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记者：现在各地也在加紧建设保障性住房，许多公租房与人才公寓也可保证住户的孩子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国家也在推行“双轨制”，朱镕基总理曾经判断50%的老百姓住在保障性住房里，目前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如何？缺口有多大？如何让政府和国有企业发挥作用？
赵燕菁：商品房的本质就是“炒”，所以不能用来解决“住”的问题。“住”的问题只能靠政策性保障房。保障房不能成为福利，而是要和“纳税”结合在一起，只要纳税，就应当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包括学校。
保障房的规模取决于就业人口规模，如果只覆盖“人才”，规模会非常有限，本身户籍人口没有住房的也很少。但如果要把所有城市就业者——农民工、打工者、服务员、出租司机、外卖人员、环卫人员、公交司机等统统包括在内，规模就会非常巨大，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规模就更大。
至于缺口，各个城市天差地别。鹤岗可能房子比人还多，深圳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者住在没有产权的城中村。政府关键是要设计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让保障的现金流能覆盖其成本（新加坡是公积金），只要有稳定现金流，就可以大规模融资。但同时也需要大幅压低征地拆迁成本，这需要政治意志，遏制原住民的不当溢价。
观察者网：在房价高企的现状下，许多人选择租房，租房市场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相比西方在租房市场上拥有更加完备的法治体系，政府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推进租售同权，保障租客的利益进而进一步让更多人愿意租房生活？疫情期间人才公寓被征用，租客被赶出所租房屋等新闻时有发生，如何平衡这一权益？
赵燕菁：这些现在实际上也在做，继续就可以了，但解决不了商品房的投资需求。在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债权）不发达的情况下，房地产是个人资产保值、增值的工具，是一般劳动资本化的转化器。住房市场消失，家庭财富保值的工具就没有了。无论对家庭、对社会、对政府，都是巨大的损失，应对危机的能力会急剧下降。
此次防疫之所以可以扛到今天，和房地产市场融资功能密不可分。如果房地产市场被打垮，地方政府和家庭抵御突发危机的能力会急剧下降，就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