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以前,高校招生是各校独立招考,没有统一的时间。于是难免“撞车”,名校被少数“尖子”学生占据,结果难免浪费了名额。于是从1951年始,高招改为大区联合招生。北京地区有华北华东和华北东北两片,每片有若干大学联合招生。统一时间,统一报名,统一考题,统一录取,大多数大学都参加了联合招生。这一年我十七岁,有幸参加了高考。
如今我已经86岁了,一些当年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插图 王金辉
高三冲刺
高三上学期,各门课都已讲完,下学期就是为高考准备的。备考,各中学都有自己的妙招,最主要是聘请名师“代课”,那是一批专为高考代课的名师。他们都很忙,往往一天要在好几个学校上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陈的化学老师,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踩着上课铃声走上讲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正好讲完内容,也整整齐齐写满两块黑板,依然一身笔挺西装,一尘不染走下讲台。这位姓陈的老师可真是“神人”,拜他所赐,我的化学考了92分的高分。
还有一位英文代课的唐老师,本职是北方交大教师。他给我们上课的内容,主要取材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等于是一边讲英文一边讲时政。果然当年高考题里就有不少与抗美援朝有关的词语,如“志愿军”、“美帝国主义”、“走狗”,乃至李承晚、麦克阿瑟、李奇微这些名字,都没有难倒我。
还有一位物理老师,他一身黑布棉袄棉裤(缅裆裤),操着一口山西方言,活脱一个山西老农。他来代课似乎没有任何准备,只说,我给你们说说近代物理吧。他讲了原子构造、裂变,讲了居里夫人的贡献,以及钱三强、何泽慧的发展,高考果然有考这类题目。
还有一门“政治常识”,这是公立学校的长项,高中就有这课程,由政治老师和校长主讲,内容切合时政,又补充了几篇毛主席著作,考试加分不少。
填报志愿
1952年以前,北京的中学男女分校,我所在的是男五中。高考报名是在中学填写志愿,华北华东和华北东北两片的学校和专业自己选择,当年参加联合招生的华北区有京、津、晋、冀(含平原省),共27校的232个专业(包含二年制专科),其中在北京的就有12所,占了将近一半。共报五个志愿,当年的男校,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有志愿导向。那时抗美援朝结束,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急需大量工程人才,所以报考导向都是工科,别说文科,连理科、医科都不在导向以内。为此专门组织我们去参观北京大学工学院,此校在西直门内原端王府,清末拆去,改建为高等工业学堂,一片灰砖欧式楼房,气派很大。学院中有建筑工程系,我本想学文史,但随行参观到建筑系时,眼前一亮,墙上挂着学生作业,有各式房屋设计图、渲染图、素描水彩画;参观美术教室,看到多种石膏像,原来这名为建筑“工程”的专业,实际有不少人文因素,于是下定决心报此专业。报名表上可填五个志愿,我和几位同学商议,选一般大学冷门专业为四五志愿保底,二三志愿力争,第一志愿下不了决心,决心“赌一把”,报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1952年北大建筑工程系并入,改称为建筑学系)。父母希望我学医,我没兴趣,为满足家长要求,第二志愿报了天津医学院,第三志愿填了一个航海学院,四五志愿都是一般大学的冷门专业。
志愿表填好装入档案,便是录取的依据。接着就去报名,地址在北大二院,原清代四公主府,后来的京师大学堂,五间古式大门内,几张桌子一字排开,因为是统考,所以不要户口本,唯一的凭据是高中毕业证书,验证很仔细,把一张一寸照片对照本人无误,当面贴在准考证上,盖上蓝色骑缝章,交了报名费和试卷费,盖了一个收据章,就算是报名合法了,可以入场考试。准考证上没写考场,是临时派位。这么严肃的准考证居然印有误差,原来印的考试日期是七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而在右下角却又有三行小字,把日期改为了七月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其实廿这个数字用在这里也不规范。这张准考证可称得起中国高考第一“八卦”证,当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备考攻略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一个月备考,要考八门,其中数学包含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立体几何五科。中外史地包含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共四科,共计十五科,显然不可能全部深入复习。我的攻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必保几科,争取几科,放弃几科。化学有底必保,生物、政治常识内容单一,下功夫死背也能得高分。物理有“山西老农”老师补习的近代原子部分估计可以加分。国文自认是我的长项,可以放心得高分。我最头疼的也是学得最差的是数学,我决心放弃三科押两科。我相信“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道理。在最后半个月里,早起从家里拿两个馒头,一头扎进北京图书馆,整整一天我用来死背课本,直到晚上闭馆才回家。考试的不少答案我都是这样背下来的。
两天考试
当年的北京考场集中在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这个学校位于李阁老胡同和府右街转角,校门在李阁老胡同,院里有几座平房大教室。它的前身是清末和民初的邮传部、交通部,临府右街是一座豪华的三层欧式大楼,后来成为铁道学院正门。考生进前门,验证了准考证,核对了照片,留下书本、笔记本,只准带一个文具盒,检查后留仅需的几件文具,绝对不准带纸片。检验完毕发给一个考场座位卡,考生对号入座。这个卡非常重要,因为在座位上已经放好了你的考卷,卷后有密封的名字,判卷后揭开封条,你的名字和座位号必须一致才行。考卷都是密封的,开考后开封答题。每节一小时五十分钟,迟到十分钟即不准入场。
第一节考数学,我心中有“数”。放弃两门,专做两门,估计可得40多分,后来入学查卷得知46分。数学考试是一个“下马威”,考完的当时就有几人放弃了后面几场考试……一个考场大约三四十座位纵行,行间大约1米,防止侧目偷看,场内两名监考老师,室外两名巡查老师。门窗紧闭,正值七月下旬,酷热难当,我所在的考场就有一名女生中暑晕倒,抬出了教室。
第二节考国文,试题前部分为国文常识,有文言文断句、成语填空等,占40分。后部分是作文,占60分,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狂妄地认为,我高中作文每篇都是班里的范文,此作文我必得高分,结果却是审题错误,栽了跟头。这本来应当是一篇抒情的散文,必须真实,事要真,情也要真,例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我自作聪明,写我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因而难忘,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对战争一无所知,听了报告就“难忘”,明显不够真实,瞒不过判卷老师。好在文字本身还算通顺,又加前边的国文常识,勉强得了72分。
化学考试我要感谢代课陈老师押题准确,我得了92分。因为“攻略”发挥作用,我的生物和政治常识考试也得了高分。其他各科也还可以,合计下来估计能有580至600分左右,二三志愿应该不成问题。
张榜录取
七月二十四日考完,一个月后八月十八日发榜录取。当天各大报纸都发专版公布录取名单,同日各校把录取通知书也就是入学报到的凭证,以挂号信寄到考生家中。清华大学的通知书是一个普通的信封,上面竖写,某某君收。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白纸,油印字,“某某君,你已被录取到我校,空处用钢笔填写某学院某系,请于某月某日报到”,下面盖一个校章。这张油印薄纸终于使考生们取得了合法身份,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前途。最隆重的是公开张榜,贴在老北大红楼门外墙上,是一张高约一米、长约七八米的白纸,分上下两栏,竖写学校名,后面是系名和录取人名,每个字大约1.5厘米见方,名字下面又有小字,为考区所在地,如:京、津、沪、杭、宁,女生又加一个女字。古时进士开榜是在“贡院”墙上,现在在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北大红墙上,也算是延续了“文脉”。榜在当天黎明贴好,七点多开放。榜下立刻挤满了人,有考生也有家长,有笑的,有跳的,有哭的,有闹的,乱成一锅粥。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去的,挤到前面,先由第五志愿往前看,五四都没有,估计在三二,但第三志愿也没有,我就开始紧张了;看到第二志愿还没有,彻底失望了;最后咬了牙硬着头皮投向第一志愿,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王世仁(京),赫然有名。营建学系在北京共录取21人,我居然名列第九。我在榜上名字前足足站了五分钟,享受“金榜题名”的快感,然后骑车回家,我唱着歌,快速飙车,“雄赳赳、气昂昂”……在王府井大街上停有一辆汽车,我太得意了也没仔细看路,一头撞到汽车后尾摔了下来……算给我的高考季留下了最后的回忆。
初入“大匠之门”
该报到了。在东华门外大街有清华校车站。校车是美国老道奇,上为银色顶,下为蓝色身,非常醒目。校车按规定路线绕行市区,持报到通知者可免费乘车。车停在二校门的“清华园”牌楼门前,一院(“清华学堂”楼)门前摆了好多桌子,承办入学手续,二十几个系的人挤在一堆,我们这些初来的“土老帽”真不知有什么流程,该怎么走。营建学系是个小系,也不见学长们来引导。幸亏这时来了一位女生,两条长长的辫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对各处流程、房间了如指掌,原来她叫周如枚,是教务长周培源的千金。她考的是土木系,她的男友是梁思成的公子、上一届历史系的梁从诫。梁从诫原来也报营建学系,因分数不够,正谋求转系,可当时的文学院长李广田不批准,据说“别人子弟转学可以考虑补考,唯独你梁思成的儿子不行”,只好作罢。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八宝山为父母扫墓,居然在另一处骨灰龛面上见到周如枚的名字。斯人已矣,当年那个两条长辫子风风火火的少女形象依然在我印象中。
入学报到后,还要经过系主任面谈才能进入“大匠之门”(往届毕业生送给母系的一块石碑上的题字)。当时梁先生不在系里,系务由级别最高的美术老师李宗津代管。李先生是教授,人保养得很好,他手拿一根象牙烟嘴,插一支大前门香烟,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我们的考卷翻看。我就是从他的翻看中瞄到了我的一些考分。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中学有几个考入清华的?我回答只有两人。他看了我一眼,“好吧”,就算正式入门了。
我写的这些,一地鸡毛,其实也是中国高考转型时期一段鲜活的历史。私以为,历史不仅需要高头讲章,更需要这些流光碎影。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王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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