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
文丨袁杰伟
一
清早六点多一起床，就要往新化赶。
每周都要到新化出差两三次，每次早上八点半以前要赶到，每次去几乎都是坐班车。坐车比开车省钱、省累、省风险，又节能减排，车上那一个多小时还可以迷糊迷糊，养精蓄锐。更主要的是我总觉得开车危险，特别是在高速上。每次上高速前，我都要心一揪紧：这一去，能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能不能活着回来?每一次出行都意味着巨大变数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车祸。即使自己百倍小心，也可能会有神经癫子或醉鬼撞上你。只要是遇上了这样的“万一”，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完蛋了。
也许是因为常常坐车，每周出差两三次，也很少去看看住在乡下的今年八十有二了的老娘。
非不孝也，总以为母亲会长命百岁，总觉得两三个月回去看上一次、偶尔给老人点小钱就可以了。
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懈怠。总以为风景是永远的，人的青春、生命也是永远的。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我问司机：你到广场玩过吗?他懵了一下：“我到北京开出租十六年了，天天经过这里，你问我去过没有，这还真没有。”也许，哪天他匆匆忙忙离开北京，想去天安门广场好好看一次，幸许恰巧没有时间。
可不是，古文人笔下的三峡，不是就消失了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岳麓山下求学时，校园里打出一种很吸引眼球的广告：三峡告别游。虽然我们也知道国家在葛洲坝拦河建电站，但我们还以为三峡之景还是会有的，这不过是广告而已。而事实上三峡真的是告别游了，虽说旅游公司是抓住了商机，用了吸引眼球的词语和设计，却并不影响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旅游公司的景观意识，是远远超乎大众水平的，是有前瞻意识的。
我们总以为父母是长命百岁的，哪怕父母垂垂老矣，只要生活能够自理，就有很多的理由不去管不去看，认为老人有老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即使到了父母面前，也只顾说着只有自己兄弟姐妹能懂而父母不能懂的话，似乎父母是不要听话不要交流的。父母偶尔说一句话，就哈哈大笑，认为父母不懂。这样，即使在一起，父母也与你隔得很远。何况很久没有与父母在一起呢?
直到有一天，子欲养却亲不待时，方知悔之已晚。
也许是我突然间这种意识觉醒了，在选择坐车去还是开车去时，我突然想要回家看看老娘。
要回老家，当然要开车才方便。
真是见鬼了，一路的雾，行驶到加速车道时雾更大了。乍一看，真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感。睁大眼睛看着，能见度也就几十米的样子。
平时天气好都是搭车，今天雾大，却偏偏开车!
我这不是找死吗?
我犹豫着要不要开车去，可一路走来，还真找不到可以停车的地方。就这样犹豫着，慢慢地开着，就将车开上了娄新高速。
一过娄底西收费站，我就感觉到像进了“死亡之门”：好大的雾啊，能见度不足三十米，我奇怪高速为什么不封闭，如果封闭了我也就死了开车这条心。这时只能想办法防雾了。什么前后雾灯，我压根就不会开，学车时问过教练，教练说这些玩艺儿平常没用的，就没有学。于是直接打了双闪，慢慢地往前走。既然“上路”了，就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一边走一边胆颤心惊，还暗暗地为无心中涌上心头的“上路”两个字感到心悸。
莫非，我今天真的要“上路”了?
难道老天要惩罚我萌生看老母之心?
我慢慢地开着，有时车速低至四十码。
管不了那么多了，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安全!
好在大概走了二十来分钟，就云开雾散了!真是谢天谢地。
上午办完事，我就直接回到老家。
也许是亲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吧，没想老娘还真出了点状况。
大嫂一见到我就说：妈妈今天起得很晚，你大哥去叫了两次，从窗户口叫，都没见搭白，也没见起床。直到早晨十点多钟才看到母亲爬起来，一脸的憔悴，头也是勾着，根本没有平时的精神。平时是八点多钟就起来了的。
我心一惊，果然有状况呀!
“不长了，有今年没明年!”大哥说。
我的眼泪就要落下来，但强忍着。
大哥从小胆大气魄大，对于生离死别的事，也看得特别豁达，说起这样的话来显得“没肝没肺”。
我不好意思在大哥面前那么小孩子气。
见我沉默，大哥直接跟我商量起母亲的“后事”来，大哥说什么我并没有怎么听明白，但我一一的依着。我说：我常年在外，村里不熟，一切请大哥做主。只求把“事”办好、办热闹。
我的回答，也好像母亲真的“老了”似的。
唉，预凶非礼!我们兄弟这是咋回事?
也许作为自家人，这不能算是“预凶”，儿女是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临时抱佛脚，事情没办好，倒真是对不住老人家的。
人，原来竟是如此容易原谅自己，如此容易为自己不当的言行找到理由。并且还认为非如此不可，还无可辨别地“光荣、正确”。
所以，人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很难啊，哪怕是自己的上司，现在，我就不自觉地在努力为自己辩护。可不是吗?朴瑾惠的父亲当总统的时候，到一下属部长那里去作客吃晚饭。席间不自觉地以总统的身份批评了那个下属，竟遭下属开枪打死!!
这还不够骇人听闻的吗?
心理学上似乎把这种现象称为“激情爆发”。当老师的要注意防止学生的激情爆发。由此可见，教育真不是万能的啊。莫说教育不是万能，判刑、劳动改造也并不能改造一个人。
人到底有没有胸怀接受批评?
人，难道天生就是会原谅自己、为自己找借口的吗?那些公开纳谏的皇帝的美谈，据说都是做假。就连千古一帝的唐太宗和千古良臣魏征的故事，据说也是两人为了盗获千古英名而演的双簧。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点也经不起推敲。
与大哥聊了很久，我问：妈现在哪?大哥说：在楚星家里打牌。
楚星是个近邻，天天家里很多人打牌。
能够打牌?说明大脑还清醒。我顿时心宽了一些。
母亲没事就到楚星家里打牌或看牌的，打的很小，据说是“一二三”，就是一块两块三块。我不打牌，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懂。
“我去喊她回来吧?”大哥说。
我不好意思要大哥去楚星家喊。毕竟是我大哥，我怎么好支使他?但我长期在外的，又不好意思贸然到村人家里去。本想要大哥给楚星打个电话，他主动提出并亲自去喊，当然是再好也不过了。大哥毕竟是大哥啊。
我说好。
大哥上去了一会儿，就把母亲喊回来了。
母亲来到大哥家里，我连忙起身问好。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母亲非常憔悴，头明显地勾着，脸上没有血色，跟十几天前在家里主持唱菩萨时完全不一样。
十几天前，母亲还请“老师”唱了一场菩萨。
唱菩萨是我们那里的风俗，每家每户每年要唱一次，相当于请长辈到家里吃一次饭，给一些礼。这是一种消灾祈福的良好愿望。唱菩萨要人多，要请亲友吃饭，我也被请回了老家。母亲那天容光焕发，很有活力，说话声音宏亮。菩萨唱完了，母亲端着一茶盘米，米上放着数百十元赤裸裸没有包红包的现金，毕恭毕敬地送给唱菩萨的“老师”。“老师”迅速把百元钞揣到兜里，把那几十元的零钞依然放回米上，一样毕恭毕敬地把茶盘还给母亲，并唱了一个揖，说：“祝您老人家老身康健!”这样算是“回礼”，母亲作揖回礼。可见，母亲头脑清醒，对唱菩萨的礼数全都记在心里，一个细节也不差。母亲唱菩萨，是在为全家祈福。还能主持这样的法事，说明自己也还健康。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和高兴。
可是只隔了十多天，母亲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呢?
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平时很少回来，因此母亲对我这次突然的回来感到很意外，坐在木沙发上，问：“怎么啦?”母亲的神情似乎有些紧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老师找来谈话的小学生。
怎么会这样?也许，是母亲感应到了我和大哥在商量她的“后事”?
我说：“没什么，回来看看您，据说你今天起得很晚?”
我说了几遍，母亲终于听清楚了，母亲说：“今天我醒来了，但就是起不不了床。在床上翻了好几次，怎么都起不来，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拉着。”
母亲是真的起不来，需要借助一个东西拉力才能爬起来。
一夜之间，母亲真的老了?!
原来人老起来是这么容易!
一个多月前，我把母亲接到娄底来住时，母亲经常跟我说起：我不会有病的，只会在床上躺五天，就走了。
望着母亲憔悴的脸、勾着的头，莫非这就是人之将“老”的信号?我感到有点不能接受。母亲说过，她算过一个命，可以活动到八十五岁。母亲今年才满八十一周岁，吃八十二岁的饭。如果到八十五，就还有四年，我还可以多几年孝敬孝敬母亲。
我不时地望着母亲，竟感到有些惶然和伤感。
老舍在《我的母亲》里写过，有母亲在，不论多大，你都会有点孩子气。对此我完全相信。父母双全，不论多大你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我觉得我的中年是从失去父亲开始的，父亲去世那一年我三十七岁，三十七岁的我还是有孩子气的，还是觉得自己年轻的。但是父亲一走，我就觉得自己到了中年了。我觉得心中的那座靠山轰然倒塌了!我要作为一个男子汉而不是孩子独自面对世界了!
现在我虽然已是满五十四岁吃五十五岁饭的人，可以说奔六了。但每每事业顺利时，我依然觉得自己年轻，依然有青春得意马蹄疾的感觉，特别是当别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更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点孩子气。这是因为我还有母亲。
望着母亲沧桑的脸，我觉得我身上尽留的一点点孩子气也要消失殆尽，如果那一刻真的来到，我就只有拜黄土地为父母，并且黄土地也在直接地等待着我的归去了。
我不禁有点惶然，与其说是为了母亲，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可能完全失去的“孩子气”，为了黄土地与我赤裸裸地无障碍地面对面。
原来，我竟是如此自私!人都是如此自私的么?
如果母亲真的开始“躺”了，进入生命的倒计时，我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还是会觉得太突然，无法接受。
望着母亲憔悴的脸，泪水再一次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尽量克制着。
大哥端出一盘水果来，我牙痛，一个梨子也吃不完。便什么都不想吃。
母亲自己说：我想吃个梨子。我怎么没想到母亲会想吃?
我真是小时候被父母娇惯坏了，真是自私啊。
可是，我受了两次高等教育，在社会历练了这么多年，怎么能把我自私的性格归结为父母的娇惯?或许，我是感恩或“表扬”父母对我太好?
于是我把梨子削了皮，交给母亲。母亲慢慢地把梨子吃完了。
母亲还能吃完一个梨子!我感到高兴。这不像一个将“老”之人。
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没有当着我的面吃过梨子。我的迷信思想又来了。难道母亲真的要“离子”了吗?我久久地注视着母亲，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坐了大概二十来分钟，母亲看着墙上的挂钟，说：两点多了，你回去不会晚吧?我说：不会。
以前回来，我都是屁股没坐热就走了。母亲知道我忙，也不留我。
今天，我却不想动，想看着母亲发发呆。母亲怕我太晚，催了好几次，我都说没事。母亲最担心的还是我的事，怕耽搁了我的事情，同时总是要我吃水果。
只有娘肚子里有崽，哪个崽肚子里有娘啊!
我说：到上面去吧，我给父亲做个揖去。
大哥的家在马路边，母亲住在父亲在的时候建的老家，前后相距不到五十米。那是父亲在时建的房子，是我们村里最早的一栋红砖房，是大哥娶亲时过的火。
记得大嫂结婚的那天，一队亲人走到了村子里时，瓦还没有完全盖好。村子里的人便热情地搬出长凳，端来热茶，让新娘亲友团先坐一坐，坐了大概半个小时才盖好瓦，新娘子才继续前行。继续走了百把米远，就到了我的家，我的新家。
现在，这个家归母亲一个人住。
父亲是2001年9月11日(农历七月二十四)去世的，这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这一天在太平洋的彼岸，发生了“911事件”。
父亲去世后，每次回家，我都要先向厅屋里父亲的像三鞠躬。告诉父亲我回来了。每次离家，我也要向父亲的像三鞠躬，告诉父亲我出去了。十七年来，一直都是如此。我不敢想像，如果母亲也不在了，我走进这个老家，看到厅屋里两个像，心里会是什么感觉，会不会崩溃，我还敢不敢走进这所老房子。
我真的不知道啊!
每次回来，母亲都把我当作客人一样接待，每次都要买很多土鸡蛋打发我。现在是冬天，土鸡蛋很少，母亲感到很遗憾，说现在鸡蛋也少了，要不买一些给你带到娄底去。说着，把家里仅存的几个鸡蛋拿出来，要我待会带回娄底。我摇摇头，谢绝了。母亲坚持说：你带去，娄底买不到的，我在家里还能买到。我找了个理由，说：我现在一个人在家，没有开伙，不带。母亲这才不再坚持，说一个人到外面吃还好些，难累。
母亲现在也感到做饭菜很累了，知道我工作累，更不主张我自己做饭吃。
母亲知道我很辛苦，多地奔波。母亲把侄女们买的水果、小吃拿出来要我吃，又要我带一坛甜酒到娄底去。说这次蒸的酒很甜，给我和美芝都准备了一坛，美芝的已经带去了。我还是不答应带。以前带过好几次酒，由于我没有工夫吃，都浪费了。
母亲就说要煮甜酒给我吃。我说好。
总要领一点母亲的情啊。
我不是为了喝酒，而是想留下来多陪陪母亲。让八十多岁的母亲煮酒，我想让她活动活动，看看是否恢复到更好的状态。也许，我这压根就是懒惰的托词。是的，一辈子接受母亲的服务习惯了，就是到了母亲八十多岁，我也没有为母亲做什么事。上个月接母亲到娄底，我居然连买菜的时间都没有，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到马路对面的超市去买的菜、水果、蚊香、纸巾等物。我本来一再交待不让母亲过马路，可我自己又没有时间去。看到她居然能够一个人过马路，还能买这么多东西回来，还能够自己做饭，我还是很高兴，我觉得母亲还年轻，莫说八十五，就是九十岁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母亲煮了酒，我吃了一碗，确实很甜，就又吃了一碗。本来不想吃了，母亲又给我添满，我还是吃了。一点也不醉。
我陪母亲烤着火，还有我的侄女丽娟，丽娟的儿子三毛。丽娟突然冒出一句：吃一次是一次了。我瞪大眼睛望着丽娟，这个最孝顺奶奶的长孙，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丽娟知道说得不好，低头不语了。但在我的心里，我也这样想，这样陪母亲烤火的机会，到底还有几次?
餐柜上的闹钟在嘀哒滴达地走着，我坐了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明天我还要去长沙，今天走是必须走的。我也不喜欢开夜车。看看时钟已指向日下午四点半钟，冬天日短，六点不到就天黑了。我终于下定决心，要走了。我向母亲告别，再到厅屋向父亲的像作揖告别。我到下面把汽车掉好头，打开车窗时，母亲已经移动着艰难的双脚，从家里来到了大哥的屋旁，望着我。我挥了挥手，就开着车走了，母亲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远方。
二
两年前，母亲一直住在新化某学校的家属楼一楼，那是我以前买的老房子，两室一厅，位于一楼，楼前有个花坛，花坛有鹅卵石铺的散步道。不远便是球场，球场边有各类健身器材。
这所房子我十多年前就没有住了，住过好几个租客。两年前，我突然想母亲一个人在家里不好玩，就把母亲接到学校来住。母亲居然很乐意。老家属楼里住的大多是学校退休的教师及其家属，人都很热情友好，乐于帮人。母亲很快就习惯了学校的环境，交了很多老伴，经常有人陪着说话、打牌、散步，还有老师经常送自己种的菜给母亲吃。我每次到新化出差，顺便看看母亲。母亲住在学校非常开心，平时基本上住在学校，只在寒暑假时才回老家住。
这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还有三十多年的产权，我想让母亲在这里住一辈子是再好也不过了。我决定不再将房子出租。
可是有谁料到，住了不到两年，就在今年九月份，学校因为建设新校舍，拆掉了这所房子。
“要想富，要当拆迁户”。这所房子当年买的时候花的钱很少，与所获的补偿金额相比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因此很多人都说我有财运，发点毛毛财。有的还要我请客。我只是有苦说不出。拿着那些补偿金，我到哪去给母亲找这么好的住处?
于是母亲又住回了老家。
人老了，话也就多了，记忆力也就不好了。大哥大嫂天天与母亲相处在一起，难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特别是大嫂，婆媳之前难处是个世界难题。尽管大嫂也是很开朗很通人情世故的人。但我想，作为父母投资最多寄予希望最大的儿子，我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
因而在十月份，我又将母亲接到了娄底与我一起居住。
可是将母亲接来的那几天，正好我要出差。
我清早出去的时候，母亲还没有起床。下午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直接去办公室，先到家里看望一下母亲，跟母亲聊一会儿天，再去办公室。下班回家时，母亲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在外面累了一整天?”我笑着说：“没有呀，我中午回了家呀!”母亲瞪大眼睛望着我：“你中午回来了吗?啊耶!我完全不记得了!老了，没用了!”我呵呵地笑着，但我惊讶母亲的记忆力如此之弱了。
有一天我晚上七点多钟才回家，回家时母亲已经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母亲说：“你家里的饮料变质了，我昨天喝了一瓶，感觉到头很晕，就早早睡了!”
“什么饮料?”母亲指着给我看，原来那哪是饮料呀，是听装的啤酒。我家里放着好几箱厅装的啤酒和饮料，我由于忙，没时间喝，而啤酒主要是用来做啤酒鸭或煮龙虾的，因而用得很慢。
母亲怕放久了浪费了，就开了一瓶喝了。
从来不喝酒的母亲竟然一次喝了一瓶啤酒!这怎么能不醉?
“那是酒呀!这才是饮料!”我指着红色瓶子的王老吉给母亲看。
母亲哈哈大笑了：“难怪是酒呀!我怎么觉得有点味道不同，以为是变了质。”
我暗暗地吃了一惊，幸亏没出什么大事。真是有惊无险!
我娄底的家住在七楼，楼层太高，母亲腿脚乏力，便很少出去走动。我又很少时间在家，没人陪母亲说话，母亲一个人一整天在家枯坐，便有一种坐牢般的感觉。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给个钥匙给我，我有时间也到外面走一走。”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早有几年母亲在我家住时，妻子常陪母亲到校园去散步。我刚好只有一片钥匙，第二天清早我去农贸市场买菜时想把钥匙配好，谁知配钥匙的那一块没有一个人开工，估计他们会中午后才来。买菜回家后我就把唯一的一把钥匙交给了母亲。我知道这样有点冒险，因为母亲的听力非常差，一句简单的话，我们要重复大声讲两三遍才能听懂。我给母亲配了一个声音很大的老年手机，母亲能听到手机的铃声。但能不能听清楚电话，完全说不准。顺了风就听清几句，没顺风就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劲。
把那唯一的一片钥匙交给母亲之后，我心里忐忑不安。我打电话母亲会不会听见?我敲门母亲会不会听见?我都没有把握。如果听不见，我再次进门就只能凭运气了。我更怕万一有什么问题，麻烦就大了。但母亲要钥匙，我只能给她。
当天出差回来后，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有几次母亲接了，但接一下又挂了。显然她听不见我讲什么。我只好敲门，却怎么敲也没有反应。我又不能敲得太猛，否则左邻右舍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再说，如果让做贼的有心人掌握了情况，知道只有母亲一个老人家在家，就更是后患无穷。尝试了半个多小时的敲门无效后，我只好到外面开房睡觉。第二天，我又要出差几天。我实在担心极了。只好把短信给妹妹美芝。我的妹夫云秋当天就到娄底来接我妈到他家里去住，他是中午到的娄底。他敲了十几分钟的门，没有反应。此时，我的母亲正坐在沙发上发呆，突然站起身来，想到卧室里去拿个什么东西，到房门口的时候，隐约听到有人敲我家的防盗门。母亲大胆地想：没有这么多坏人的，就把门开了。没想到一开门就看到自己的女婿，真是惊喜异常。
我们家有个规矩，就是陌生人敲门决不开门。但母亲破了这个规矩，以她老人家几十年与人为善的心理推测，她相信敲门的人不一定是坏人，或不可能都是坏人。她是怀着这种向善的心态，才大胆开了门的。母亲相信善和向善，反映在这件小事上，也给我和我们一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假如门一直打不开，会有什么后果?假如我们请开锁王才开锁，会给在家里的母亲造成多大的心里阴影?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母亲向善，相信世人皆善，让我们一家庆幸。
三
跟母亲在一起闲坐的时候，母亲总是有讲不完的话。我知道老人都喜欢找人倾诉，不管母亲讲什么，我都认认真真地听着，母亲讲的要停下来的时候，我就插几句问话，于是母亲又讲得很久了。有一天晚上竟然讲到十点多钟，还谈兴很酣。母亲若是一个人在家时，六七点多钟就睡了。母亲有时感叹说：一天好长啊。而那天，我说有十点多钟了，母亲大惊：今天怎么时间过得这样快?
母亲喜欢讲村里人的事，村里人的幸与不幸，村里哪些老人最长寿，哪些人在外面赚了钱，哪些老人走了，哪些人经常帮忙送菜给她吃，当然也免不了讲些村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的事……母亲讲的那些名字我熟悉又陌生，经过母亲反复地讲，我觉得与村里的距离贴近了，我觉得我还是棠里村的一员，是棠里村的儿子。
母亲讲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往事，说现在有时做梦还在读书考学校，却怎么就八十多岁的人了。从母亲很感兴、不系统的讲述里，我知道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家史。
母亲的爷爷是前清秀才，新化县有名的私塾老师。母亲说：我爷爷比你外公要强很多，那是非常有名的。我外公也是秀才出身，当了一辈子教师。母亲家住新化县老县城县墙外的城关镇(现改为上梅镇)北塔村(当时称“大队”)，虽也带个村字，却属于菜农。在资水河畔长大。北塔又称“宝塔”，建于清朝，是新化八景之一。母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读了初小读高小。当时的女孩子能够高小毕业的很少，母亲还想继续升学，但外公没能让她如愿。十七岁时，母亲便嫁给了年近三十的我的父亲。其时我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到了邵阳地区公安处工作，父母结婚后最初几年，母亲便依然住在娘家。我的大姨父是生产队长，我母亲当出纳。母亲很关心贫苦的人，在吃集体食堂的那些日子，看到那些因出工迟到挨罚的人，母亲总是不执行大队的命令，从不克扣他们的食物，总是违背原则和悦地把足额的食物发给他们。因而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母亲是好人。
母亲将户口转到科头父亲的老家是因为一件非常偶然的事。
当时大队要批斗一个叫周满弟的妇女，几个人发言之后，最后那个妇女可能要挨一顿打。母亲便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走上台，先是“义正言辞”的对那妇女批斗了一番，然后借着批判的名义，几掌就把妇女推下了台。批斗对象下去了，批斗会也就不了了之。那妇女受到了保护，对母亲感激不尽，前几年在县城我姨妈那里碰到，都一起聊了很久。但母亲担心自己这样的行为也会受到批斗，想到我的父亲即将转业回农村，迟早要转户口，母亲就提前将户口迁到了乡下我后来的老家。转户口的时候，母亲眼泪四点地流。从城里转到乡下，多少还是心有不舍啊。
父亲转业到地方后当了大队长，母亲因能写会算当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村里的负责人兼生产队会计。到了七十年代，作为大队长的父亲先是带人修湘黔铁路。不久，农村兴修各种大型水利设施，一修就是县里统一调配。父亲又带队修建车田江水库。这时，十四五岁的大哥已是非常能干，母亲就异想天开，在家里搞“资本主义”，把大量的红薯磨成粉，加工成粉条到市场上去卖。大哥成了主要劳动力。这样一来，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大为改善。我看很多作家夸张地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不然，这种小农经济在当时还是允许的。因而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生活也是比较幸福的，当别人都吃红薯饭时，我家吃的却是吃白米饭，很是受人羡慕。七十年代末，我们家建起了第一栋红砖房，大哥在二十岁时就成家立业。母亲总是尽己所能地周济穷人，与人为善，因而好几次疾病都逢凶化吉。
我只有一点对母亲不满，可能是母亲能力太强了，在家里喜欢与父亲抬扛，毫不让步，很多次搞得父亲脾气大发。我是最敬爱我的父亲的，因而对母亲心生不满。我曾经对父亲说：等我工作之后，要把你接受城里去住。母亲也听出来了，我是接“你”，而不是接“你们”，也就是没有包括母亲。对我这个“大孩子”当面讲出的不孝之言，母亲并没有计较。事实上，我半辈子穷困潦倒，父亲在世时也没能在城里买房，把父亲接到城里来住的诺言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恨。父亲离世之后，我很自然地将对父亲的爱转移给了母亲。我愿母亲能够长命百岁，能够看到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与我们一家共享幸福的生活。我感到最为惭愧的是，35岁那一年，我还是穷困潦倒，那年夏天我开始真正谈恋爱，想要订婚，却拿不出钱来。父亲常常唉声叹气，说村里那么多打工的，有的初中还没有毕业，都轻轻松松地带了漂漂亮亮的老婆回来，我这个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却找不到对象。父子俩为此事叹气的时候，我也是无地自容，无话可说。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对象，只要是跟女孩子单独相处在一起我就会感到手足无措，局促不安。我真是读书读傻了。大学毕业连考七年研都没有考上。35岁已经算是人到中年，父亲也急，说再过几年你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也不知何是好。以前看到年轻的女孩子觉得至少是可以去追的对象，而彼时看到年轻漂亮的姑娘感觉到是自己的下一辈，自己已是叔叔级了。我像年过四十的辜鸿铭一样感觉到一种，有一种此生能否结婚的焦虑不安。
就在此时，比我少一轮多的一个漂亮女孩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跟我谈上了，只是家里提出要求按老传统订个婚。这个要求并不过份，可是，此时的我还是四老爷光身子，拿不出钱来。我只好打电话向家里要，问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年过六旬的老母亲索要。我这个当年考上大学被认为最有出息的儿子，却成为让人呕血的最没有用的男子，完全是一个废物。我有时想，到了三十五岁还不能自己出钱娶亲的男人，真不如死了算了。可我又不想让父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于是还是打了这个呕血的电话。母亲当时还负责村里的信用站，估计还能想出一点办法来。接到电话后，母亲一个人在炎热的秋天，步行翻过三座山，走了十几里路，去到乡政府的信用社，硬是给我借了一万二千元。然后同样冒着炎热翻山超岭，走山路回家。
我能够想像出母亲当时的艰辛，那样的秋老虎天气，我只要到户外站几分钟，都会出一身汗。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是怎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才帮我把这一万二千元借到手。没有母亲借的这笔钱，在岳父的坚持下，也许我现在还是老光棍一条。后来我生小孩，母亲来到娄底跟我们一起住，做家务，不管什么活，能够自己做到的决不叫我们做，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完全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免费老仆人。
四
对于自己的“后事”，母亲有着清醒而达观的态度。她经常对我们说：我不探“死人味”的，道场顶多做二旦三夕，不要做太久了，你们都五六十岁一个了，莫把你们累了。我活着有吃有穿，就很满足了。
母亲还很自信地说，八字先生说过，我去世不会生病不会痛的，只在床上躺五天，就走了。
母亲从来不要我们买东西回去，说有钱自己会买。我们四兄妹，还有孙辈们都会不时给些钱给她老人家。但她真正用的很少，身上有了比较多的钱，都存在后辈手里。在农村，子女为了办父母的丧事，因经济而扯皮的事偶尔发生，母亲虽知我们几兄弟风格高，但还是注意积攒钱财。平时省吃俭用，这些年来，母亲积攒了七万多块钱。母亲常对我说：“你们用这些钱办我的后事就差不多了，不够的就你出了，不要跟你的两个哥哥计较。”我不知是点头好还是摇头好。点头，觉得不妥，觉得儿子在跟母亲商量母亲的“后事”太无礼了。摇头，更觉得不当，好像我不愿意兜那个底。我便说：“您现在还健康得很，真到了那一天，我会全部负责的。”母亲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那天我回家看望了八十二岁的母亲之后，回到娄底，我总是心有不安。看母亲那样的状态，母亲可能真的会像哥哥说的那样“有今年没明年”了。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大哥的电话，看是否有什么情况。但一上午大哥没有来电。下午我便打了电话过去，询问大哥母亲的状况。大哥说还好，没什么问题，好像比昨天好多了。我的心便安了许多。过了几天，我又回去看望母亲，感觉到母亲的气色好多了。看来，那一天是偶然情况。母亲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听力不太好。俗话说聋子长寿，也许母亲会是一个长寿老人。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几个月才回去一次了。我规定自己每个星期至少要回去看望一次母亲，有母亲在的时光，要尽量多地与母亲共渡亲子时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鼓励年轻人要努力奋斗的句子。但我想把这句话改动一下：“莫等闲，子欲孝而亲不待，空悲切”。年轻人陪亲人共渡与努力奋斗，我认为是同等重要的事。但更多的人把个人奋斗看得极为重要，而把与亲人共渡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直到欲孝之际亲不再待，才觉得赢了整个世界也全无意义。
(袁杰伟，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娄底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袁枚传》、《袁杰伟自选集》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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