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小街，坐落在滇中腹地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是一座有着1000余年历史的古城池，在接纳、融合多种文化的过程中诞生，在钟情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升华。
——题记
（昆阳小街文明坊）
中国人向来就有“里仁为美”的生活习俗，理论出自至圣孔子，他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检验这一理论的、并深得世人尊崇的是孟子的母亲，宋朝经史学者王应麟把孟母的实践过程归纳为12个字，即“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就是这12个字，证实了孟母的付出，成就了孟子为“亚圣”。伯颜住家昆阳后，因曾祖父赛典赤·赡思丁、祖父纳速刺丁的声望和自己“哈之”的头衔，人们纷纷举家迁来。数年后，昆阳就迅速变大了。
（昆阳长松山）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休禅师募化至昆阳长松山，站在山腰俯瞰昆阳，禁不住的慨叹：此乃风水宝地也。延祐二年（13），元朝开科取士，云南被列入其中，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且重程朱理学注释。和代村（昆阳州治），虽为多种文化的汇聚地，但儒家文化至宋时就占了上风，并成为气候。随后，经赛典赤、纳速刺丁等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努力，至大德元年时，已经成为了昆阳的主导思想和主流文化。大元的开科取士，对昆阳人来说，可谓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元至正年间，昆阳人李元吉取得举人功名，为乡人争了光，成为了元代云南仅有的几十个文举人中的一人。
1371年，郑和出生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滇阳候之家。此时的和代村，已经是一个有着430多年设治历史的村庄了。这一点，史料可以佐证：“天福三年（938年），段思平令高氏治巨桥城。”“万户井，在由义坊（今由义街）。宋时间凿，泉水涌腾，较他井独盛。”（道光《昆阳州志》）“昆阳州，有城曰巨桥，今为州治。”（《元史·地理志》）“巨桥城，今州治，即大理段氏时所置巨桥城也。本属鄯阐府，元立巨桥万户府于此，寻为州治。”（《读史方舆纪要》）“州治，在滇池之南和代村（今昆阳小街）。”（《云南图经志书》）……对昆阳州职官的设置，道光《昆阳州志》如是说：“隋设昆州（即昆阳）刺史。”“唐设昆州刺史，旋置河东州刺史隶昆州。”“至元初，改设巨桥万户府，府丞一员。”“至元初，改设昆阳州。知州一员，儒学山长一员，河泊所大使一员，铁冶所大使一员，吏目一员。”
但是，至明正德四年之前，昆阳并无城池，仍然为一个不设防的大村庄。正德四年，知州陈旸就月山筑土墙半圈，总长为1200多米，东面“因海为池”。万历四年，知州夏可渔、同知王政於将旧城墙加高数米，上设木栅并用瓦片覆盖。次年，又沿滇池岸边筑堤千米，与旧城墙连接起来。万历十年，知州萧茽就堤筑城墙，高约2.6米，将城池分设五道门，南门取名宝山，西门取名治安，北门取名拱极，东面分设两道门，即左边的澄清门和右边的观澜门，为了便于对州治的管理，遂将州治分成四片，从北至南分别为头铺、二铺、三铺、四铺，在铺与铺之间用栅子分隔，二铺栅子多一道，分为小二铺和大二铺。
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城池的变大，朝廷加强了对昆阳城的管控，增设了职官的数目和机构，“明设知州一员，州同一员，儒学学正一员，训导一员，吏目一员。”“清设知州一员（从五品），州同一员（从六品），儒学学正一员（正八品），训导一员（从八品），吏目一员（从九品）。雍正十年，设水利同知一员，驻留海口。”（道光《昆阳州志》）对衙署、庙宇的布列，《云南图经志书》如是说：“内有吏目厅，洪武十五（1384年）年建。其大有仓、税课局、阴阳学、医学、僧正司，散置于州治之近……旌善、申明二亭在州前。”
明清时期，时人在昆阳小街创办学校，大兴教育之风，是昆阳小街建设中的最大亮点。州学、学宫、文庙和孔庙，在研读完道光《昆阳州志》后，我得知：只是叫法不同，其实性质是一样的，且有两个地方办学规模较大，影响深远。一个是建在盖山山腰至山脚循礼街的昆阳文庙，因为昆阳州为省直州，知府官居从五品，故昆阳文庙为省直学宫；一个是建在距昆阳小街3公里外的凤仪山中的昆阳学宫。昆阳学宫规模较大，生源除招收本地人外，还有安宁、富民等外地人。
昆阳文庙，始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甲辰，改称孔子为先师，易像为主，初建启圣祠，颁敬一箴于学宫。至清顺治十八年，校址数次易地，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科举人才、祭祀孔子的工作却未曾中断。留存到1980年代初期的昆阳文庙，为康熙元年（1661年）童復晊任昆阳知州时初建，后经数位知州修缮、扩建，得以保存下来。具体情况是：十一年（1671年）知州张行、学正金大印捐修，二十二年（1682年）知州唐之柏建启圣祠、拓大成门、建文明坊、棂星门，五十一年（17）知州刘自唐在旧址扩建新文庙，五十五年（1725年）知州王克刚建东庑，五十六年（1726年）知州何大宠建西庑，雍正元年（17）建崇圣祠。至此，昆阳文庙的规模和格局算是定格了。
从现存的遗址和耄耋老人的口中得知，昆阳文庙占地30余亩，坐西向东，依山而建，从照壁、泮池至大成殿自山脚向山顶依次逐级递升。照壁的南北各置一道大门，南大门书“道传古今”，北大门书“德佩天地”。进门为泮池，池上架一蜈蚣桥，连接东西两岸。池畔向西进十数步为“棂星门”，至此上石阶十五级为一平台，过平台蹬阶二十五级，为五开间大门三道，门上直立匾额一块，兰底金字“大成门”。跨进大成门，拾级五级，为一宽旷大院，院内全用方形石板镶嵌，院中古柏参天，群鸟常栖。大院南北有陪殿两幢，即东庑、西庑。东庑、西庑内置孔门弟子和历代乡贤牌位。大院上面是一宽旷的月台，月台左右各有十一级台阶，正中置有雌雄石狮一对，石狮后为一斜放的长方形石块。石块四周花纹镶边，中间雕刻有“出云龙九条”。月台之上为一平台，平台中置有石象一对。过平台，上石阶五级，便是七开间大殿一幢，红墙黛瓦，雕花格子门窗，氛围庄严肃穆。凝望檐下，正中直立匾额一块，兰底金书“大成殿”三字，其下为一块红底金书“斯文在兹”的横匾。大殿内，正中神龛内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神位为滚龙包柱两根，上面云头，雕刻有五福捧寿花纹和孔子周游列国的图形，整个神位的图案全为赤金沾贴。两旁的神龛内供有亚圣孟柯、复圣颜渊、述圣曾参、崇圣子思牌位，左右神龛内的神位是孔门弟子72贤。
除上述的“亲历、亲见、亲闻”外，我还在一些史料中找到了朝廷和当地官员注重发挥文庙在“重儒崇道”“造道约礼，必先以博文”的依据。“二十三年（1683年），御书‘万世师表’额匾于学宫。”“二十八年（1688年），御书：孔子赞，并颜、曾、思、孟赞，勒石摹搨，颁发省直学宫。”“四十一年（1702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省直学宫。”“五十一年（17），朱子（朱熹）升配大成殿十哲。”“五十四年（17），增祀宋名臣范仲淹于东庑。”“雍正元年（17），崇封至圣先师、五代王爵各省直学宫。”“雍正二年（1724年），增祀林放、蘧瑷、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县亶、牧皮、乐正克、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赵复元、金履祥、徐谦、陈澔明、罗钦顺、蔡清。”……凡州人入学中举者，都享有佩戴彩红，骑马跨街，被簇拥着进入文庙，游泮池，通过蜈蚣桥，到大成殿拜谒孔圣的荣誉。每逢农历二月初三、八月二十七日，昆阳文庙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届时知州都会亲自率领各部门的办公人员、地方绅耆、优秀人才和义学、书院、文庙的全体师生参加祭典盛会。更为难得的是，昆阳文庙还收藏了《圣论十六条解》《钦颁四书解义》《孝敬衍义》《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礼乐器图》《易经大全》《书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诗经大全》《性理大全》《十三经汇语》《广舆记》《理斋纲鉴》《百将传》《明纪编年》等经籍，供师生学习使用。
昆阳的书院，创办始于大明隆庆元年（1567年），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先后建有4所。具体情况为：海春书院，即昆阳的第一所书院，创办于明朝隆庆元年，院址在月山左麓，毁于明末农民起义烽火；信天书院，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知州童复晊创建，院址在州治左；巨桥书院，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时任州牧的罗守疆将知州唐之柏创办的义学更名所得，院址初在于旸光寺，后迁至盖山顶文昌宫（老晋宁一中）内，光绪戊子年（1888年）知州刘云章改建月山仓圣祠（老晋宁一中老礼堂），随后将书院迁至仓圣祠，复旧额为海春书院，不久又改为巨桥书院，1959年巨桥书院因年久失修塌毁而拆除；桂香书院，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州杨有祐所建，院址在南门内。值得一提的是，明一代云南的书院总数不足50所，海春书院为其中之一。
昆阳的书院，均为在任官员所建。书院设山长一人，教师若干人。山长，既是书院的主持，又是书院的主讲，为德才兼备、学有声望的人充当。山长下设监院、管事，负责遮务。院方要求师生：以经史教学为基础，以制义诗赋为技能，以道德伦理为学风。学习方式为：以个人攻读、相互问答、集中讲解为主，导师指导为辅。考试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山长主持的“堂课”等院内的日常考试，另一类是由地方官主持的“官课”等临时性考试。每年，书院都会将在不同“堂课”中学子撰写的优秀文章汇编成书，供大家观摩参考。昆阳的书院，其功能有二：一是培养科举人才，以科举考中为结业；二是为民间学派提供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场所。
昆阳学校的兴盛，得力于官员，更得力于黎民百姓。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本雍正《云南通志》如是说：李尚文，昆阳人，字文中，自号醉樵居士，博学善诗和古文，不乐仕进而徜徉于山水间，尝恨滇中乏书，与儿子李沧（天顺三年举人）到江南购书千余卷，归教乡人。门下，弟子众多，参加科举考试多人登甲科。时人为缅怀他，把他当年教授乡民的地方唤为“醉樵草堂”，在草堂前建坊，坊檐下置一匾额，上书：“云气仓然”。清初，“醉樵草堂”更名为“憩园”，云南巡抚王继文到昆阳查看赈济情况时，慕名前往憩园，缅怀醉樵居士。在王巡抚抬头仰望“云气仓然”时，油然脱口盛赞：“其名重如此。”道光《昆阳州志》如是说：“邢液，字元永，号钓山。性嗜学，顷刻数艺学。使邵公面试之，许以国士。深于易教授，生徒多，知名士中拔萃。吴逆（吴三桂）污伪职不受，滇平徴抗击者，以官任嶜峩训导，升陆良学正。年逾八十，告归，教授后学，老而不倦。”“李云举，字休之。幼颖悟，博通经史，以春秋魁。乡试（万历二十五年），任河南林县令，课农桑，崇学校。号称得士，解组归（解下印绶辞官，即辞掉官职，归老田园）。以著述自娱，诗文甚多，惜兵僰，散失无存。”……
俗话说，前人植树树，后人乘凉。昆阳，仅明清两代，就有8人中进士，166人中举人，而像李尚文这样不乐进仕、有“卓行”（即品行高尚）的，仅是入道光《昆阳州志》的就为24人。著述留世，从史册中找到的有李畅藻著《竹龙记录》《雪山堂集》、李桂著《虚受轩集》、李昌兰著《渠阳诗草》、李从邑著《竹溪吟》、李从峤著《忠孝録》《容斋诗草事》《实详孝友》、安泰著《狎鸥集》、李文耕著《喜闻过斋全集》《善善录》《孝子传》《文庙赠绩录》《启蒙韵言》。
这种好学、爱学、乐学、会学，著述成风的社会风气，为昆阳小街铸就了一个个世袭儒业的士绅阶层。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李文耕家族。他家，因世袭儒业，而成为滇中一带的名门望族，因科举世家之誉而名贯云南。
对科举世家或科举家族，人们是这样定义的：在100年间有3人或3人以上考中举人、进士的家庭或家族，即为科举世家或科举家族。在清一代的云南能满足此定义的家庭或家族共计10家，昆阳州的李文耕家族便是其中一家。其具体情况是：李从纲，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科举人，官至贵州贵定县知县；儿子李旻，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恩科举人；孙子李颐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壬午科举人；重孙李文耕，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一生著述颇丰。
李文耕，出生于昆阳小街，17岁时参加云南府试获第一名，数年后以第一名的院试成绩取得参加云南乡试资格，27岁中举人，嘉靖七年（1802年）中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1833年荣归故里。回乡后，他坚持每天三次省察乡邻，始终以“不失孺子身份，不失儒家礼节”要求自己，思考如何将儒家思想物化民间，用以化育社会各阶层。在他的倡导下，官府、乡绅联名遂将头铺更名为居仁坊，二铺更名为由义坊，三铺更名为循礼坊，四铺更名为大智坊。他给乡人讲：“仁，即爱人”，“义，即正义”，“礼，即体也”，“智，即烛也”。为便于乡民理解和践行，李文耕对此作注：仁，指爱家庭成员、氏族宗亲，与人交往有爱、真诚、无私，爱国、爱社会；义，即正义，表现为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义的气节；礼，是做事过程中的言行表现，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的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礼；智，是辨别事物、分辨是非善恶，凭借自己的智慧引领他人前行的能力。
清宣统年间，到任的昆阳知州苏中廷，看着李文耕造就的昆阳世俗氛围——安宁祥和，瑞气祥云，心中一喜，遂将昆阳小街划分为四段，把与居仁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居仁街，与由义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由义街，与循礼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循礼街，与大智坊片区对应的街道命名为大智街。在分街的栅子上，立匾书写街名。 （未完待续） （杨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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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段正祥 方维林 排版：李云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