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的胡同内奔跑的孩子
芥末堆 宁宁 西瓜 8月24日报道
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来自全国多个地方的打工子弟在胡同里玩耍着。他们已从家长处听说，学校将会被拆除。一名8岁大的孩子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芥末堆说，他的暑假作业已经写完了，学校却不知在哪儿。“爸爸说，还在找。”
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数十年前，他们背井离乡，从家乡来到这座城市打拼，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其间，很多人成了家，他们的孩子也在这座城市里长大。因为没有本地户口，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一样，都是异乡人。有一天，当这些孩子无法在这座城市的校园里学习，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慌张？
8月7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海迪学校1000多名家长接到校方的一则通知：“学校将被拆除，请家长尽快到学校为孩子办理转学手续。”消息像一枚炸弹，毫无征兆又理所当然地扩散开来。慌乱中，家长们当即找到区教委。
其实，迹象早已显露，学校外围已经陆陆续续动工拆迁。今年二月，有家长向校方询问，学校会不会被拆？得到的回应是暂时还可以上。暑期刚放假时，学校像往年一样下发了通知书，提醒学生下学期开学该带的物品。所有人都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再坚持一年。
不仅海迪学校，据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统计，这个暑假面临被拆和已经被拆的学校有十五所。与的那次大批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的境况不同，这次拆除学校与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有直接关系。
根据今年初北京市发布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海迪学校所在的旧宫镇属于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计划之一。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行动背景下，不仅市内“整治”，部分产业也在逐步往津冀转移。
对打工子弟学校、家长和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
回不去的故乡
面临拆迁的海迪学校周边
孙磊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在海迪学校读了四年。8月7日接到学校将被拆除的通知时，尽管已有所预料，但还是吃了一惊。当天，部分家长到大兴区教委了解情况。教委答复，8月15日之前给出解决方案。
对于这个未知的解决方案，家长们等不及了。孙磊当即就开始给孩子联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也比以前远了一个小时的车程，中间需要倒两班公交，再步行一公里才能到学校。孩子上学的时间成本明显增加，家长们更加担心孩子的安全。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考虑把孩子送回河北老家，因为“没人看管”。
十四年前，孙磊随父母来京，其间在北京结婚生子，如今举家都在北京，过年基本也不回去。
8月5日，在大兴区东高地红星北里小区里的一个车棚内，芥末堆见到了孙磊的父母。不到10平米的车棚，用铝合金门窗隔成了两个房间。平时，孙磊的两个孩子就和爷爷奶奶住在这里。早上六点，爷爷起床做饭，两个孩子吃完饭，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学校，中午在外面买饭吃。暑假期间，两个孩子会在小区里踢踢球，也会用手机玩会游戏，看看直播。日子平平静静，直到被骤然关停学校的消息打乱。
虽然找到了新学校，暂时解决了上学的燃眉之急。但距离孩子回老家读初中的日子也只有两年的时间了。孙磊清楚，这是必然的选择，他得提前为此做准备，比如跟孩子讲老家的事，孩子的爷爷奶奶也将曾经隐藏的乡音用到了日常生活中，防止孩子回乡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
不适应几乎是每一个在京长大，又回老家求学的孩子都会遇到的难题。孙磊身边朋友的孩子回老家后，有的背着家长偷偷抹眼泪，有的刚回去那会儿跟同学说，自己的老家是北京而非河南（户籍地）。对老家没有认同感是其一。
许松已经在北京呆了25年，他的感受更为强烈。他的小儿子也在海迪学校读书，开学该上五年级了。大儿子曾在北京公立校读到初中快结束，为了高考转回了老家。从小学开始，大儿子成绩一直稳居前列，在没学过奥数的情况下参赛获奖。初三物理最难的一次测试，他考了96分。转学临走前，老师嘱托许松，孩子有才，好好培养。
回到老家后，因为不懂老家方言，大儿子听不懂老师讲课，成绩直线下滑。最终觉得自己考不上一本，放弃参加高考，回到北京打工。前两年，孩子跟许松说还想上大学，但一直没下定决心，被耽搁了下来。
谈起大儿子的求学经历，许松至今充满遗憾。这次海迪学校被拆的消息传来时，许松仓促之下为小儿子找了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但因距离过远还是不满意。这让许松有了离开北京的打算，“去二三线城市租一个大点的房子，可以有个独立画室”。
但是，举家搬离一个生活了25年的城市，不是短时间能行的。他做了最坏的打算，预留出一个学期的时间准备离开。
那些回到家乡的流动儿童被称为回流儿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曾参与过一项针对留守儿童的课题调研。调研抽取华北和西部两个省五个县137所小学的四、五年级学生，17000多份样本数据。其中有三成是回流儿童。研究者的分析结果显示，回流增加了儿童的抑郁风险，降低其自尊水平和抗逆力水平。最明显的是留级问题，回流儿童留级比率在22.8%，显著高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
愈加缩窄的办学空间
智泉学校，如今已被拆
同样感到仓促的还有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智泉学校位于昌平区东三旗，已有十七年办学历史。今年4月他接到通知，学校将会被拆除，但具体时间一直未定。随着周围拆迁进度的推进，上学期学生已有所减少，暑假前全校学生总数仅600余人。
8月初，当挖掘机开进校园时，房内的办公用品还没来得及转移出来。从04年搬到现在的校址开始，整个校舍都是秦继杰自己投资建设的。“拆迁带来的损失超过一千万”，但因当初与土地第一承包人签的合同未提及拆迁补偿问题，这次秦继杰只能拿到几十万元补偿费。
2000年春天，秦继杰在朝阳洼里乡办起第一所学校；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后改为民办学校许可证；同年，昌平区东三旗的这所分校建了起来；，因东小口镇拆迁，洼里乡学校受到牵连，整体搬到了东三旗的分校。之后，秦继杰没再开办分校。
办学十七年来，尽管遭遇过拆迁，但秦继杰表示，这次才是“最致命的”，“我也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2000年前后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的春天，办学几乎无条件限制，成了很多人的一种生计。秦继杰说，那时的打工子弟学校是“遍地开花”。五年后，这些学校受到官方的关注，教委组织对这些学校进行调研和考察后发现，有些学校办学质量还不错，解决了一部分家长的需求，便集中审批了一些学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记得，当时北京有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到期间，也还有三百多所。 在此之后，通过教委审批的学校就逐渐减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北京市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同年，北京市各区县对非京籍学龄儿童入学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除五证之外，不少区县还要求父母双方均在本区就业并居住，还有对社保缴纳时间提出限制。打工子弟就读公立校的门槛被大大提高。秦继杰的学校受此影响，入学人数也有所下降。另外，自施行的中小学生终身“一人一号”统一学籍政策后，没有取得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小学毕业生因没有学籍而无法升入初中。
今年，秦继杰又接到另一份通知，在秋季入学时，学校不能再接收没有学籍的小学生了。对打工子弟学校来说，这无疑切断其招生的命脉。
面向打工子弟的办学空间明显在缩小，四年前，智泉学校尝试做伏羲实验班，试图转型。秦继杰想通过伏羲实验班招收一些家长教育意识强的京籍学生，以及能够留下来的打工子弟。但如今，新校址仍在寻找之中。
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星火学校的曹琳想得更简单。8月14日，曹琳告诉芥末堆，“（学校）拆了我就回老家，不干了。”与秦继杰一样，曹琳也是在2000年前后来北京办学，一直到现在。
目前星火学校所在的村子暂时还未动工拆迁。但在的“疏解整治提升”专项行动计划中，黑桥村被列在整治区域之中。
红旗小学对面拆迁后的废墟
在星火学校一公里之外，红旗小学兀立在一片瓦砾之中，像一座孤岛。学校四周都是被挖掘机推平的砖瓦堆。拆迁的脚步正在迅速逼近。
过往几年中，打工子弟学校被关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据媒体报道，当时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强制关闭。宋映泉分别跟踪昌平和朝阳各一所被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走向，发现低年级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回老家，三分之一到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继续就读，另外三分之一被公办学校接收。当时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称，已经制定和采取了学生分流方案，“保证不让一个学生失学”。
这次，被拆学校的学生没有那么幸运到公办学校读书了。
人随产业走是个漫长的过程
接到学校将被拆除的通知，海迪学校的家长们议论着“北京赶人”，但孙磊不这么认为。拆迁不是针对学校，是北京“分流”的大趋势。早在前几年，他开始做生意时，对“分流”的感觉就很明显。
孙磊说，大红门服装批发商圈迁移到河北白沟，中关村电子商城商户转移，都是政府逐步分流产业的行动。官方更为正式的说法是“疏解非首都功能”。
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廊坊、保定、唐山、沧州、秦皇岛被划入京津冀核心功能区，优先承接北京转移的产业。
去年，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在北京两会上表示，到底前，东、西城生产制造企业全部退出。除制造业外，像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动物园服装百货批发市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批发市场的商户也在逐步向河北保定、白沟和廊坊迁移。
孙磊的一些朋友在随产业迁移了过去，购买了底铺或者租了摊位。但不是所有都迁过去。“当地没人，生意做不起来。”
人随钱走，他认为这是自然的规律。尽管当地政府一直在扶持转移过去的商户，也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但转移过去的产业要想带动当地经济，“需要一个过程，很漫长”。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的选择是短期的，在未见到经济效益之前，仍然会选择留在北京，“人多，就业和创业机会都多。”孙磊说，以前做开锁公司时，他算过这个市场的规模，北京以三千万人口的规模计算，每天每10万人中出现五个客户，每天能出1500单到2000单，再平均分到小公司。有时候他的公司一天能接到三十几单。“这在人口少的地方几乎不可能。”
孙磊考虑过有好的产业迁移时会跟着走。但从孩子的情况来看，还走不了，还需要在北京再拼一段时间。
批发类商户的转移对打工子弟家庭有明显影响。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家长多是一些商贩，转移意味着失业。伴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是整治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被殃及，生存空间受到威胁，学生求学该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这个群体深受影响。转移的阵痛就这样转嫁到了他们身上。
公立校能否放开招收流动儿童？
旧宫镇教委为海迪学校找到的学校新址，位于一所幼儿园内
受拆迁影响的不只打工子弟学校。8月14日傍晚，在朝阳区奶西村，芥末堆看到奶子房小学（公立学校）的四周都已被拆除，进入学校的小路坑坑洼洼，碎瓦砾到处都是，工人师傅还在给学校装修。
张丽娟在奶子房小学呆了二十五年。她告诉芥末堆，学校暂时不拆了，下学期还正常开学。奶子房小学现有三百多学生，90%以上的学生都是打工子弟。自北京市五证要求提高之后，学校生源减少一半。学校不再自己招生，每年由朝阳区教委统一分配招生名额。她介绍，去年分来了二十多个学生，今年只分了11名学生。
，宋映泉曾对城乡结合部的的一些公立学校做过调研，当时某所学校有三个校区，但另外两个校区都招不够学生，虽然学位足够接收部分非京籍学生，但教委控制着招生人数。
宋映泉认为，以来，北上广的流动儿童读公立校的门槛在不断提高。更是趋紧。北京的特殊之处在于，只有北京才有这么多不合规打工子弟学校，有些学校曾被强行关闭。
公立学校放开一些学位接收打工子弟在宋映泉看来也并非很有难度，只是有人担心会出现洼地效应，导致更多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学界不认可这一观点，“一个家庭举家搬到一个城市，是很复杂的决策过程”。
他认为城市规划、管理不应该不顾下一代，人的价值永远高于城市价值。矛盾的解决首要考虑的是人力资源的被重视，“要关注每个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不受损害”。
从更宏观的政策来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已经进入政策视野。2001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宋映泉介绍，至期间是上海对打工子弟最友好的时期，当时，上海市政府降低公立校接收打工子弟入学门槛，同时对打工子弟学校给予补贴以提升办学质量。这是完全符合《义务教育法》的要求。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数据统计，上海市级财政逐年增加对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的生均经费，由的每生每学年2000元逐渐增加到的6000元。
上海的这一做法一直被认为值得学习和推广。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建议加大省级统筹，建立各级政府分担的教育财政机制。省内流动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由省、市、区县三级政府负担。跨省流动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省、市、县（区）四级政府分担。他还建议确定中央政府承担跨省流动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的比例不低于50%，这将是对地方政府极大的鼓励。
8月15日，海迪学校的家长们前往旧宫镇教委为学校找的新址探访。新址位于大兴区小红门的一所幼儿园旧教学楼，距离海迪学校6.5公里。目前，海迪学校登记等待安排的学生有600余人。探访时有家长提出新址的教室能否容纳这么多人，校方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另外，校长特意向家长声明，新址不能保证不再次被拆。
（注：文中孙磊、许松、张丽娟、曹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