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小街,坐落在滇中腹地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是一座有着1000余年历史的古城池,在接纳、融合多种文化的过程中诞生,在钟情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升华。
——题记
(昆阳小街文明坊)
中国人向来就有“里仁为美”的生活习俗,理论出自至圣孔子,他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检验这一理论的、并深得世人尊崇的是孟子的母亲,宋朝经史学者王应麟把孟母的实践过程归纳为12个字,即“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就是这12个字,证实了孟母的付出,成就了孟子为“亚圣”。伯颜住家昆阳后,因曾祖父赛典赤·赡思丁、祖父纳速刺丁的声望和自己“哈之”的头衔,人们纷纷举家迁来。数年后,昆阳就迅速变大了。
(昆阳长松山)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休禅师募化至昆阳长松山,站在山腰俯瞰昆阳,禁不住的慨叹:此乃风水宝地也。延祐二年(13),元朝开科取士,云南被列入其中,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且重程朱理学注释。和代村(昆阳州治),虽为多种文化的汇聚地,但儒家文化至宋时就占了上风,并成为气候。随后,经赛典赤、纳速刺丁等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努力,至大德元年时,已经成为了昆阳的主导思想和主流文化。大元的开科取士,对昆阳人来说,可谓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元至正年间,昆阳人李元吉取得举人功名,为乡人争了光,成为了元代云南仅有的几十个文举人中的一人。
1371年,郑和出生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滇阳候之家。此时的和代村,已经是一个有着430多年设治历史的村庄了。这一点,史料可以佐证:“天福三年(938年),段思平令高氏治巨桥城。”“万户井,在由义坊(今由义街)。宋时间凿,泉水涌腾,较他井独盛。”(道光《昆阳州志》)“昆阳州,有城曰巨桥,今为州治。”(《元史·地理志》)“巨桥城,今州治,即大理段氏时所置巨桥城也。本属鄯阐府,元立巨桥万户府于此,寻为州治。”(《读史方舆纪要》)“州治,在滇池之南和代村(今昆阳小街)。”(《云南图经志书》)……对昆阳州职官的设置,道光《昆阳州志》如是说:“隋设昆州(即昆阳)刺史。”“唐设昆州刺史,旋置河东州刺史隶昆州。”“至元初,改设巨桥万户府,府丞一员。”“至元初,改设昆阳州。知州一员,儒学山长一员,河泊所大使一员,铁冶所大使一员,吏目一员。”
但是,至明正德四年之前,昆阳并无城池,仍然为一个不设防的大村庄。正德四年,知州陈旸就月山筑土墙半圈,总长为1200多米,东面“因海为池”。万历四年,知州夏可渔、同知王政於将旧城墙加高数米,上设木栅并用瓦片覆盖。次年,又沿滇池岸边筑堤千米,与旧城墙连接起来。万历十年,知州萧茽就堤筑城墙,高约2.6米,将城池分设五道门,南门取名宝山,西门取名治安,北门取名拱极,东面分设两道门,即左边的澄清门和右边的观澜门,为了便于对州治的管理,遂将州治分成四片,从北至南分别为头铺、二铺、三铺、四铺,在铺与铺之间用栅子分隔,二铺栅子多一道,分为小二铺和大二铺。
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城池的变大,朝廷加强了对昆阳城的管控,增设了职官的数目和机构,“明设知州一员,州同一员,儒学学正一员,训导一员,吏目一员。”“清设知州一员(从五品),州同一员(从六品),儒学学正一员(正八品),训导一员(从八品),吏目一员(从九品)。雍正十年,设水利同知一员,驻留海口。”(道光《昆阳州志》)对衙署、庙宇的布列,《云南图经志书》如是说:“内有吏目厅,洪武十五(1384年)年建。其大有仓、税课局、阴阳学、医学、僧正司,散置于州治之近……旌善、申明二亭在州前。”
明清时期,时人在昆阳小街创办学校,大兴教育之风,是昆阳小街建设中的最大亮点。州学、学宫、文庙和孔庙,在研读完道光《昆阳州志》后,我得知:只是叫法不同,其实性质是一样的,且有两个地方办学规模较大,影响深远。一个是建在盖山山腰至山脚循礼街的昆阳文庙,因为昆阳州为省直州,知府官居从五品,故昆阳文庙为省直学宫;一个是建在距昆阳小街3公里外的凤仪山中的昆阳学宫。昆阳学宫规模较大,生源除招收本地人外,还有安宁、富民等外地人。
昆阳文庙,始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甲辰,改称孔子为先师,易像为主,初建启圣祠,颁敬一箴于学宫。至清顺治十八年,校址数次易地,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科举人才、祭祀孔子的工作却未曾中断。留存到1980年代初期的昆阳文庙,为康熙元年(1661年)童復晊任昆阳知州时初建,后经数位知州修缮、扩建,得以保存下来。具体情况是:十一年(1671年)知州张行、学正金大印捐修,二十二年(1682年)知州唐之柏建启圣祠、拓大成门、建文明坊、棂星门,五十一年(17)知州刘自唐在旧址扩建新文庙,五十五年(1725年)知州王克刚建东庑,五十六年(1726年)知州何大宠建西庑,雍正元年(17)建崇圣祠。至此,昆阳文庙的规模和格局算是定格了。
从现存的遗址和耄耋老人的口中得知,昆阳文庙占地30余亩,坐西向东,依山而建,从照壁、泮池至大成殿自山脚向山顶依次逐级递升。照壁的南北各置一道大门,南大门书“道传古今”,北大门书“德佩天地”。进门为泮池,池上架一蜈蚣桥,连接东西两岸。池畔向西进十数步为“棂星门”,至此上石阶十五级为一平台,过平台蹬阶二十五级,为五开间大门三道,门上直立匾额一块,兰底金字“大成门”。跨进大成门,拾级五级,为一宽旷大院,院内全用方形石板镶嵌,院中古柏参天,群鸟常栖。大院南北有陪殿两幢,即东庑、西庑。东庑、西庑内置孔门弟子和历代乡贤牌位。大院上面是一宽旷的月台,月台左右各有十一级台阶,正中置有雌雄石狮一对,石狮后为一斜放的长方形石块。石块四周花纹镶边,中间雕刻有“出云龙九条”。月台之上为一平台,平台中置有石象一对。过平台,上石阶五级,便是七开间大殿一幢,红墙黛瓦,雕花格子门窗,氛围庄严肃穆。凝望檐下,正中直立匾额一块,兰底金书“大成殿”三字,其下为一块红底金书“斯文在兹”的横匾。大殿内,正中神龛内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神位为滚龙包柱两根,上面云头,雕刻有五福捧寿花纹和孔子周游列国的图形,整个神位的图案全为赤金沾贴。两旁的神龛内供有亚圣孟柯、复圣颜渊、述圣曾参、崇圣子思牌位,左右神龛内的神位是孔门弟子72贤。
除上述的“亲历、亲见、亲闻”外,我还在一些史料中找到了朝廷和当地官员注重发挥文庙在“重儒崇道”“造道约礼,必先以博文”的依据。“二十三年(1683年),御书‘万世师表’额匾于学宫。”“二十八年(1688年),御书:孔子赞,并颜、曾、思、孟赞,勒石摹搨,颁发省直学宫。”“四十一年(1702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省直学宫。”“五十一年(17),朱子(朱熹)升配大成殿十哲。”“五十四年(17),增祀宋名臣范仲淹于东庑。”“雍正元年(17),崇封至圣先师、五代王爵各省直学宫。”“雍正二年(1724年),增祀林放、蘧瑷、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县亶、牧皮、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赵复元、金履祥、徐谦、陈澔明、罗钦顺、蔡清。”……凡州人入学中举者,都享有佩戴彩红,骑马跨街,被簇拥着进入文庙,游泮池,通过蜈蚣桥,到大成殿拜谒孔圣的荣誉。每逢农历二月初三、八月二十七日,昆阳文庙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届时知州都会亲自率领各部门的办公人员、地方绅耆、优秀人才和义学、书院、文庙的全体师生参加祭典盛会。更为难得的是,昆阳文庙还收藏了《圣论十六条解》《钦颁四书解义》《孝敬衍义》《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礼乐器图》《易经大全》《书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诗经大全》《性理大全》《十三经汇语》《广舆记》《理斋纲鉴》《百将传》《明纪编年》等经籍,供师生学习使用。
昆阳的书院,创办始于大明隆庆元年(1567年),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先后建有4所。具体情况为:海春书院,即昆阳的第一所书院,创办于明朝隆庆元年,院址在月山左麓,毁于明末农民起义烽火;信天书院,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知州童复晊创建,院址在州治左;巨桥书院,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时任州牧的罗守疆将知州唐之柏创办的义学更名所得,院址初在于旸光寺,后迁至盖山顶文昌宫(老晋宁一中)内,光绪戊子年(1888年)知州刘云章改建月山仓圣祠(老晋宁一中老礼堂),随后将书院迁至仓圣祠,复旧额为海春书院,不久又改为巨桥书院,1959年巨桥书院因年久失修塌毁而拆除;桂香书院,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州杨有祐所建,院址在南门内。值得一提的是,明一代云南的书院总数不足50所,海春书院为其中之一。
昆阳的书院,均为在任官员所建。书院设山长一人,教师若干人。山长,既是书院的主持,又是书院的主讲,为德才兼备、学有声望的人充当。山长下设监院、管事,负责遮务。院方要求师生:以经史教学为基础,以制义诗赋为技能,以道德伦理为学风。学习方式为:以个人攻读、相互问答、集中讲解为主,导师指导为辅。考试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山长主持的“堂课”等院内的日常考试,另一类是由地方官主持的“官课”等临时性考试。每年,书院都会将在不同“堂课”中学子撰写的优秀文章汇编成书,供大家观摩参考。昆阳的书院,其功能有二:一是培养科举人才,以科举考中为结业;二是为民间学派提供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场所。
昆阳学校的兴盛,得力于官员,更得力于黎民百姓。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本雍正《云南通志》如是说:李尚文,昆阳人,字文中,自号醉樵居士,博学善诗和古文,不乐仕进而徜徉于山水间,尝恨滇中乏书,与儿子李沧(天顺三年举人)到江南购书千余卷,归教乡人。门下,弟子众多,参加科举考试多人登甲科。时人为缅怀他,把他当年教授乡民的地方唤为“醉樵草堂”,在草堂前建坊,坊檐下置一匾额,上书:“云气仓然”。清初,“醉樵草堂”更名为“憩园”,云南巡抚王继文到昆阳查看赈济情况时,慕名前往憩园,缅怀醉樵居士。在王巡抚抬头仰望“云气仓然”时,油然脱口盛赞:“其名重如此。”道光《昆阳州志》如是说:“邢液,字元永,号钓山。性嗜学,顷刻数艺学。使邵公面试之,许以国士。深于易教授,生徒多,知名士中拔萃。吴逆(吴三桂)污伪职不受,滇平徴抗击者,以官任嶜峩训导,升陆良学正。年逾八十,告归,教授后学,老而不倦。”“李云举,字休之。幼颖悟,博通经史,以春秋魁。乡试(万历二十五年),任河南林县令,课农桑,崇学校。号称得士,解组归(解下印绶辞官,即辞掉官职,归老田园)。以著述自娱,诗文甚多,惜兵僰,散失无存。”……
俗话说,前人植树树,后人乘凉。昆阳,仅明清两代,就有8人中进士,166人中举人,而像李尚文这样不乐进仕、有“卓行”(即品行高尚)的,仅是入道光《昆阳州志》的就为24人。著述留世,从史册中找到的有李畅藻著《竹龙记录》《雪山堂集》、李桂著《虚受轩集》、李昌兰著《渠阳诗草》、李从邑著《竹溪吟》、李从峤著《忠孝録》《容斋诗草事》《实详孝友》、安泰著《狎鸥集》、李文耕著《喜闻过斋全集》《善善录》《孝子传》《文庙赠绩录》《启蒙韵言》。
这种好学、爱学、乐学、会学,著述成风的社会风气,为昆阳小街铸就了一个个世袭儒业的士绅阶层。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李文耕家族。他家,因世袭儒业,而成为滇中一带的名门望族,因科举世家之誉而名贯云南。
对科举世家或科举家族,人们是这样定义的:在100年间有3人或3人以上考中举人、进士的家庭或家族,即为科举世家或科举家族。在清一代的云南能满足此定义的家庭或家族共计10家,昆阳州的李文耕家族便是其中一家。其具体情况是:李从纲,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科举人,官至贵州贵定县知县;儿子李旻,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恩科举人;孙子李颐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壬午科举人;重孙李文耕,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一生著述颇丰。
李文耕,出生于昆阳小街,17岁时参加云南府试获第一名,数年后以第一名的院试成绩取得参加云南乡试资格,27岁中举人,嘉靖七年(1802年)中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1833年荣归故里。回乡后,他坚持每天三次省察乡邻,始终以“不失孺子身份,不失儒家礼节”要求自己,思考如何将儒家思想物化民间,用以化育社会各阶层。在他的倡导下,官府、乡绅联名遂将头铺更名为居仁坊,二铺更名为由义坊,三铺更名为循礼坊,四铺更名为大智坊。他给乡人讲:“仁,即爱人”,“义,即正义”,“礼,即体也”,“智,即烛也”。为便于乡民理解和践行,李文耕对此作注:仁,指爱家庭成员、氏族宗亲,与人交往有爱、真诚、无私,爱国、爱社会;义,即正义,表现为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义的气节;礼,是做事过程中的言行表现,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的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礼;智,是辨别事物、分辨是非善恶,凭借自己的智慧引领他人前行的能力。
清宣统年间,到任的昆阳知州苏中廷,看着李文耕造就的昆阳世俗氛围——安宁祥和,瑞气祥云,心中一喜,遂将昆阳小街划分为四段,把与居仁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居仁街,与由义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由义街,与循礼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循礼街,与大智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大智街。在分街的栅子上,立匾书写街名。 (未完待续) (杨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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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段正祥 方维林 排版:李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