南京！南京！》的观众，会感到压抑、沉闷、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战争本身带来的，也是故事本身关于人性真实的不合逻辑所带来的。
历史视角的客观角度
最应该探讨的是，这种人性在帝国主义宣传中存在的可能性。
记载侵华战争的重要史料《东史郎的日记》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洗脑式宣传下，人不在自主思考，每个人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个螺丝钉。
东史太郎离开日本前，母亲这样送别：
“太郎，我有四个孩子都在战场上，死一个、两个，无所谓的。你牺牲，我是不会伤心的，希望你能为国捐躯。”［4］
在如此宣传的灌输下，每个日本人都认可了战争的合理性，平庸之恶成了战争中的逻辑。
在日本的宣传机器下，日本兵一直在被灌输这种思想，自然对杀人毫无内疚之感。
受这种思想的控制，哪里能使人独立自主的思考？
如果把当时的情况放在今天，宣传再也不会导致被煽动后的愚昧无知，毕竟人类在不停的进化与自省，人类的理性也有了滋润空间。
经过几次灾难之后，人类看到了战争的罪恶，理所应当会多一些警惕，不会不自觉地陷入盲从之中。
那么，在战争中人性会复苏吗？人性复苏的逻辑背景是什么？
南京屠城之前的淞沪会战中，战斗的激烈让日军吃尽了苦头。
侵入南京城后，“杀红了眼的日本兵直接对南京百姓下了毒手，全无《南京！南京！》里进城初始的犹豫、徘徊，以及内心的善恶相争。”
战争之初，一个普通的人拿上武器去杀人，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日本军官为了训练士兵的勇气，强迫胆小的士兵拿活人做靶子练刺刀。
与之同时，在战争中看到很多熟悉的伙伴战死，那种复仇的决心更强，于是杀人成为一种复仇、宣泄与绝望的扭曲的心态反应。
人性在战争中逐渐麻痹，甚至走向变态。
所以说，在战争中人性会泯灭还是会苏醒，实际上很难回答。
譬如电影《猎鹿人》，经过越战的美国大兵，回国后，再也不忍心去猎杀一个动物。
对比《猎鹿人》与《南京！南京！》，我们感到困惑：
日本兵在战争中的人性是走向苏醒，还是堕落？仅凭个案，能够服众吗？
于是，我们从逻辑上进行推演。
《猎鹿人》在很多篇幅中都渲染了一种基督教的氛围，悲悯的情怀无声无息，宗教的精神贯穿始终；战争是对人的毁灭，自然就有了人性的觉醒，进而感知人的痛苦与无助。
而《南京！南京！》中日本的文化背景是一种武士道文化，为天皇殉身，无上光荣。
在日本很多新闻宣传中，到处都是对这种精神的礼赞与肯定，日军神风敢死队自杀式的攻击不是偶然。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南京！南京！》中角川的自杀呢？
会不会有日本兵因为人性的苏醒，进而对战争绝望，以至于自杀呢？
以为南京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到，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自杀的案例。
不过，战争中会有一些有人性的日本兵偷偷放走几个俘虏，并且不那么凶狠的对待普通中国人。
正像陆川所说，在挖掘史料中，也会发现一些有良心的日本兵。
但是，如果因为人性的复苏而导致自杀，在逻辑上有些牵强。
有人指出：陆川塑造的角川因为受过西华教育，懂英语，还残存了文艺腔，这种文艺腔最后竟然趋势角川自杀！
但南京军民遇到的是一支经历过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洗礼，完全消灭了文艺腔的军队。
如何理解战争中的人性，还可以联系熟人社会。
自古以来，战争中杀人会被理解为习以为常，这是源于人与人距离的关系，即他们来到一个异域异族的陌生地方，这不是一个熟人社会。
另外，在战争中，自己熟悉的乡人战友被杀，这种报复的欲望会更强烈，伤害也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在现实生活中，去伤害一个熟悉的人，特别是杀害一个熟悉的人，让人意外又无法理解。
同样，在战争中，一个日本兵出于不忍心和人道主义不去伤害他人，这其中自然有一种熟人的逻辑。
譬如电影《屠城血证》中，一个日本军官来到中国战场，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中国女同学，不忍心伤害她，而想保护却又无能为力，这种犹豫与痛苦的折磨是真实的，也体现了一种自然的人性共识。
因此，在战争中人性的逻辑是与熟悉人和陌生人相关的。
立意与思想决定艺术走向
一部影片的质量如何，来自观众的直感。
当不受任何评价的影响时，常识判断十分关键。
它不需要很多理论与知识，只需要从常识出发。
正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很多非法律专业者去决定嫌犯是否有罪，他们的法律知识结构也不甚完备，但他们判案的公平性更甚于法律工作者，从而也更值得信赖。
同样，《南京！南京！》也在冒险的挑战者观众的常识。
南京大屠杀这样沉重的历史，或许本身就不适合用电影来表现，因为电影本身是在追求情节性、戏剧性以及展示故事的脉络。
南京大屠杀这段悲剧历史的沉重远甚过于一个故事、几段情节，他本身具有情节所不能承担之重。
如果再加上商业电影的考虑，其挑战性和难度更加难以把握。
张纯如书写的《南京大屠杀》，舍去情节戏剧性的追求，仅仅是几个人的陈述却格外的真实。
当一个人讲到，一个日本兵刺伤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忍着痛，让他不懂事的弟弟吃奶，直至去世。
这个画面让人忍不住伤心，更感慨一个普通女人的无助与伟大，感受到一个家庭的生死离别。
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细节，无须去虚构一个类似角川的人物。
格局偌大，就不再需要精雕细琢，立意与思想决定了一部作品的走向。
战争的施害者该如何反省这场战争，战争的受害方又该如何思考这场战争，这是两种不同的角度。
窃以为，陆川导演反省战争的角度不完美，但相信，他是很严肃、很沉重的去反省了。
他至少让我们去记住并开始思考一段历史，这种出发点已弥足诚恳和可贵。
我们不能对他苛求很多，而是应该鼓励严肃、有使命感的青年导演拍出更好的作品。
而这场战场，乃成为日本的原罪。
日本会一直背负着，他们没有理由去逃避，也逃避不了，更不能指望别人的赦免。
看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那种命运带给他的悲剧，他独自承担，他本可推脱，他却没有，反而弄瞎了自己的眼，在放逐中救赎自己，这才是深沉的忏悔。
忏悔不能推给命运，不能推给上帝。
因为没有人能赦免你。
巴尔扎克说：“有些罪恶，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