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解放以后分了田地，我家里八口人，有一半土地是分进来的。1949年我10岁，我们家里可以分好多地，（大人）叫我去看。那时候，我们盼望解放，后来解放了以后，又盼望统一，1949年9月，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我参加了土地改革，人民政府办了一个中学，我在那里初中毕业，那时有一个特点，读师范不要钱，我就念了师范，我一路都是党培养的。后来毕业以后，知识青年可以报考大学，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做新闻工作可以接触群众，了解实际。后来大学院系调整，我就到了人民大学，毕业的时候系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学哲学。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要培养马列主义干部。他建议我到哲学专业读三年。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读了三年半，好几个老师都要我留在北京，但是我爱人在无锡，当年到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回南京，就这样到了南京大学。我一心一意搞教育，一心一意把教学搞好，结果“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被打成了“反革命”。“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我感觉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我要更加努力，好好学。
“四人帮”篡改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来面貌，我们要把歪曲的东西正过来，把颠倒的思维正过来。1977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是“生产力是根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谁反对“生产力是根本”，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生产力看作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摘要转载了三千字。
到了1977年2月7日，一些报刊发表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这“两个凡是”的本质很清楚，就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结论、毛主席的判断永远正确。这样一来，“两个凡是”可以改成“几十个凡是”。实际上，“两个凡是”从理论上开始就错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认为应该批判，应该揭露其唯心论本质。但是我又不敢，这一段时期思想斗争很激烈。
后来，我想到明朝学者顾炎武说的一句话，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只能说我的理论水平低，我的觉悟低，没有尽到责任。我看到这个问题了，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了，如果再不去批判，我觉得我对不起党，没有尽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不配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个思想斗争一两个月以后，我终于觉醒，着手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我文章第一部分引用了大量毛主席语录，来说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我很紧张，我爱人在住院，病房里七八个女同志住在一起，我不能进去。所以我把毛主席的著作都带着，在路灯下面，拿几张凳子拼起来，在凳子上写提纲。当时拟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里面的基本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本观点。这一部分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普遍性，这个理论存在于自然科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
第二部分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他们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理论，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都用工人运动的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观点，例如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来说明《共产党宣言》里面的重要提法。“要打碎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实践中得出的新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思并不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理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每句话都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告诉人们，“两个凡是”是不对的。
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帮，“毛泽东语录句句真理”是个人崇拜。这个里面应该批判“两个凡是”，但当时公开批判“两个凡是”风险还是很大的。
我的文章是1977年5月-6月之间完成的，我回家以后，重新抄一遍，大约9月初彻底完稿。当年5月份南京召开理论讨论会，我先发表了观点。结果两三个月时间很多人都批判我。
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告诉我，经济学家于光远跟我的观点一样，他还建议我给《光明日报》投稿。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往《光明日报》寄稿的原因。
后来，《光明日报》来信说“这篇文章我们要用”，但是需要修改。1978年4月20日，我到北京来开会。当天晚上，《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就请我到报社讨论这篇文章。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在座的有当时《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王强华和我。他们告诉我，这篇文章本来哲学版要发表了，但是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作为重要文章，应该放在第一版发表。今天请我来就是商议如何修改这篇文章。
有一天晚上回来，杨西光跟我说，你要小心点，你已经卷进了“斗争”了。我说是，我知道。后来广东省委召开座谈会，杨西光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讲了。他说，“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第一它很重要，第二它要加强针对性，建设性，要加强战斗力。他反复强调，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
基本观点有了，后来也补充了不少好的观点，所以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一直这样讲，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是我创作的过程。
我感觉到写作的初心还是人民的需要，党的需要。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没有共产党的话，我不但上不了大学，中学小学都上不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条，一条是理论，理论和实际必须统一。第二条以人民为中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首先坚持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的任务，抓在我们党手里是合情合理的。
（此稿根据12月18日胡福明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生座谈实录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