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考试制，利用新发选新人，袁世凯根本上确立了新的制度1905年后，清末新政发展到最为关键和实质的阶段。这一阶段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废除了科举制，一是预备实行立宪政体。这两项改革的领导人和中心人物便是袁世凯。本章先述科举被废的史实，以见袁世凯从中的作为。这两项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废科举、育新人是实行宪政新体制的条件和基础，只有废除科举，用新教育制度普及科学文化诸方面的知识，民智才能被开启，国民素质才能提高，造就文明的全体国民。国民有了普遍较高的文化，有国家观念，有政治党悟，才是民主宪政最为基础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只是国家上层在活动，不管是总统制、内阁制，即使移来个最好的制度，全体国民顽冥无知，既不能负起国民之责，更不关心国家政治，归根结底还是个实质的专制政体。
这个事实已被历史所证实、为大家所认知了。因此，提高国民的素质是实现国家先进政体的关键。其实，科举制度也是几经历史抉择而出现的制度，制度实行之始较过去的选人制度要优越。“学而优则仕”，国家选拔人才通过科举选出了优等的，自然没有什么不好。无论贫富，只要学优都能通过平等考试竞争进入仕途。然后，到明清之后，科举的优越性逐渐消失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说明白就得写一大本书。概而言之，明代变迁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兴起，包括政治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我国的科举制仍局限于四书五经的教育和考试，这些学习、考试内容已愈加不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反对火车和轮船？反对政治上的改制？就因为他们学的全是几千年前的经书知识，他们不懂、不适应，自然就不能接受了。再是，科举制度本身在老化、腐败。数百年代代相习，考试时出现了极不平等的竞争。
通关节、走后门成风，知识分子群体间出现了门派，已入仕途者阅卷，就有了门派之见，先入为主。考生们也就先去走门路、找座师，无门无径者被屡屡排挤。更何况以地位、金钱先通关节，就更无贫寒知识分子的道路可走了。科举的腐败，为士林周知。但真正遭到根本性的否定是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人以坚船利炮进攻中国，中国的武人力气再大也不能适应了。而当打起大仗来，还得文人领兵，但中国的文人，如当时的林则徐等，也全都不通世界之情势。他打了几次大败仗之后，方知“开眼看世界”，同魏源、龚自珍等，形成经世致用派，反对科举制度，要求“更法”、“改制”，不拘一格取有用之才。继林魏之后的是曾、李、左、张等洋务派，其中李鸿章是领袖人物，李鸿章等都是青年取得甲科入仕的头角人物。但外敌入侵，西方文化入中国，“西学东渐”的大势迫着他们搞了洋务运动。
那时，以军功、洋务进身为督抚封疆者大有人在，但只要有条件时，国家仍进行科举考试仍把科甲正途出身的放在首位。甚至，曾、李等人搞了洋务，时人仍以他们是科甲优榜出身相号召，对他们的洋务事却冷眼相看。李鸿章曾多次上奏，要求变通科举，提出“科目即使不可以马上改变，时文即使不能够立即废除，而小楷、试帖又太过于虚饰无用，决非培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建议“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其实，李鸿章已经保举了不少洋务人员取得了官位，但他仍不满足，是想在制度上改变科举，以实学代替时文，以逐步达到教育和考试的改革。但是，却遭到了普遍的反对而告失败。那是同治末年的事当时连恭亲王奕要办个外国语学校，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还弄得鸡飞狗跳朝野反对，给奕安上了个“鬼子六”的雅号。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下发了废除八股的政令，但未待实施已宣告失败。八国联军战争后，慈禧变法之初，对旧学就涉及了改革于1901年秋宣布，明年开始八股考试变为策论，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实行的是戊戌变法的内容，因为戊戌变法未提出废科举的问题。袁世凯的直隶新政中，发表《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有学堂毕业合格者，给贡生、举人、进士的名义。这是科举考试向学校教育过渡的形式，当时人们仍重视“正途”，学校毕业给正途出身，对袁世凯的办新学推动极大。1903年4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正途名额逐步减少，慢慢不给名额，人们只有走学校教育一途。这个联衔奏本被采纳，朝廷发表《学堂章程》，规定自丙午年（1906年）开始，把科考录取名额减少，而增加学堂考试录取名额，等到各省学堂办理齐备了，毕业录用的制度建起了，再完全停止科举。
但是按当时说的名额“递减”，大约要八九年后才能减完，科举制度才能完全停废。这个办法公布后，对学校教育仍起到很大阻碍作用，既然仍有科举考试存在人们仍把它当作最重要的，把学校教育仍当成陪衬和可有可无。袁世凯看到缝缝补补是不行了，只能是痛下杀手，彻底根除。于是，他拉上盛京将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于1905年8月30日，以五重臣联衔上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以“科举之阻碍学堂，妨害人才”立论，认为“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具砥砺实修之志”。
为此，替立停科举上奏了五条内容。这五条内容以兴新学为目的，同时解决科举向新学过渡的具体问题。从而打消了朝野内外及那些科考多年未中者的后顾之忧，得到了批准。联衔上奏两天后，上谕“著即自丙午（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这次停废科举，连彻底否定袁世凯者，也认为是他的成功之处。其成功在于没有冲突，没有对抗和流血，就达到了科举到新学平稳过渡。不像康有为那样急于求成，仅提一个停止八股考试即遭到顽强抗拒。这样一个延续上千年、牵涉千百万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同时关于国家政府用人的制度，在以袁世凯为首的设计下，根本改变了方法、确立了新的制度。
